章士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一生不仅横跨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而且“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大事，都与章士钊的名字相连。

据章的侄儿章伟如回忆，章的祖屋在长沙东乡和佳冲，人称和佳山庄。据文史专家陈先枢介绍，章士钊故居“建于清末，为三合院式农家院落，为中一排堂屋和卧室，泥砖青瓦，两厢为土砖茅顶杂屋，中有庭院，屋外筑低矮黄土围墙，绕墙栽满翠竹。”记者从长沙“世界之窗”寻至洪山庙大桥，再由北转南找到马栏山社区，在社区主任和张姓大嫂的指引下，于一个部队营地围墙外才找到了章士钊故居所在地。屋后茂密的森林还在，屋基已是一块平整的土地。

故居虽然不在，但章士钊从这里走向全国的足音依然。

“孙中山”的发明者

章由本土到了东洋。在日本，他重要收获之一是“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这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化名。章士钊决定为领袖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于是“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得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孙中山本名“文”。这本书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如此，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孙文的形象怎么能得到树立?

当时，孙文自己也觉得这于革命事业有不利之处，于是1886年前后将名字改为粤语近音词“逸仙”。

孙文一度住在同情革命的湖北籍旅日华侨王佩叔家，为避反动势力的迫害，化名“中山樵”——一个日本名字，以后孙文离开王家仍以此化名与王家书信往来。一次章士钊在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章士钊很是高兴，觉得这正是为孙文正名、宣传革命领袖的大好机会，于是将这书编译为中文版的《大革命家孙逸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孙文“正名”。章的“贸贸然”歪打正着，让孙文有了“孙中山”这样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名字。这本书出版前，人们对“孙逸仙”这个名字“知者甚渺”，出版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

该书出版后，“孙文”也罢、“孙汶”也罢，就是“孙逸仙”也罢，那些姓名逐渐被世人淡忘，因为有了“孙中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赞同了。

《苏报》案的要角

章士钊的足音在上海响得激越。在这里，他成为“《苏报》案”的要角。

1903年到上海后，22岁的章士钊被《苏报》负责人陈范聘为《苏报》主笔。章士钊一就任，就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苏报》一改革，就发表了章太炎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章士钊因此结识了革命党人章太炎、张继、邹容。他们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苏报》上连续登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反清文章。章士钊还写了《释仇满》、《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等颇富战斗性的政论文章。章太炎的文章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些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人无不为之震动，《苏报》也声名鹊起”。清廷恼羞成怒，认为这是“诋毁圣上”，“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并查封了《苏报》。

然而，在拘捕名单上却没有主笔章士钊的名字。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章士钊在陆师学堂的老师，对章士钊刻意保护。章“事先得到消息”而出逃，躲过这场劫难。章日后自己也说：“……先生阳怒而阴佐之，其情不为世人所知。”

新中国建立后，1958年3月，毛泽东给参加成都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特地发了一本他亲自编写的书，书名为《苏报案》。毛泽东还说到了章士钊，说这位老先生是自己的同乡，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

不参加同盟会的革命者

章士钊足音频率在辛亥前后合着时代的节奏。

早在1903年4月，国内发生拒俄运动，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时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的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30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成立工作。

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流产。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陈天华、章士钊、张继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40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东渡日本。1905年，章士钊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是由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而成的，章士钊作为老华兴会员本应是当然的会员，可他“坚不入盟”，后来也不加入其他政党。

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他身心却在革命阵营中。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应孙中山、黄兴等邀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时，章任讨袁军的秘书长。1914年5月，他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后，章士钊回国投身反袁的护国运动。

“南陈北李”见面的牵线人

做“南陈北李”见面的牵线人，是章士钊足音中最悦耳的一声。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原来，章士钊和陈独秀不仅是老朋友，更是学问上的惺惺相惜者，还是中国现代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南陈北李”相识的穿针引线人。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离沪去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一天，章士钊从来稿中收到了一篇论文，读后非常惊喜，认为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来稿署名“李守常”，也就是日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章士钊此时不认识李大钊，他的朋友们也不认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约李见面。第二天，李大钊果然来访，也就同时与在这里的陈独秀相识。6年后，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1年春以后，章士钊在欧洲考察政治。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章士钊四处奔走营救。

毛泽东为他消除“3·18”惨案恶名

章士钊总是寻求光明，可多变的环境让他多次跌跤。

前者，让他与毛泽东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很早就与共产党其他高层领导保持密切的交往;后者，让他在寻觅的路上磕磕绊绊，甚至失足服务过北洋集团。

1963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和自己的英文老师章含之闲谈时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章含之之父)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毛泽东还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在1920年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这笔钱后来一部分用于资助一些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做革命经费了。

最后，毛泽东让章含之转告她父亲说：“从今年春节开始，我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十年还完。”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钱，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都要送上两千元。毛泽东还向章含之解释了自己的苦心：“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他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两人在见面时，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9年9月，参加“和谈”的章士钊留在北京，并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平生得罪人很多的章士钊日子并不好过。人们引用鲁迅的话，说章是“3·18”惨案的刽子手。确实，章士钊在北洋集团那里做过高官，他的“毁党造党说”主张当时很合“段(祺瑞)执政”的心意，因此被段坚邀北上，出任司法总长。1925年4月，段再派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1926年，段被国民军驱逐下台后，章也出走天津。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但毛泽东了解章，也知道事情真相。其实当年“3·18”惨案发生时，章士钊正在天津，且早在3个月前已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转而担任执政府秘书长。惨案发生后《世界晚报》登载消息称章为主谋，实乃误传。不过毛泽东为章澄清事实也费了一番苦心，他特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七八位高层领导人在他家中做客用餐，席间，请章士钊说明他与“3·18”惨案的关系、与鲁迅的关系。章讲过后，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转告鲁迅夫人许广平。从此，章士钊顺利多了，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后来，还出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出入有车”了。

身负重任的秘密使者

晚年，他的脚步坚定，足音响亮。1973年，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寻找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并且特别为他配备了医生、护士、秘书及警卫。

由于体弱多病，难以承受繁重的统战工作，章抵港不久即病卧在床，于1973年7月1日凌晨病逝于寓所。

章士钊逝世后，中央特别委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到港主持公祭仪式。

7月12日，中央为章士钊举行追悼大会。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出席大会，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

章士钊一生的曲折，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曲折及环境复杂的反映。毛泽东了解他，理解他，给他作了“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的中肯评价。

作者：文热心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