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甘建华

（国家4A级景区衡阳石鼓书院 孙慧玲 摄）

衡阳软实力的象征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蒸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同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回澜渟渊，远障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湘第一胜地也”(元黄清老《石鼓学田记》)。

建于衡阳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诸多史料显示，创建于公元九世纪初的石鼓书院，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也是清代以前我国南方的一个文化学术中心。在北宋全国四大书院中，石鼓书院实际上又是首屈一指的。从历史渊源看，它比创建于五代南唐昇元年间(937-942)的白鹿洞书院早120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早160多年(一说始于唐末五代约958年的僧人办学);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的睢阳书院早200年。但白鹿洞、岳麓在唐代都没有冠上书院名称，后来所称书院都是在睢阳获得宋真宗赐额之后。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元陈淞年《石鼓书院》)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衡阳高等小学堂，延续1200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著名书院学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洪波称：“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阅读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就可以追寻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就可以破译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码”(《湖湘文库·石鼓书院志·前言》) 。

“考诸郡志，书院之建，创之者李宽，后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谓一乡之善士，非耶?”(明周诏《石鼓书院志·序》)。

唐代元和初(806-810)，巩昌(今甘肃陇西)处士李宽(一作李宽中)，因为读了韩愈永贞元年(805)《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慕名来到三千里外的衡州，“爱石鼓山拔起蒸湘二水之间，明爽秀丽，结屋山阳，以为读书之所”(明万历《石鼓志》)。诗人吕温元和五年(810)自道州徙衡州，翌年卒于刺史任所，期间有诗《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题所指就是最初的石鼓书院，后“岁久圮废”(明万历《石鼓志》)。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郡人李士真爰宽故事，请于郡守，即故址创书院，居衡之学者。自时厥后，书院乃为公所”(清光绪《石鼓志》)。景祐二年(1035)，集贤校理刘沆出知衡州，请于朝赐，仁宗赵祯钦赐“石鼓书院”匾额及5顷学田，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庆历二年(1042)三月，朝廷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关于石鼓书院赐额，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说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与朱熹《石鼓书院记》所载“至国初，尝赐敕额”相合。而明嘉靖、万历《石鼓志》又说是在景祐二年，历代《衡州府志》也如是说。清代乾隆《清泉县志》载：“或者太宗、仁宗两朝颁额，亦未可知。”同治《衡阳县志》卷七载：“李士真者，盖宽族人也。当宋至道中(995-997)，会儒士讲学石鼓，开建学舍，朝廷嘉其意，赐额称书院。”邓洪波、刘文莉辑校光绪《石鼓志》时，建议“当以《文献通考》为正”，此言不无道理。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宋陶岳《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在能够查找到名姓的有40余位。

衡阳是蓝墨水的上游，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唐昌黎韩公、宋南轩张公辈讲道论艺过化存神之所”(清崔鸣鷟《重修石鼓书院碑记》)，是濂溪周子“阐扬圣道开发端绪”(清习寯《衡阳县学爱莲亭记》)之所，是历代理学大师朱熹、湛若水、邹守益、王敬所等人的云集嘉会之所。“最为一郡佳处”(南宋朱熹《石鼓书院记》)的石鼓书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为衡阳软实力的象征，成为中国古代人文历史一道独特的风景。

南宋时期凤凰涅槃

北宋后期，大办官学，扼制私学，书院发展遭遇第一次重创，许多书院或弃或废，石鼓书院也在劫难逃，“遂废而不复修矣”(朱熹《石鼓书院记》)。宋室南渡，偏安一隅，无暇他顾，理学名儒洞悉官学弊端，大力复兴书院，石鼓书院因此凤凰涅槃。

淳煕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就原址建屋数间，重新悬挂“石鼓书院”旧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但书院重建尚未完成，潘畴便离任而去。湖南提刑宋若水在其基础上扩建书院规模，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嗣后请大儒朱熹为书院作记。朱熹慨然允诺，写下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倡导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劝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有志“为己之学”，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翻阅石鼓各志，北宋山长惟见陈胄，南宋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林畊、李访。

陈胄，字圣予，先祖淮南人，后迁居衡州，“困于党籍，未尝仕”。神宗熙宁中(1068-1077)，郡守王中和聘为石鼓书院山长。他曾与湖南安抚使刘珙(谥忠肃)的两个儿子同游南岳，马上唱酬，集为三卷。理学名家周必大称其“以长篇继之，词翰俱美，士大夫所当宝藏，况其曾、玄乎”(《跋三游诗》)。

戴溪，字肖望，或作少望，号岷隐，学者称岷隐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孝宗淳熙五年(1178)，省试第一，后成进士，监潭州南岳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出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答问》三卷，“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后采入清代《四库全书》。纪晓岚在提要中说：“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然而，“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于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淳熙十五年，吏部侍郎叶适上书右相周必大，推荐名贤34人，戴溪名列其中，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

程洵，字允夫，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他是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曾题斋名“道问学”，朱子改为“尊德性斋”。淳熙十一年(1184)，出任衡阳县主簿，十四年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衡州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

林畊，字耕叟，三山侯官(今福州)人。淳祐七年(1247)，以州学教授兼山长。“三年之间，补葺经创，石鼓书院轮奂鼎新，书版旧帙缺者复全”。期间，承继父志，刊大字本《尚书全解》四十卷，“庶有补于后学”(清光绪《石鼓志》)。

南宋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燹，“独朱子记岿然特存”。景定元年(1260)，荆湖南路刑狱使俞琰前来视察石鼓书院，抚穹石而叹曰：“斯文之未丧，宁非天哉!扫地更新，岂不在我?”他让幕属赵崇垟与山长李访，“度旧址，受成模，斥钱粟以召工役”。几个月之后，“燕居之祠，会讲之堂，肄习之斋，廪厨门榭，靡不饬然”。他还“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清光绪《石鼓志》)。

朱熹高弟、快婿黄幹提举湖南学政时，曾向朝廷请示，以公帑购买茶陵哀鹄乡(时属衡州府管辖)被官府籍没的350亩土地，作为石鼓书院的学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发展基金)。进入元代，石鼓学田仍为朝廷所认可。但到了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茶陵升州后，风云突变，灵岩寺豪僧公然将学田强占，经广信邓大任、番阳王复、庐陵康庄、新安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的争讼，才得归还。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湖南道宣慰司副使李处巽曾写有《石鼓书院示诸生》，可为一证。诗末云：“方今海上四书院，鹿洞嵩睢并岳麓。若论地秀多贤才，石鼓山明江水绿。”历任石鼓书院山长除了前述邓、王、康、程四人，尚有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详细资料。

（ 北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赵祯钦赐“石鼓书院”匾额，使之与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明代嘉靖年间诸儒过化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重整汉家河山，民间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孰不知，朱皇帝是个大独裁者，玩弄“文字狱”的歹毒和伎俩，远甚于元代蒙古及后来的爱新觉罗氏。文人士子只能按其划定的圈圈说话行事，稍越雷池丁点，即祭起《大明律》——杖毙!明初官学尚且如履薄冰，书院自然难以安生，这是书院遭遇的第二次大劫。直到100多年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上意才有所松动，书院开始慢慢复兴。

尽管朱皇帝对读书人极不放心，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但明代的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元末兵燹后，自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低调地运行在南国“著名穹壤”(明廖汝恒《蔡白石先生讲院记》语)。到了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明代书院终于迎来了兴盛时期。

明代见诸石鼓各志、身份确凿无疑的山长叫叶钊。叶钊，字时勉，号丰川，豫章丰城(今江西丰城市)人，弘治十五年壬戌科(1502)进士，“以陈言得罪归，游衡湘，讲学石鼓”(清饶佺《重修石鼓书院记》)。自正德四年(1509)至六年，叶钊“为之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性命之旨，剖析疑义，阐发幽微，听者亹亹”。他著有《人铭根本》《子思孟子之论》，讲授的课程有《西铭说》《格物致知说》《遗书辨》《服制辨疑》《太极图说》《学则》《黄钟说》《五经义》，“探赜钩深，廓前贤未发之奥”(明徐南金《叶丰川从祀石鼓书院碑文》)。大太监刘瑾伏诛后，吏部推荐叶钊为北礼部仪制司员外郎，诏命到达衡州时，“先生卒已七日矣，闻者为之悼痛”。嘉靖二十四年(1545)，门人祝詠、王珣、欧阳迁等不忘师恩，率石鼓诸生呈请提学副使孙继鲁、知府何彦，允准将其从祀于朱熹、张栻、黄幹之侧。

据石鼓各志载，嘉靖年间，著名理学家湛若水数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并“与督学应公会讲”。邹守益亦“至书院，和昌黎韵，会诸生讲论旬日，学有本源，闻者诚服”，被诸生尊为“山斗”。甘公亮“与东廓游至书院，和昌黎韵，同讲旬日”。蒋信“游南岳，至书院会讲，著有讲议，士论与之”。赵贞吉“过衡，会白石蔡公、万渠潘公，讲学石鼓，诸生多所启发”。茅坤“按节南粤，道由衡阳，以家属寄郡守蔡子木，因同赵大洲、王敬所讲学石鼓书院”。王敬所“由比部迁广西提学，过衡，登石鼓，访朱晦庵、张南轩讲学故址，夙志欲卜居于此”，“与诸生王大韶、廖汝恒、欧希稷、杨三聘辈讲明朱张之学，大有禆益”。周怡“过衡，访二守袁南江，游石鼓唱和，与诸生曾乔、朱炳如、王大韶辈，议论辨难，终日不辍”。李谓“与建昌罗近溪同讲学石鼓。久之，复自衡游九嶷，访濂溪故里，诸生多从游者”。此种游学讲论盛况，真可谓“山阴道上，络绎不绝”。

这些在石鼓书院留下闪光足迹的理学名家，与一位名叫蔡汝楠的衡州知府有很大的关系。蔡汝楠(1516-1565)，字子木，号白石，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人。8岁随父在湛若水门下听讲，居然心有所悟。18岁成进士，33岁(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出任衡州知府，“长育人才，纲纪世道，倡绝学以正人心，崇教化而厚风俗”。他既为一府之尊，也为一院之长。“政暇，课诸生于石鼓书院。颜东西两斋‘主静’‘定性’，条为规约，要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命诸士日以此相考质。”“诸士列侍环听，少间钟罄铿如，声洋洋衡湘石鼓之上，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著有《衡湘问辨》《石鼓问答二十六篇》《说经札记》《义训九篇》《太极问答》等，书中皆称“衡湘”。四年后，蔡汝楠擢升四川宪副，衡郡父老子弟思慕他的恩德，在城南买地建立衡湘书院(又称白石讲院)，前为“教思堂”，后“奉先生像祀之”(以上两节引文均据《蔡白石先生讲院记》)。

蔡汝楠的得意门生王大韶，乡试高中，后以孝廉荐举制科，授江西建昌府推官，有廉声善政，迁直隶凤阳府、泗州知府，官至御史。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致仕后主讲石鼓书院。万历七年(1579)，湖南提学副使黄希宪督学石鼓书院，因见“旧志散逸朽漫，几不可读”，“惧其久而无征”，要求地方重修院志。王大韶受命，“搜遗缉残，校雠编辑，越三阅月而告成”，史称万历《石鼓志》。知府熊炜看后，大加赞赏，称其“较之旧志大有不侔焉者矣”。其最大的优点，当属增加寓贤、名宦之教言，反映阳明学者讲学情况。此志因“刷久板模”，至万历十七年，衡州知府李安仁复托大韶重新修订，“删繁举要”，以《重修石鼓书院志》之名再予刊印。志分上下二卷，上卷分地理、室宇、人物、述教四志，人物志又分乡贤、寓贤、名宦三目，下卷为词翰志，其下亦分诗、记、后序三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著录，称其“采据较诏志(明嘉靖《石鼓志》)为详”。

嘉靖以后，朝廷又有四次封闭全国书院的劫数，所幸，“明季毁天下书院，而此独存”(《衡州今古》)。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民”，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其它“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再毁于兵燹。

（ 清代乾隆年间石鼓书院主讲甘学耀(1710-1791)。本文作者甘建华系其八世裔孙。　李清白绘）

清季有功于石鼓的山长

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及郴、靖二州)巡抚袁廓宇“疏请重建，知县余天溥主其工”，石鼓书院成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康熙七年(1668)，衡州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鷟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石鼓书院屡有修建，规模日广，“曰塗曰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 (清光绪《石鼓志》)。

康熙四十九年(1710)，时七贤祠为僧侣所占，湖南巡抚赵申乔来衡视察，“逐僧出佛像”，委衡阳县训导吴炯迁居书院，代行山长职权，督导师生课业，并“查各项租税钱谷数目，经资师生膳脩”(清光绪《石鼓志》)。11年后，吴炯写下《别石鼓书院二首》，内有句云：“骊歌愧受群生饯，十一年来鬓早霜。”“今朝短棹归帆速，何日重来话旧游。”

有清一代，留名山长较多，分客籍、本籍两类。寓居衡州的山长，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有的甚至还点了翰林。阳晼，字乾一，一字幕六，祁阳进士，乾隆初任衡州府教授，主讲石鼓书院。陈士雅，字莓田，长沙进士，乾隆末任石鼓书院山长。张学尹，字子任，号少衡，湘阴进士，现代大画家衡山陈少梅外祖父，曾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代理兴化府同知，后为忌者所诬，挂冠归里。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咸丰初(1851)，主讲石鼓书院，以经术造士，从学者众，成才者众。蒋琦麟，号申甫，广西全州翰林，曾任顺天府尹，同治初告归，主讲石鼓书院，以论文讲艺为乐，率诸生步韩诗(《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原韵，作者数十人。邹焌杰，号云阶，浏阳翰林，官监察御史，同治八年(1869)主讲石鼓书院。最有名声者余廷灿，字卿雯，号存吾，长沙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充三通馆纂修，以母老告养归。嘉庆中掌教石鼓书院，整饬院规，焕然一新。衡州协兵弁居然到书院牧马，余廷灿命人将马尾剪掉，兵弁回去告诉副将。副将大怒，唆使部下大吵大闹，准备给这些文弱书生一点颜色看看。余廷灿一状告到道府，道府见翰林大人生气了，赶忙从中调停，责罚副将赔礼道歉，余廷灿这才罢休。从此以后，兵弁知道书院惹不起，都不敢再来骚扰了。

本籍的山长，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清泉县江霞滩(今衡阳市石鼓区西湖公园一带)人何泰，乾隆十年乙丑科(1745)会试中明通榜进士，曾在云南、湖南两地任知县多年，敕授文林郎，诰授中宪大夫、花翎三品衔。博通典籍，工于词翰，为人清廉浑厚，致仕时清风两袖。衡山县人罗廷彦，号湘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1790)进士，选庶吉士，即以年老致仕归，曾总纂《湖南通志》。清泉县人谭鹏宵，号培斋，嘉庆十三年戊辰科(1808)进士，工制艺(八股文写作)，与湘阴张学尹等并称“湖南五家”。衡阳县岣嵝峰人祝松云，字陶牖，号澹溪，考取秀才后，经衡州郡守唐苹洲推荐，石鼓书院主讲左景乔让其入读书院。同治元年恩科(1862)中举人，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成进士，以归班知县选用，受郡守周肖仙延聘主讲石鼓书院，得彭玉麟及地方缙绅支持，使衡阳儒学呈现新气象。

山长、主讲中的衡阳举人，有王光国、甘学耀、宋蓟龄、李继圣、刘高阁、常大湘、莫重坤、文岳英、旷圣元、左景乔等，皆一时之选，深孚众望。刘祖焕、邓传密、王崇礼、罗瑛、潘世晓、徐锡溥、冯俊、左斌等，皆湖南名进士、举人，所授多为科举之业，均有功于石鼓。

末代山长曾熙(1861-1930)，无疑是这些山长中经历最丰富、名气和影响最大的。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殿试成进士。二十六年，他从北京兵部返湘，主讲石鼓书院。二十八年，根据清廷上谕，石鼓书院改制为衡阳高等小学堂。至此，中国绵延1200年的书院历史划上了句号。

以超迈岳麓之势

考究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大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理学家提倡的儒家经典，也就是书院研究和传授的内容，《四书》《五经》是其主要教材。再就是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的重要读物。书院山长、主教的心得论述，则是诸生的补充教材。与官学最大的不同，书院以一个大师教育一群弟子为主要形式，类似于今天的硕导、博导带一帮学生，师生之间探讨学问，互相砥砺，形成一种崭新的学风，与官学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知有科举，不知有学问”(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大相径庭。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刘清之，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明代罗洪先、程天津(名弘忠，一作陈宏忠)、胡安、黄希宪、李焘、刘黼、祝詠、刘稳、伍让、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王敔、旷敏本、王仕云、潘宗洛、吴时来、吴獬、江昱、饶佺、刘良弼、周士仪等，都相继在这里“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以超迈岳麓之势，成为蓝墨水的上游和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泉县(今衡南县)人李扬华，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五年(1879)二月，膺聘石鼓书院山长。在他撰写的《国朝石鼓志》(史称光绪《石鼓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石鼓书院的大门，原来一向是对着北门谯楼。嘉靖二十一年(1542)，主持修建的廖文海等人将大门改为东南向，意思是要呑纳湘水招财旺府。不知道书院是清华之地，蔬食寒灯，以造就人才为第一要务，岂能整日围绕银子打转转?“自是之后，科举衰替，且多变故，盖湘水直衡而下，势汹汹不可当。幸其地势高，且系公所，无久居者，故杀气稍减，否则祸不可胜言也”。李扬华赴任前，就把石鼓江山的风水看了个遍，并将心中的隐忧告诉太守，再与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商量，决定恢复旧观，众人均欣表赞同。果然，是年乡试秋榜，安仁(时属衡州府管辖)人谭荧(著有《湖南闱墨》)“魁南省”。这是53年来，石鼓书院诸生第一次中解元，可想而知，衡湘人士是如何的“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光绪六年庚辰(1880)会试，祝松云、谭鑫振、陈鼎、杨依斗4人同中进士，殿试谭鑫振点探花，朝考陈鼎选庶常。

明代衡郴兵备副使邓云霄《重修石鼓书院鼎建大观楼记》云：“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书院也!海内为书院者众矣，兹独列四大，大以人也!”晚清湘军名宦左宗棠曾为石鼓书院撰联：“学贯中西，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但石鼓书院当时没有留存下来，“遂复制悬挂于岳麓书院”，“长沙市新修的潇湘大道牌楼口石坊上亦刻有此联”(唐子畏《历代名人名联鉴赏》)。

作为中国一所最古老的书院，在长达千余年的办学过程中，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之多，实在是难以胜计。宋孝宗乾道八年壬辰科(1172)，王居仁与邓友龙、邓友龄兄弟同中进士。著名抗元英雄李芾，少时求学石鼓书院，南宋德祐元年(1275)冬，在潭州(长沙)知府任上，奋勇御敌，以身殉国，全家赴死，追谥忠节，石鼓书院为之建立专祠，世世代代追念其先德伟绩。明嘉靖三十年(1551)乡试，诸生李孟彰、王大韶、谭汝赓、徐应南、彭良臣、陶宾6人中举，史称“朱陵六凤”。明末王夫之、李国相、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等高风亮节、博学多才者也出自石鼓书院。像这样的栋梁之才，还有明代进士祝詠、李誉(李宽裔孙)、刘尧诲、刘稳、朱炳如、欧希稷、伍让、曾朝节(万历五年丁丑科探花)、曾凤仪、陈宗契等，清代咸同中兴名臣彭玉麟、衡阳第一个传胪(二甲第一名进士)彭述、民国九年(1920)湖南预选省长李吟秋等，都是从三江汇流的石鼓书院，走向中国大舞台，“各领风骚数百年”。

(本文原载《石鼓文化》2012年夏季号)

【作者简介】 甘建华，1963年8月生，湖南衡阳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衡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湖南尚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衡岳湘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衡阳日报社高级编辑。出版《西部之西》《天下好人》《铁血之剑》《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冷湖那个地方》《柴达木文事》等专著，主编《名家笔下的柴达木》《名家笔下的衡阳》《天边的尕斯库勒湖》《唯有南岳独如飞》等散文选本，获得“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1991年)、“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2004年)、“第七届冰心散文奖”(2016年)、“首届丝路散文奖”(2016年)等奖项。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