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财富的粉碎机，军队是财政的吞金兽。

晚清统治者对军队噬金的疯狂，感受尤为深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的70年间，帝国的裱糊匠们一直在体制、军制、财税乃至政体之间辗转，苦苦寻觅破局之法。清末新军编练，虽始于甲午惨败之后，但究其思想启蒙、人才储备、军事工业、体制改革等诸多铺垫，实际早已始于数十年前。

（电影《投名状》截图）

八旗、绿营的吞金与无用

晚清进行军制改革的原动力，首先是缺钱。

清朝经制军队，最初是源于部落兵制的满洲八旗军。入关之后，又将归附投靠的汉族军队编为绿营，以补充八旗军之不足。绿营在清朝中前期尚勉强可用，但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就已疲态尽显，而甚不得力了。

至道光年间，绿营更是每况愈下。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战争总共只打了26个月，清政府累计开销战费高达2871万两银;而劳师远征的英国花了多少呢?英国人在《南京条约》中索赔的战费，才不过1200万银圆(折合840万两银)。即便按东印度公司报的花账1263万两算，也只相当于清政府战费的40%。

《1840年7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19世纪，爱德华·H·克瑞，水彩，纵17.6厘米，横25.3厘米，现藏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醒了沉睡的帝国，也暴露了八旗、绿营的吞金与无用，但改革的决心并不容易下。朝廷本着求稳怕乱的心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任由这帮废物优哉游哉。

于是等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出头应付的仍然是毫不长进的八旗和绿营，而其表现也一如既往地“稳定从容”——从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丰三年春(1853年)，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朝廷用兵才不过9.77万人，但经户部奏拨的军需银就已高达2510余万两!至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下22.7万余两。

清王朝眼看就要被这帮废物吃破产了。而这帮吃货在掏空国库的同时，却连一份像样的捷报也交不出来，唯一的贡献是尾随着太平军，胜利地完成了从广西到江苏的长途公费旅行。

面对破产危机，朝廷不得不另找出路。那就是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兴办团练。所谓“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从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诏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国藩。

省钱管用的“临时工”

但曾国藩之所以能从这43名“团练大臣”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按朝廷指示精神，真去搞什么“团练”。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团练”，他不客气地指出“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役，专守一城者”。他认为，与其召集一帮无组织、无训练又无责任心的社会闲散人员胡乱凑数，还不如索性另建新军。

（正在训练的绿营兵）

他指出，绿营效率低开销大，主要因为他们是终身制，虽然平时拿低薪(战兵月支1.5两，守兵1两)，但外出打仗差旅费就要飙升(每兵月支5两上下)。又因为平时工资低，大家只好四散打工养家糊口，故而毫无操练。打仗临时拼凑，即等同于乌合之众，还要各种浮销虚帐贪污自肥，“平日有粮少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 ”。

（一名身穿行袍，腰插弓箭，正在拉弓射箭的清兵，摄于1871年）

湘军则不分平时战时，一个兵就是每月4.2两(小月扣减)，战时每千人月支才5700余两(含各级官佐)，而绿营战时每千人月支7000两，比湘军整整高了1200余两(还不算虚帐浮销)!至于平时绿营比较省钱这茬，在湘军更不是个事儿——项目结束，队伍解散。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为名的体制外队伍正式诞生。之所以称“勇”而非“军”，就是为了与正规军相区别。12年后，这支彻头彻尾的“临时工”队伍，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创建的初衷。

曾国藩12年间所耗军费，总计尚不足3000万两(从1853至1860年的7年间，才仅花了450余万两)。而该部却从最初的1.7万人发展到最高峰的12万人。与两年就花掉2510余万两的绿营相比，费效比之高低，已一目了然。

但就在胜利之日，曾国藩却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湘军。除湘军水师经吏部等议准给予正式编制转正，改为长江水师外，全军12万人均次第解散。

曾国藩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其实不难理解。

为什么裁撤湘军保留淮军如前所述，从制度上讲，湘军并不是帝国的经制军队，而是济临时之急的“募勇”，也就是“临时工”。事平之后，湘军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撤裁遣散当然势在必行。

（《克复金陵图》，清，宫廷画师，绢本设色，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推测为清廷纪念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胜利而绘制的套图中的一幅(每套共67 幅)。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力压正规的八旗、绿营，独自攻克天京(今南京)，该画即描绘此事）

而从政治上讲，朝廷之所以一度慷慨许以封疆之任，只不过因临事仓皇，非湘军不足以借重支吾而已。一旦鸟尽兔死，藏弓烹狗之举自将随之而至。

而要争取主动，避免坐而待烹，曾国藩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是造反，覆清而代之。当时曾身边颇不乏支持谋反之辈。他九弟曾国荃就曾私下里劝他自立为帝，水师大将彭玉麟也密函试探：“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甚至连已沦为阶下囚的太平天国重臣如李秀成，也以汉族复兴为题目，煽动他率部谋反。

（曾国荃）

但他们只见得清王朝表面上的破败，却未见得其深厚的软实力———湘军以书生带兵，用“忠孝节义”日相砥砺，就是曾国藩自己，十余年来也无日不强调“忠孝”二字，今天忽然就要反了，出尔反尔，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群众基础。

而从财政上讲，曾国藩手中不过两江四省的地盘，用之以倡乱，远不足以养活12万军队。其他各省的门生故旧，平日协饷虽然给力，真要论及谋反，人家也未必肯放弃督抚的前程，冒着诛九族的危险来支持他。平生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自不肯率尔出此下策。

而另一条争取主动的道路，就是自剪羽翼，主动撤裁军队，示朝廷以忠诚。但此举也有风险，曾国藩在朝中的大靠山肃顺，此时业已垮台，而他自己在此前12年中风光过头，也难免得罪满洲权贵。湘军撤裁之后，自身爪牙全失，若遭倾轧报复，前途亦极可忧。

有鉴于此，曾国藩不得不提前准备了一条“李代桃僵”的退路。早从湘军逐渐进入军事高潮的1861年起，他便刻意培养门生李鸿章，帮助李建立了一支与湘军宛如孪生的新军：淮军。淮军初起时全军6500人，内中就有3000人来自湘军主力，而其中又有1000人为曾国藩的亲兵营，另1000人则是曾国荃所部精锐。

湘、淮之间有如此渊源，则湘军虽撤，淮军之于曾国藩，仍犹如亲子般可倚。而该军操之于安徽人李鸿章之手，又尽可避免满洲贵族对湘系官僚的猜疑。所以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便以“暮气深沉”为由，决然撤裁了所部湘军。

湘军的经验与“临时工”转正

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起而练兵，所用将官也多是书生出身，故湘军惯以“书生带兵”自诩。但书生缺少战争经历和带兵打仗经验，这是硬伤。

即便是曾国藩本人，也仅仅是干过10个月的兵部左侍郎，但那是组织上让他去挂职锻炼培养资历，并没在部队待过，实际带兵打仗仍属一窍不通。

但书生的特质就是爱学习，善于从前人的书本里汲取营养。曾国藩亦是如此，他倚为宝典的军事教材，就是明朝戚继光的“束伍成法”。

（戚继光像）

尽管年代久远，但“戚氏成法”用之于19世纪中期的国内战争，却还真不算落伍——毕竟太平军的军制是冯云山参照《周礼》制定的，装备的则是吴三桂造的旧炮，大家彼此彼此。所以湘军这支以《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为蓝本组训的“山寨戚家军”，还算有些代差优势，逐渐扭转了战场局势。

（戚家军的战旗和用竹子制作的狼筅）

曾国藩倒也不搞技术垄断，乐于推广“先进经验”。咸丰三年(1853)，湘军初定营制、营规，曾国藩便即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督师安徽祁门，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1862)，曾的弟子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因各处索求，又代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应求。

在如此学习热潮下，集纳了从人才招募、编制阵法到绩效管理全套实务规范的湘军营制、营规，俨然成为清军这一轮军事改革的理论圭臬。

但不管怎么改，骨子里仍是明朝的水平。

（晚清练勇正在当地官员的带领下展示火枪的威力，约摄于1880年。从服装上的字号可推测其为四川绵阳三台县当地团练部队，中坐官员为三台县县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在正规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不得不允许兴办“团练”，即地方官员、士绅自筹发起组织的民兵）

湘军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曾国藩只能加强管理来提升湘军效能。他继承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之说，认为一支部队年久必生“暮气”，“暮气”深了就得撤裁，统领、营官撤职，队伍解散，另委新干部在编余人员中招募上岗，再建新营新军。靠严格的绩效考核和下岗—竞聘—再上岗的强硬手段，来防止队伍腐化失能，称之为“抽帮换底，整旧如新”。

湘军仅存在了12年，其间靠坚持裁旧建新的强硬手段，一直维持着一定的战斗力。但到末期，等天京城陷，官兵都在战争中发了财，普遍思乡厌战，再无“新水”可引入之际，湘军终还是陷入了“奖之而不劝，痛之而不服”，暮气深沉不堪用的绝境。再加之政治考虑，曾国藩终毅然解散湘军，再建淮军继而代之。

湘军撤裁之际，天下并不太平：西北回民起义，中原捻军正炽，大理的杜文秀正组织二十万大军东征，一度包围昆明，各地太平军余党还在蠢蠢欲动⋯⋯

1865年5月，帝国唯一堪用的“正式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竟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被捻军设伏阵斩，所部全军覆没。

眼看经制军队仍然扛不起责任，朝廷只好沿用现成办法。在曾国藩力荐下，李鸿章的淮军全面接手“剿捻”业务。在淮军围剿下，1868年1月，东捻主力全军覆没于山东胶莱河;同年8月，西捻主力也于茌平被全歼。

淮军锐气方涨，甫一独立便得到了朝廷的肯定。此后二三十年间，清朝东部北起津沽、南至淞沪，南北纵贯数千里的国防线，均被承包给淮军扼守。在此期间，淮军的身份也发生了原则性的转变——从“临时工”转正，变成了八旗、绿营之外的第三种经制军队“勇营”。

尽管与湘军有深厚的渊源，但湘系人物除曾国藩外，却大多对淮军不抱好感。此无他，淮系崛起太快，兼之吃相难看，抢了湘系的风头和实利是也。

（淮军士兵，摄于19世纪。淮军和湘军渊源深厚，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毅然裁撤湘军，转而扶持淮军，即可避嫌又可保留一定的政治实力）

由湘军出身，前后做到总督者共13人，做到巡抚者亦有13人，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做到方面大员者，大多原有科举功名在身。如湖北巡抚胡林翼、广东巡抚郭嵩焘、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山西巡抚李宗羲等人均为进士出身;安徽巡抚江忠源、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安徽巡抚唐训方等人则为举人出身。其他优贡、拔贡、诸生、文童等名目亦不在少数。这些人本就是朝廷官员，即便湘军撤裁，也仍可以回去继续仕途。

但武职出身者，就没这么好待遇了。

湘军败得比淮军更难看

为了鼓舞“临时工”的士气，朝廷最初也曾有表现优秀者“转正”一说。无奈湘军前后12年间，因战功得到保举者实在太多(最初是按全军人数的3%，但最高时竟有按20%比例保举的)，故湘军历年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即高达数万人——但大清正式的绿营武官编制，总共才12933员，其中三品以上(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仅有646员。

由于武职立功折太多，所以这种“朝廷功名”也就滥贱了。如《官场现形记》中的江湖骗子冒得官先生，只花30元，便买得了一副“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游击”。最糟糕时，竟闹出过武职正二品的记名总兵朱德树(实授浙江处州镇游击)，被文职正七品的中书吴士迈(实职为统领，朱则是他手下营官)拖出去杀头的案例⋯⋯

湘军遣散后武职人员潦倒不堪，而同为“临时工”的淮军却转正，湘军自然不服，湘淮两系在利益之争中摩擦不断。

1883年底中法战争起，由于淮军在战场上表现吃力，朝中清流派对淮系大加指责，力倡“以湘代淮”之议。湘军宿将王德榜受命募勇数十营参战，镇南关一战虽有出彩，但整体表现亦只不过与淮军侪辈相当。

（电影《龙之战》截图，中法战争时期的淮军）

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以淮军为主力的驻朝清军一溃千里，翁同龢为首朝中的“清流党”趁机又掀起“以湘代淮”之议。朝廷对淮系的信心动摇，改以湘系大佬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出防山海关，另一位湘系大佬湖南巡抚吴大澂，则自告奋勇率数万大军出战日军，结果在牛庄一战大败亏输，吴竟“弃冠脱剑”夜逃。

虽说都是吃败仗，但湘军败得比淮军更难看，“以湘代淮”从此无人再提。

（插画《甲午战争中抵达朝鲜的清军》，刊载于1894年8月11日法国《画报》，根据亨利·比卢瓦(Henri Bryois)的照片绘制）

甲午之败说明，无论湘、淮，都已不足以“执干戈以卫社稷”。这压根就不是清流派们热议的态度问题，而是明显的技术代差问题。体制的先天缺陷已无法靠管理提升来缓和与弥补，军事改良业已失败，必须靠一场彻底的革命来解决。

责编：廖慧文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