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学生们不得不上了半年网课，高考则延期到闷热的7月。而由于突发暴雨，安徽歙县的考生还要面对“一延再延”。高考年年都有，但这一届的考生真是太难了!

回溯历史，走近古代考试——科举。它从初创起，就成为了国家重要的人才考核制度。在1300余年的发展流变中，科举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在湖南也经历过沉寂到勃兴的发展历程。一代代湖南考生曾怀抱着不同的梦想走进考场，再走向不可预料的人生。

唐代的湘籍进士多是湘南人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也是门阀贵族势力较后世强盛的时期，考生的家庭背景难以被忽略。唐代进士总人数6000余名，湖南人只有25名。这些进士大多出身不错。湖南第一位进士是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极第的长沙人欧阳稚，他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的从弟欧阳允的曾孙。最有名的考生是延唐(今宁远)的李郃。其祖父李周延、父亲李太渊都先后任道州文学。他于太和元年(827 年)登第，擢为贤良方正科的第一名，不仅是唐代湖南地区第一位状元，也是今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地区的第一位状元。

状元及第后，在第二年的制科策试中，他不满同考者刘蕡因在考卷中直指宦官专权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蕡。因此，李郃被排斥出京，历任河南府参事、贺州刺史等职，在职期间，他励精图治，留下美名。有趣的是，据说，他告老还乡之后，还发明了麻将和字牌的前身“叶子戏”，真是“学霸比你会学，还比你会玩”。

(在湖南的历史上共出现过14位状元)

唐代湖南 25 名进士中，有 24 名是在唐代中晚期考中的。这与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有很大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剧，中央官学的衰微，让地方的“乡贡”考生中榜概率提升。而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南下的文人，也促进了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

从唐代湖南地区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有 16 人分布在湘南地区，其中道州 8 人，衡州 4 人，郴州 4 人。而道州宁远一县产生了 7 个进士。湘南地区偏僻荒凉，在当时被认为是“罪臣流放之地”，唐代中后期，有 40 余位著名学者曾在此做官或游历，包括羁縻于此 10 年的柳宗元。

柳宗元是湘南地区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为湘南地区的人才培养倾注了许多心力，对此，韩愈也认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柳宗元字子厚)为师”。在柳宗元“口讲指画”的悉心指导下，湘南这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涌现出一批科举人才，湘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繁荣到后世。看来，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

行路难，湖湘学子赴考有风险

唐代开始，政府就设立闱（即贡院），作为考场。郡县可自行举办乡试，再选拔举子入京考试。到了明代，朝廷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将学校纳入科举考试的体系中，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成为科举人才的预备机构，书院因此丧失了办学的特色。同时，湖南地区因元末战争损失了大量人口，新迁入的江西移民多为谋生的农民，对于恢复教育事业、培养科举人才帮助甚微，明代湖南的科举事业也较为衰落。

当时，多数省份都有贡院，少数省份却是合闱而试，湖南也是其中之一。湖南与湖北在各自成为独立行省之前，同属湖广省，省会设在武昌，湖南士子一直都在武昌贡院参加乡考。

虽然各个县都提供乡试路资，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偏远地区的路资微薄。更遑论前往湖北必须经过洞庭湖。洞庭“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清史稿》)。洞庭湖的盗贼活动还很猖獗，“洞庭渐为盗贼渊薮”。湘南、湘西的考生就算到长沙就已经路途很遥远，到武昌还有巨大安全隐患，很多优秀士子由于经济原因或者畏惧遇险而裹足不前。

(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对古人来说是天险)

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湖南从湖广行省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行省，却还是没有建立独立的贡院。此后近60年，湖南士子以及湖南历任官员不断请求分闱。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下旨湖北、湖南分闱，授权湖南巡抚准备考试的场所。次年，湖南举行乡试。

促进分闱的不仅仅是前往武昌路途遥远，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湖南文风日盛”。清初开始，政府便通过举行科举考试来笼络民心，消除百姓对其抵触情绪。湖南各级学校发展迅速，地区教育文化事业有了很大进步。此外，建造贡院需要大量投入，保守估计需要白银2万两。不说平时的维护费用，每次乡试还需要几千两的费用。湖南当时也已经具备独立修建贡院的经济能力，无需国家出资。这一切让分闱来得顺理成章。

分闱之后，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 60 人左右,是南北分闱前的近三倍。值得注意的是 ,嘉庆年间清政府对湘西的苗族士子参加乡试实行另编字号分别录取的办法, 予以“少数民族优待”的特殊照顾。据统计 ,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前, 清代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 余人 ,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 。

在湖湘学派独特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湖湘士子后期考中进士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整体素质很高，他们在考取功名后无论是入朝为官还是潜心治学，都以重视道德、关心时事、讲求实际的学风约束自己，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湖南士子也在全国崛起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如陶澍、贺长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湖南近代人才的“喷发”奠定了基础。

如今，当我们站在清代湖南贡院所在地——长沙开福区巡道街的“贡院巡道街宽一丈一尺”石碑前，仍然可以回想当年考试的氛围。

嘉庆年间三人因作弊被杀

科举舞弊，古已有之。在湖南科举史上，最有名的舞弊案件发生在嘉庆年间。乡试之后，各位书院考生都把自己在考场上的文章再默写一遍给院长看。当时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看了湘阴考生彭莪的文章后，认为文品极高，可以中第一名，但是揭榜后发现解元是傅晋贤，彭莪落榜了。对此，罗典十分震惊。原来，傅晋贤是富家子弟，他以1200两银子贿赂承办科场五房缮书樊顺承，樊勾结内帘刻字匠罗文秀，私自抽取中红号的卷子，偷偷带出，再让傅晋贤腾进空白试卷，用假的印章盖印。事发后，樊顺承被判斩立决，傅晋贤、罗文秀绞决，其他参与者则发配黑龙江为奴。彭莪被恢复举人身份。

(中国科举博物馆 江南贡院)

其实，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人从中调和，让傅晋贤为彭莪捐个知县，彭莪也已经同意。但罗典决不答应，要求巡抚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以振考场风气。樊顺承被斩前，高呼有一位新化戴某先生，也是由他换卷而中举的。但监斩官没有详问便将其斩首。

其实，清朝的作弊现象非常严重。为何他们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作弊?在晚清时期湖南士人杨恩寿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见一斑。他在屡考不中时寄希望于侄辈们振兴家族命运，也透露了他的心声：“既不屑为农工商，舍却读书将安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职业的选择本身是有限的。读书做官进入国家体制，才是世人们所认可的“康庄大道”。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参考资料：

李兵，张静.从沉寂到勃兴——湖南科举历程的梳理与观照〔J〕 . 教育测量与评价,2018.

许静.清代湖南乡试研究〔D〕 . 湖南大学，2009.

蒋建国. 清代湖南科举述评〔J〕 .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2003.

易惠莉.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J〕 . 社会科学，2006第5期.

钟吉梅.唐代进士及第者身份研究〔D〕 . 青海师范大学，2015.

刘明鑫.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D〕 . 福建师范大学，2018.

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 . 东北师范大学，2004.

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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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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