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扬桂

毛泽东的散文之所以写得这样好，与唐代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柳子散文极为心仪，这从他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在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关于柳宗元的条目。以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柳宗元的文章，特别是《天说》《天对》等重要的哲学名篇，他更是经常阅读。他自己的文章广征博引，往往大段征引柳文。如柳宗元寓言《三戒》中那篇著名的《黔之驴》，就曾被他引用进自己的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精兵简政之后的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比作体型虽小但威力无比的老虎，把侵华日军比作愚蠢庞大的驴子，从而给柳文《黔之驴》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形象地指出精兵简政是我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毛泽东对于柳宗元散文之所以如此钟爱，除了柳文本身拥有的艺术魅力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和柳宗元在政治观点和哲学思维上的共鸣。在理论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柳宗元提出的“郡县必然论”是一脉相通的；在实践上，毛泽东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一样，某种层面上，属于“历史之必然”。柳宗元作为一个时代的革新者，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作品深蕴了人生的哲理和社会变革思想，并且体现出一个孤独与忧患者的形象。正是这些，使得毛泽东对柳宗元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亲和力，由此十分喜欢读柳文，并多次在讲话中赞许柳宗元。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柳宗元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学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道：“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过：“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毛泽东对柳宗元的生平、思想及其文章如此熟悉，对柳子的研究，甚至超过了某些专家。1959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中，刊登了一位文史学者写的《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对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提到了柳宗元最亲密的朋友刘禹锡，“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柳宗元三十岁到四十岁有十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由于毛泽东对柳文特别偏爱，即使在“文革”中，柳宗元本人及其诗文也出人意料地成为时代的“宠儿”。1971年，章士钊《柳文指要》出版，这是“文革”期间问世的唯一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章士钊一生与柳文相依相伴，所著《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长达百万字，对柳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部巨著之所以能在当时出版，主要是毛泽东关怀的结果。早在章士钊开始写作《柳文指要》时，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替他审稿。1963年3月，章士钊将四十多万字的《柳文指要》初稿交给中华书局。当总编辑金灿然向上级请示是否出版时，被压了下来。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扩充成上、下两部一百万字的文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收到后，一丝不苟地给予审稿，而且帮助批改，并派人给他送了一封回信和桃、杏各五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毛泽东

1965年6月26日

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章士钊第一时间给毛泽东送了一部。这部书直到毛泽东逝世，一直放在他卧室的书架上。1972年，中华书局又送了一部《柳文指要》给毛泽东，毛泽东把它转送给了女儿李讷。

作者：陈扬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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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