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谭嗣同》:命运的来路与人生的密度

行超     2024-10-17 16:36:50

《谭嗣同》彭晓玲/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行超

北京城南菜市口,对于谭嗣同来说,像是一道宿命的魔咒。他1865年出生在附近的烂缦胡同,9岁时迁居不远处的浏阳会馆,在此居住了四年。再回到浏阳会馆已是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并召谭嗣同等人进京。回京后的谭嗣同再次入住浏阳会馆,然而这一次,他在这里仅居住了36天。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婉拒了梁启超的邀请,没有同他一起逃离京城,而是将浏阳会馆的大门打开,静静等待自己的命运——4天之后,就在家门口的菜市口大街,谭嗣同英勇就义,留下流传后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短暂的人生遭遇和悲剧性结局,如今已成为历史的传说。这个年仅33岁的青年,如何具有这样以身殉国的勇气,又是如何成长为气节高尚的民族英雄呢?这一切,彭晓玲在她的长篇小说《谭嗣同》中给出了答案。全书近百万字,分为上(《萌动》)、中(《觉醒》)、下(《怒放》)三卷。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选取谭嗣同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戊戌变法作为叙事中心,而是从1890年谭嗣同的仲兄嗣襄过世开始写起,收束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赴京上任之前。从时间线索上看,《谭嗣同》一书瞄准的是历史人物谭嗣同青年时代的成长史,所书写的是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之前漫长的准备。

与当时所有抱负远大的年轻学子一样,谭嗣同连续六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满腹经纶,却因为不喜不善做八股文章而屡试不中。然而,谭嗣同并不愿意为此改变自己,他深知科举考试的弊病,“科举考试祸害世人已经千余年了,将来有机会,我第一件事就是议废制艺,罢除科举,以此除学界之害。”(上卷《萌动》,143页)他始终以西西弗斯般的决心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事实上,谭嗣同不是传统书生,相比传统的四书五经,他更感兴趣算学、化学、地理、天文学等格致新学。

他对传统中所蕴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落后、愚昧的警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谭继洵在谭嗣同生命中所产生的影响。谭继洵是典型的旧式文人,从小恪遵圣贤之教,晚年官运亨通,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对朝廷感恩戴德。谭继洵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令他内心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因而并不赞成同僚张之洞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在对儿子的教育上,他煞费苦心却始终墨守成规,谭嗣同屡试不中,他最终选择了为其捐官。然而谭嗣同恰恰相反,他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对洋务派所主张的维新运动始终怀有热情,这不仅仅来源于他的阅读和学习。与此同时,谭嗣同不是一直坐在书斋里的传统读书人,在短暂的人生中,他在浏阳、长沙、武昌、北京等各地辗转,亲眼见证乃至亲身经历过不少刻骨铭心的伤痛,特别是他亲眼所见底层老百姓的贫困生活,给他以强烈的冲击。这一切渐渐改变了谭嗣同对清政府、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因而才有了他此后与旧学决裂、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决心,“在当今之世,我们再也不应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迷醉于毫无实用价值的旧学,而应积极地讲求能够安邦 济世 的有用的学问!”(上卷《萌动》,248页)

在书中,作者彭晓玲通过对谭嗣同青年时期人生经历的细致描写,呈现出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形成过程。以谭嗣同为代表,本书还塑造了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的集体群像,如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熊希龄等,以及张之洞、陈宝箴等推进维新改革的在朝官员。在父亲的安排下,谭嗣同出任江苏候补知府,但他不安于做一个地方官员,而是广结维新人士,来往南京、上海及长沙之间,尽自己所能推进办学、开矿、办报等活动。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眼见着被列强欺辱的民族命运以及老百姓的悲苦生活,一大批有志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进近代化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彭晓玲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采取的是客观、理性,乃至具有批判性的历史立场。她不仅看到了维新人士的真知灼见、爱国热情,也看到了其思想在当时的局限性。比如下卷《怒放》中深入描写了维新派后期的内部斗争和分裂,以至于他们曾经共同的理想慢慢瓦解,也写到代表人物康有为思想激进、为人张狂的缺点,并借张通典之口道出:“虽其爱国之心可取,但学术立场还是有些乖张,只怕走不远。”(下卷《怒放》,140页)不久之后,康有为不切实际、咄咄逼人的言行最终葬送了变法举措的实行,贻误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绝佳历史时机。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的失败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读罢此书,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出一个词汇:密度。三卷本《谭嗣同》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之众多、历史事件之复杂,都需要作者对晚清社会有整体的掌握、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谭嗣同》一书还内含着一种可贵的世界视野:晚清时代的中国正站在近代性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俄国等维新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中国该往何处前进?所有这些,令《谭嗣同》一书拥有着坚硬的骨骼,同时也充盈着丰沛的血肉。这是一本极有密度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在书中,作者彭晓玲以自己写作的密度与谭嗣同短暂人生的生命密度遥相呼应,在彼此照耀中焕发出斑斓色彩。

摘自《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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