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那个同等兵力能够取胜就已经属于中国绝大奇迹的战争年代，蔡锷几乎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丨顾则徐

尽管护国旗帜于1915年底在云南树起，但并不能阻止袁世凯称帝进程，袁世凯认为可以轻松镇压弱小的“反叛”滇军。因此，护国战争真正展开，是在1916年1月之后。

袁世凯组织的军队以四川为主要集结方向，这是传统的控制和进攻云南的作战路径。其次，袁世凯是以湖南为兵力集结方向，试图通过对贵州的进攻形成强大的侧翼包围形势。再次，袁世凯是以广东为基地，威慑广西，进击云南，构成后路包抄。袁世凯组织的全部兵力约为10万人左右，号称“十万大皇军”。

护国军方面组建了分别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总司令的第一、二、三军。唐继尧第三军留守云南，兵力在1万人以上(可能总数达2万人)，也即作为都督、护国军总司令的唐继尧将滇军主力留在了自己身边。李烈钧第二军较蔡锷第一军稍晚向广西进发，战力最弱，兵力约为3000余人，战略任务主要是策动两广起义。首先出发离开云南的蔡锷第一军是作战主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战略任务需要应对四川、湖南两个方向，作战方面则以四川为主，也即蔡锷承担了对付袁世凯全部主力的责任。

1915年出征前夕，部分护国军将领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以上可见，在那个同等兵力能够取胜就已经属于中国绝大奇迹的战争年代，蔡锷几乎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双方兵力的巨大差距，也正是袁世凯在一开始就十分藐视护国军的原因。那么，蔡锷难道是个莽夫吗?他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蔡锷当然不是莽夫，他的底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等人策划反袁时，形成了一当举起义旗，就可以促成并形成举国响应的形势、战略判断;二、1913年10月蔡锷从云南奉调北京任职后，冷静观察了北洋军队镇压白狼(白朗)起义的过程，从而认为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队并不可怕，自己领导、训练过的滇军足以跟其抗衡。

然而，蔡锷的底气在这两个方面当进入实际活动时候，都备受挫折，极不顺利，几乎将他逼入绝境，以致差一点在战场上自杀。

蔡锷(1882-1916)

策划反袁时，所谓举国响应的军事关键人物实际上是决定于两个人，一个是掌握北洋主力南方核心势力并具有号召力的总参谋长、江苏督理冯国璋，一个是广西督理陆荣廷。冯国璋有着比较明显的不赞成袁世凯实行帝制的政治倾向，并且袁世凯镇压护国军的主力曹锟部也正是冯国璋的嫡系力量，如果冯国璋明确反袁，则对袁世凯将是最致命的一击。梁启超在动员冯国璋过程中，形成了冯国璋必然会响应反袁的判断，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冯国璋尽管不赞成帝制，但毕竟有着维护北洋整体利益的立场，因此只能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陆荣廷尽管是西南势力的实力人物，但桂系当时在两广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地位，他试图以参加镇压护国军的名义骗取袁世凯的经费和装备，处于待机而动的状态，也即并不愿意马上明确自己的立场。总之，冯国璋和陆荣廷都处于观望状态，从而在军事上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于蔡锷的悖论局面：冯国璋、陆荣廷的反袁倾向和行动决定于蔡锷的军事成就，而蔡锷的军事成就又不得不取决于冯国璋、陆荣廷的反袁态度和行动。在这一悖论中，蔡锷所能依靠的，就只能是自己作战的胜利了，冯国璋、陆荣廷并不会因为蔡锷仅仅开战就马上响应。

要命的地方在于，在军事上，蔡锷一开始就吃了大亏。在判断冯国璋会响应的基础上，梁启超与蔡锷有一个约定，即当梁启超与冯国璋沟通达成冯国璋会立即响应的协议时，梁启超马上通知蔡锷，云南便举起反袁义旗。然而，梁启超上了跟冯国璋之间的中间人胡嗣瑗(冯国璋的秘书长)的当，实际冯国璋并没有承诺，仇恨袁世凯的满清遗老胡嗣瑗却欺骗梁启超说冯国璋已经下决心立即响应.因此，梁启超马上通知了蔡锷，云南在不具备冯国璋响应的条件下即宣布了护国。

这是战略上从一开始就铸成了的错误，使得袁世凯有了进行准备的足够时间，梁启超的失误几乎将蔡锷置于死地。随即，由于蔡锷不得不尊重唐继尧的立场和利益，就只能接受数量严重不足的军队(6000余人中还包括了临时招收的不少新兵)，并且不能拿到必要的经费，从而使得蔡锷无法在宣布护国之后就率军迅速出发，蔡锷的战略设想不能得到实现。蔡锷原本设想抢在北洋增援兵力进入四川前攻击四川，迫使老朋友、四川督理陈宧马上响应护国或投降。由于蔡锷出发不得不拖延，最后由参谋长罗佩金抵押家产才得以出发，这一计划就只能落空。

蔡锷第一军是兵分两路出发的，由刘云峰第一梯团于1月中旬先行出发由昭通进入四川首先开战，蔡锷自己则亲率主力进入贵州，令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原巡按使为龙建章，刘显世为护军使)举旗护国。蔡锷随即分少量兵力由程潜率领进入湖南，策动湖南各地湘军起义，并组建以黔军为基本力量、由原贵州巡按使戴戡为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第四梯团3000余人，作为右翼军进逼重庆，牵制北洋军主力。

蔡锷自己进入四川后，又策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3000余人反正，组建护国川军。至此，受蔡锷约束的军队达到了15000人左右，其中由蔡锷直接指挥的军队数量约在12000人左右，而核心的护国第一军嫡系兵力约有5000余人(刘云峰第一梯团已在攻占川南重镇叙府时损失不少兵员)。整个说来，由于蔡锷的智勇，在1916年1月期间，蔡锷的军事进攻是比较顺利的。

蔡锷的主攻方向是泸州。刘云峰第一梯团与以冯玉祥旅为主力的敌方在叙府进行攻防，蔡锷自己则亲率护国军第一军赵又新第二梯团、顾品珍第三梯团及刘存厚护国川军总约7000余人在泸州、纳溪一线作战，其中刘存厚部战斗力较差，蔡锷真正可以运用自如的兵力仅约4000余人。

四川督理陈宧方面，拥有的主力有川军周骏第一师、黄鹄举第一混成旅、钟体道第二混成旅;北洋冯玉祥、伍祥祯、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周骏第一师是川军最有战斗力的，由戴戡牵制在重庆方向。伍祥祯旅已经被刘云峰击败，主要由冯玉祥旅在叙府方向与刘云峰胶着。

蔡锷主要应对的是李炳之旅，似乎占尽优势。其实不然，这时北洋方面增援主力已经入川，主要有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及曹锟第三师吴佩孚旅，这些部队正是当时北洋系中最有战斗力的，并在纳溪一线与蔡锷形成决定性的战场态势。总之，“十万大皇军”在四川方面总兵力达到五六万人之众，其中在纳溪一线与蔡锷亲自指挥的护国军进行作战的，前后投入最精锐的兵力达35000人之多，而蔡锷仅有精锐4000余人的7000余人总兵力，并且严重缺乏装备、经费、兵员补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为一般史家所忽视：由于蔡锷所部滇军与北洋军的武器互相不能配套，蔡锷就无法利用战场缴获弥补消耗，从而令自己的精锐部队日趋陷入糟糕境地。

1916年2月至3月7日，以棉花坡为焦点，蔡锷与北洋军在纳溪进行了极其惨烈的争夺战，史称纳溪之战。纳溪之战结束时，除护国川军刘存厚部以外，包括刘云峰第一梯团在内，蔡锷所率护国第一军仅剩兵力只有几乎没有弹药了的3130人。纳溪之战以蔡锷放弃纳溪结束，但作战双方就战斗层面而言，无所谓谁胜谁负，而在战略上则是北洋军受到严重挫败。

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及国内军政界人士，普遍认为蔡锷将无法抵挡北洋精锐的进攻，全国视野出于各种心情关注着。纳溪之战开战后，仅仅由于北洋军没有能够马上击败和消灭蔡锷，就已经刺激了反袁情绪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势力不再畏惧袁世凯的北洋军。纳溪之战期间，2月23日袁世凯申令缓正大位，也即宣布了暂时不正式称帝，这意味着袁世凯本人已经意识到陷入了困境。纳溪之战结束前，北洋军方面已经精疲力尽，与蔡锷达成了第一次短期休战的协议，这意味着北洋军客观承认了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击败和消灭蔡锷。这对于蔡锷、梁启超在密谋反袁时候就估计的全国响应形势的出现，是一个关键性的刺激。

然而，也正是在这第一次休战期间，蔡锷几乎自杀。蔡锷很清楚，自己的部队由于缺乏补给，将很难持久坚持，尽管形势比较有利，但也正是最危险的决定性关头，如果不能推动形势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将是失败，而试图推动形势发展，自己在战场上唯一可做的只能是再次重创北洋军，也即进行战斗。如果被北洋军先行发动进攻，将格外不利于护国军。

因此，当两个星期的休战协议行将结束，蔡锷就准备发动一次殊死的攻击。然而，蔡锷这一计划无法得到身边主要将领们的支持，从而成为他试图自杀的直接动因。刘云峰等人认为部队没有枪弹，无法作战，蔡锷则坚持没有枪弹也要拼刺刀攻击，彼此意见无法一致。在这情况下，蔡锷摸出了手枪试图自杀。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既然不能进攻，等待北洋军前来进攻就将是被消灭的命运，蔡锷认为只能趁还没有开战就自杀了。

刘云峰等人自然不会让蔡锷自杀，坚持尝试与北洋军进行继续休战谈判。蔡锷不得不同意了这一意见。随即，刘云峰冒死前去当面跟北洋军主力张敬尧谈判，不想张敬尧根本不愿意再跟蔡锷作战。原来，担任前线总司令责任的张敬尧自己直属的第七师已经损失惨重，令他最恐惧的是纳溪之战期间，他在第七师最嫡系的第25团，缺乏弹药的蔡锷仅仅通过拼刺刀，就令其损失了700-800人。

于是，通过刘云峰，张敬尧跟蔡锷达成了第二次休战协议，而这次休战是建立在张敬尧不愿意继续跟蔡锷作战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因此，蔡锷获得了意外的成就：双方同意组建以蔡锷为总司令、曹锟为副总司令、张敬尧为总指挥的反袁同盟军，并同意推举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段祺瑞取代袁世凯的国家元首地位。尽管所谓同盟军仅仅是一个秘密协定，但标志了袁世凯北洋军前线主力已经接受反袁态度和立场。

当然，所谓组建同盟军，并不可以相信土匪品格的张敬尧等人。然而，蔡锷毕竟争取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时间。通过梁启超、岑春煊等人的努力，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宣布广西独立，自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这是全国响应的关键性转折。紧接3月17日，蔡锷分三路实行总攻，不仅夺回了纳溪，而且朱德支队一直攻到了泸州城下，令万分恐惧的张敬尧只能闭城不出，恳求继续休战。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纪年。就此，共和制度在中国得到捍卫已成定局。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

回想一百年前蔡锷在四川艰苦卓绝的战斗，真正可谓是可歌可泣。共和制度在帝王思想浸入骨髓的中国实在来之不易，其生死存亡往往就在蔡锷当年所说的能否坚持住“最后之五分钟”之间。

责编：朱晓华

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