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左权：烽火里的家国情怀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照片摄于1940年8月）

左权，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把生命过早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幸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沓生动鲜活的家书，才使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情感细腻的威风男儿。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然而，这字里行间蕴含着的绵绵深情却永远震撼着我们。

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1924年到广州，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送到苏联留学，相继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作战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多次参与指挥反“围剿”作战，参加了长征。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不久，他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他还兼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在指挥作战和军队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1940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取得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黄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

左权长期担任参谋长工作。著名作家刘白羽1939年春天曾在八路军总部见到左权，发现他是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左权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悼念左权的文章中说：“军队的一切建设, 部队的管理教育, 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军机的运筹帷幄, 无不精细周详, 大事不悸, 小事不忽, 在日常工作中, 尤其是敢于负责, 决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回忆说：“对于工作, 左权同志有着认真不懈的工作精神, 每天都要做到十五六个小时工作, 往往工作到更深人静的半夜。”抗战期间曾担任左权警卫员的陈利财回忆说：“左副参谋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而紧张的，每天工作在16个小时以上。有时朱总、彭总去延安开会，总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着。”

左权读过两所军事院校，又喜欢读书，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撰写了许多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著。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评价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烽火家书寄深情

左权年少离家，投身军旅，戎马倥偬十余年，无暇顾及个人问题，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刘志兰1917年生于北平，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带着弟弟刘志林一起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来到山西前线，在中央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做媒，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女儿出生后，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然而，战争越来越残酷，日军疯狂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活动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女儿不满百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刘志兰母女与丈夫和父亲的永别。

得知妻子和女儿平安到达延安，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其中有一封遗失了，保存下来11封，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他的每封家书都用较大的篇幅来问候妻子和女儿，或表达思念，或表达关切，从学习、工作，到衣食、冷暖，可谓无微不至。

昏黄的油灯下，左权洗去一天的征尘，看着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心绪难平，遂铺开信纸，奋笔疾书：

“聪敏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的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悬念。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的学习，有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和下属的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一位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一家三口本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却被残酷的战争无情地阻隔，只能靠这薄薄的信纸倾诉衷肠。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左太北才从这些家书中知道父亲是多么爱她，每一封信中都会问到她的情况。她原来以为父亲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没想到家书里的父亲是那么感情丰富，那么富有爱心！

见证抗战的珍贵史料

左权写作这些家书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也迎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日军抽调重兵疯狂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囚笼”政策、“铁壁合围”、细菌战等，根据地军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反击作战。

对于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左权在家书中也有具体的描述。第一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第四封家书中说：“现边区受敌重重封锁，腹地亦密布钉子，敌图化[划]边区西侧为治安区，腹地为无人区，即以最凶恶的手段实行三光政策，并村等等，以遂其澈[彻]底毁灭我边区之目的。边区现已陷入极严重的斗争环境，困难也大为增加了。”第九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军队损失虽然不大，老百姓却遭殃不小。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地方，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满布糜烂性毒质[物]。在我们去年的原驻地布毒不少，我及廿二号的房子都布满了。”

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吓倒根据地军民，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我们不管他怎样，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据地之巩固军队的强大，随时准备着对付敌之北进。”“敌图改变我根据地性质的企图，也不会放松的，一切均有待我们准备在极严重极艰苦的环境中去战胜敌人。”“全区党政军民均在纷纷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工作也就更急迫更紧张些了。”

由于根据地遭到日寇的重重封锁，邮驿系统迭遭破坏，这些家书都是左权托人捎带至延安，交给刘志兰的，有时一两个月，有时四五个月才能送达收信人手中，真正属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外敌入侵，生灵涂炭，军民奋起，保家卫国。左权家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反映敌后抗战历史的珍贵史料，这是战争亲历者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左权家书同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间最为美好的夫妻爱情、父女亲情和爱国之情，凝聚在一封封家书中，默默地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左权为代表的前方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全国各阶层民众、海外华侨的倾力支援，共同汇聚成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张丁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

责编：吴名慧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