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把曾国藩视为奋斗导师，然而在几十年前，历史学家眼中的曾国藩相当负面。曾国藩的形象，如何完成从“恶人”到“楷模”的咸鱼翻身?

曾国藩的咸鱼翻身史

始于学术研究

年轻人未必熟悉，今天被视为成功学典范的曾国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评价相当负面。1944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时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批判了曾国藩为挽救垂死的清廷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奸罪行。

改革开放之后，曾氏形象开始“咸鱼翻身”亦与风向转变相关。这最先体现在史料编纂与学术出版及研究领域的矫正。1979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落实到湖南省，即1982年应运而生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岳麓书社。在时任总编辑钟叔河的推动下，新编《曾国藩全集》被列入出版规划。钟叔河从学术角度强调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合理性：“评价曾国藩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

新编曾集以出自曾氏古籍富厚堂的家藏手抄本为基础，参照清光绪年间的刻本，以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全部文字大约1500万，是此前流通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的两倍多。湘潭大学、湖南教育学院、湖南省社科院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而当时出任曾氏全集责任编辑的邓云生，即是后来以曾国藩历史小说而闻名的唐浩明。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出版曾国藩全集承受了很大压力。1985年10月，曾氏家书两册作为新编曾氏全集的部分正式出版。面市没多久，《湖南日报》便刊登了一篇名为《如此家书有何益》的署名文章，对此提出了严厉批判。不过，反对的声音很快就被压下去了。美国纽约《北美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专门祝贺中国出版的新编曾氏全集，称赞“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这篇文章，连同书籍后续的好评让曾氏全集的编纂者安了心，直至1995年最后一本完成出版。随即，全集30本又一次性再版推出，学术界、出版社及社会各界都评价颇高。首次8000套很快售完，随即又加印5000套。

此间，学术界对于曾国藩的眼光从阶级斗争史观而日趋“客观”。唐浩明曾指出，曾国藩过去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曾一度被视作“洋奴哲学”。而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的这一“罪过”也自动消除了。

从小说到厚黑学

曾国藩的出版狂热

1986年秋天，《曾国藩全集》的责编唐浩明在曾氏文献中浸淫许久，遂开始筹划撰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

“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这难道还不可悲吗?”“其实，曾国藩这个人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内涵的悲剧人物。”

怜悯，成了这部文学作品的底色，而这种解读,在当年的主流口径下是不同寻常的。最终扩写为120万字的“曾国藩三部曲”于1990年8月由台湾黎明书局率先出版。三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大陆版。出版不到两年，小说就已重印9次，再版印数超过200万册。1990年初，唐浩明的《曾国藩》堪称当代中国最卖座的小说之一，也带动了往后10年的曾国藩热。

不论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曾国藩周边系列都曾大卖过。上世纪末至今，有关曾国藩的书已由畅销书转变为长销书。除却曾国藩本人的作品、研究及传记、小说，他的风水、命相之说、个人修养、为官做事、识人用人等法门，都为出版市场、畅销作者及媒体所津津乐道。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曾国藩热”看似是去政治化了，他被炒作为商界的“成功学”典范，“厚黑学”宗师。曾国藩封侯拜相的经历，在大批管理学书籍还未登陆中国时，成了本土化的MBA案例。其中，讲述曾国藩识人相人的《冰鉴》和处世哲学的《挺经》，其真实性虽屡被历史学家质疑(乃至证伪)，但仍在有关曾国藩的通俗读物中占据了极大比重，广受欢迎。

进入21世纪，曾国藩相关的文化产品已数不胜数。2011年恰逢曾国藩诞辰200周年时，首届海峡两岸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曾氏家乡湖南双峰举行，“围观曾国藩”已成为人们反思近代和经营生活的重要角度。然而，此一时期的曾国藩研究及出版似乎几无新意了。2015年，《北京日报》曾发表过《数千种曾国藩图书乱战图书市场》的批评文章。而那些“曾国藩热”的“始作俑者”们，也对曾氏“出版热”中的浅薄、互相抄袭深为不满。比如唐浩明对此就表示“没有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倒是觉得隐隐作痛。”他多次强调，研究曾国藩的正路绝非权谋机巧一类低层次的“术”，而是曾氏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

不过，即便是声称要与“虚无缥缈的成功学”拉开距离的曾国藩读物，也不可能在宣传与发行上完全放弃这一立场了。比如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的张宏杰新近推出《曾国藩传》，出版社的宣发文案皆围绕“北漂”青年曾国藩的逆袭之路展开。

如今，新一代读者对于曾国藩的热情依然是实用性所主导的，而他在大历史转折背景下富有矛盾挣扎的沧桑感则在新时期被淡化了。可以说，曾国藩的个人魅力始终存在，但他的多面脸谱形象，却从未摆脱过时代的左右与形塑。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