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发展壮大的湘军，不仅成为清末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更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除创始人曾国藩外，其他如曾国荃、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个个响当当。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于是，有人发出修《湘军志》的呼声，以免在这批人死后，共同创造的丰功伟绩烟消云散。

找谁写呢?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王闿运。此人乃文坛奇才，曾国藩密友，湘潭举人，对湘军既了解又有感情。曾国荃以高薪把王闿运请来，提供所有文字资料，望其能用如椽大笔将湘军历史做一梳理。王闿运也不推辞，只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又过三年，最后定稿。

不料曾国荃看完书稿，勃然大怒。该书对湘军诸人不乏贬抑，出资修志的曾国荃更是首当其冲。如，曾国荃围困金陵时，朝廷命李鸿章前来助攻。曾国荃不愿意李鸿章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便命将士日夜挖掘地道，以期在李鸿章到来之前破城;捐资筹备军饷时，只劝穷人捐钱，却不敢向富贵之家张嘴;湖南藩司李榕倡言大户捐米，曾国荃家有田地百余顷，李榕问都不敢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曾国荃命人烧了根据王闿运书稿制作的模板，又令王定安重新写一本《湘军记》，校正《湘军志》中的一些说法。而王闿运显然很看重这本书，事后自己刻印再版。

王闿运还写过一本《湘潭志》，亦毁誉不一。在这本地方志中，他提到，侍郎陈树棠横行乡里，逼死县官，被巡抚弹劾;本地巨商人周环，据说起家时毒死过一个胡椒客，尽没其资，完成原始积累，虽无证据，王闿运依然提及;再是，王闿运对名臣黎培敬进行了评价，不乏微词。湘潭人常引此三人为自豪，王闿运的一支笔不免掀起了轩然大波。三人的后人纷纷提起诉讼，要求更改。在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最终还是做了修改。因此王氏所作《湘潭志》，有两个不同的印本。

对于王闿运的所作所为，后世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不阿谀媚世，不捧权贵的臭脚。而且王闿运自己也是这样设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想写一部步《史记》、《后汉书》后尘的《湘军志》，而实际上，这些并不足以保证王闿运写的历史一定可信。态度，是信史的一方面，而掌握材料的多少、分析材料的能力、表述材料的角度、难以完全切除的个人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后人的理解。如果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人，有着和司马迁一样的良心，一样的扎实态度，写一本同样内容的《史记》，保不齐若干章节跟司马迁大相径庭。

中国人讲“信史”，向来寄希望于个体作者的良心、见识、文笔等等，这对史家来说压力太大了。曾国荃的做法倒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想尽量立体、全面地反映一个史实，可以多找一些不同立场的人来描述同一事件，提供尽可能多的视角，后人对比理解，自然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若心怀鬼胎，顺我者存，逆我者毁，又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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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激起洞庭波——王闿运与《湘军志》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而湘军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同光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以农民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官顶的湘军将领也在走向衰亡。他们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少负才名，敢为大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在他死后，有人这样评他：“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他的名士习气由此可见一斑。但综观王的一生，却是有才无命，“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在草稿初成之后，王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作入川之游，因而定稿之后也就先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王携板回湘。没想到，一番风波正等着他。

王闿运毕竟是文人而非史家，因而在接受纂修《湘军志》的任务后，才真正认识到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凭他的个性，虽然遇此困难，似乎很难中途歇手，而且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展示才学的大好机会。事实也恰恰证明，他在接手纂修《湘军志》时，就很想以自己的才学识来完成一家之言，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湘军志》就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而非循情应景的泛泛之作。虽然他在书中拘于阶级立场，对太平军等农民斗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品格、才略大加赞美，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他也直抒胸臆，并不隐瞒;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他更是秉笔直书，痛快淋漓。当然，他这样修史，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请他编《湘军志》的目的是要为湘军将领溢美，而不是露丑。果然，在曾国荃等看到王作《湘军志》后，极为恼怒，同声谴责。相传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深地感到“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事虽如此，但他始终心有未甘，所以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他又在四川重刻再版。重刻之时，王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循情”，因而对于“众人喧哗”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这种态度在光绪二十三年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得非常明确，他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

曾国荃等既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

王定安的《湘军记》始作于光绪十三年，完成于光绪十五年，阅时几三载，足迹遍五省。《湘军记》共分二十篇，包括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以体裁论，较《湘军志》要完整。又因为有《湘军志》这个底本，王定安的续作对于《湘军志》的疏漏处自然可以补添完整，因而资料就更为丰富，而叙次也更赡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驳斥《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主要是郭嵩焘兄弟俩。郭氏兄弟在王闿运作《湘军志》前就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现在既不满意于《湘军志》，遂萌改作之意，但终究没有完成。他们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或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以正视听。但当时并未勒成一书出版，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其侄孙郭振墉才把这些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此书对于读《湘军志》者来说，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湘军志》付梓后，虽然反对者甚众，但赏之者也不乏人。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在致黎庶昌的信中说：“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只是在当时情形下，赏之者毕竟太少了。

（新湖南客户端综合自深圳商报、中国日报网）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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