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前排左四)将军会见外宾

“哦，杜平啊，大学生哩!”

1973年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工作岗位对调时，南京军区的政委是杜平将军。

在司令员们的对调事务会议结束后，12月22日，毛泽东一一接见了这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有人准备向毛泽东介绍这位南京军区政委时，毛却一眼认出了杜平，并先开口了：“哦，杜平啊，大学生哩!”毛又向一旁的许世友等人继续说：“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

杜平当时很是惶惶，不好意思地说：“我算不了大学生。”

所有在场的人却都被震住了：大学生!杜平是大学生?原来为何从没听人说起过啊?

要知道，大学学历，对这些大半生从事革命斗争与戎马生涯的解放军将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有的事。现在却知道，杜平竟然是一个曾上过大学的将军，并且是由毛泽东主席亲口证实的。这使与杜平共事多年的许世友等将军们，一下子几乎目瞪口呆了。

这一来，杜平原来是大学生、大知识分子的身份，便一下子在军内传开了。

杜平在抗美援朝时，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1954年后任东北军区(后改为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军衔时，杜平被授予中将;1963年调任南京军区政委，“文革”中短暂停职，1977年后则仍复任此职，直至离休。

杜平在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任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发现并宣传雷锋。当时，下面报来一个关于树雷锋为“节约标兵”的事迹材料，他看后，觉得很感人，于是批示提升为 “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典型，由此，在中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戏言：那是野鸡大学吧?

杜平原名杜豪，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人，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家有兄弟姊妹八人。因家境不宽裕，他的父亲便只让杜平一人上学。因此，农家子弟杜平便得以在家乡小学及县里的最高学府东洲中学，先后接受了八年教育。1927年9月，中学毕业后，杜平想继续求学的愿望，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千方百计为他筹集了学费。

江西万载离省会南昌很远，地属湘赣边的万载县黄茅乡离湖南长沙却较近，所以杜平选择到长沙，进了一所大学，并就读二年后，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然而，在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间，他却总是不肯提及或予以回避这段学历，从不向人说他读大学的事。为什么呢?

一般人不知道杜平读过大学，就是他那些一起奋斗多年的战友，也都不知此事。

然而，毛泽东却知道了。

毛泽东是在一次与罗荣桓元帅和杜平谈话时，从罗帅的介绍中，得知了杜平上大学的事。

罗荣桓对毛泽东说：杜平同志还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哩!

对旧时长沙熟悉不过了的毛泽东，忙问是什么大学。

杜平说：是长沙的群治大学。

毛泽东一听，当即冲口而戏言：那是野鸡大学吧?

不过，随即毛泽东又补充说：野鸡大学也有好的。

杜平对自己曾有的大学生身份，不愿张扬，甚至对此事，自个儿的底气也不足。因为，他所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即湖南群治大学。

但它不是毛泽东戏言所说的什么“野鸡大学”，而的的确确是湖南当时仅有的几所大学之一。

“湖南群治大学”那些人和事

湖南群治大学，是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推崇维新时，湖南兴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它是由何人首先倡议创办，现已不太清楚，但是，这所大学创办的校董名录，却尚存在湖南省档案馆。在这份校董名录中，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章炳麟(太炎)先生，此外，还有谭延闿、于右任等民国政界要人，都赫然列于其中。由此可见，这所群治大学虽属私立，其份量却是不轻的。

据《湘城教育纪胜》介绍，民国初年，湖南长沙先后创办了公、私立高等学校 12 所(公立的 5 所，私立的 7 所)。群治法政专门学校(即后来的群治大学、群治农商学院)便是其中私立学校之一。到抗日战争爆发时，长沙本地只剩下3 所大学了，而群治农商学院(私立)仍列其中。其他两所大学，则是国立湖南大学与私立湘雅医学院。

群治大学在上海还办有一个分校——上海群治大学，当时被校内称之为“本大沪校”。在校董名录中，章炳麟的名下标有“本大沪校国学主任”之职。

湖南群治大学(“湘校”)的校址是长沙市区的坡子街。坡子街一直是一条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但群治大学的校址现已荡然无存。上海群治大学的校址，倒是在《上海地方志》中清楚标明：“上海群治大学，校址在劳勃生路110号(今长寿路728号)。”

湖南群治大学的教学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从它的执教人员与学生之若干情况，便可看出。例如，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由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设帐执教，从全国各高校招收了60 名学生，其中，就有 1 名是来自湖南群治大学的考生。已于1978年逝世的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杨荣国教授，也是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

辛亥革命后曾被授予革命军陆军少将、后又成了著名共产党员、还在延安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的李六如，1920年，通过湖南教育会会长方维夏，也曾被介绍到湖南群治大学教过书。

在湖南群治大学教过书的，还有一位何凤山博士。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1929年冬，留学回国的他，担任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秘书，又同时在湖南大学与群治大学(亦称群治法政学校)兼课，教授经济学、英文与国际政治。在二战期间，何凤山曾是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当时，犹太人遭到纳粹的残酷屠杀，何凤山坚持人道主义精神，顶住各种压力，给大批犹太人发放逃往中国的签证，从纳粹手里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

这一义举极是为人称道，他因此在西方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1997年何凤山在美国去世时，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特意送了花圈。

湖南群治大学的学生中，有不少像杜平这样、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了栋梁之材。

如1924年湖南的全省学生联合会主席李亚农，在湖南群治大学读书期间，就热心革命事业，不仅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且还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后来又参与湘鄂赣苏区的创建事业，直至在苏区左倾路线的肃反扩大化时，不幸遇难。

从李亚农能出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一事，可以推想到，李所就读的湖南群治大学，想必当时还是应有一定影响和威望的。否则，按一般学运规律，若是由“野鸡大学”的学生出面来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则似乎难以有如此号召力。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的黄鳌，也曾就读于湖南群治大学，入黄埔军校后，在第一期第二队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股主任，参与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大革命失败后赴鄂西进行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西秋收暴动，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后在石门渫阳战斗中牺牲。

还有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地视察室主任潘佑强，他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但去广州之前，也是湖南群治大学的学生。

杜平将军其人

杜平将军为何有些羞于说自己的学历呢?

可能是因这所大学当时的学习条件、学生数量，都远不如后来的大学规模，又是私立的，因而，杜平对这所学校能否称之为“大学”，也没了信心。所以后来他对采访者仍说，“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出来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读了几年书。”

其实，上世纪20年代大学的规模，普遍都是远不能与后来的大学相比的。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当时的湖南大学，虽已改为国立，学校共有3 院11系，有教员90多人(其中教授70人)，有学生535人。群治大学(群治农商学院)的学生，想必也不会有很多，因包括湖南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群治大学在内，当时湖南省三所大学，总共也只有教职员200多人，学生则不到1000人。

显然，当时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状况，差距绝没有今天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那个时期的私立大学，可能在教学质量方面，并不逊色于国立大学。

杜平因为在湖南群治大学完成了两年学业而毕业，一个原本来自山野乡村的青年人，他的眼光、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事准则，都因这个大学经历，从而渗透了儒家的点点智慧，显露了学者的风范。

甚至，从开始选择革命的具体方式起，大学毕业的杜平，就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

土地革命时，苏维埃与红军运动席卷了湘赣边区，成千上万的男女都不同程度参与到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中。万载县以农民传奇英雄陈昆山(共产党员)为首，也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红色赤卫队，1930年初，改编为地方红军五大队。当时，陈昆山见杜平大学毕业归来，便邀他去五大队，做他的政委。

然而，此时的杜平，虽然早已有了革命的理想与热情，但对投身军营，他却认为自己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在全由同乡农民组成、而结构相对散漫的赤卫队工作的，而一开始就应进入到正规有序的部队里，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

因此，他谢绝了陈昆山的邀请，去了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

红六军政治部秘书长郭实秋接待了杜平后，得知杜平上过大学，非常高兴，立马将他介绍给军长黄公略。来了个大学生，黄军长自然也很高兴，便将杜平直接留在军部政治部工作。从此，杜平便与军队的政治工作永远结上了缘，并一直处在部队高层的政治工作岗位上。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为军人的杜平，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情结、涵养和智慧。因而，他能够很人道的处理抗美援朝中的敌方战俘问题;在彭德怀事件中遭受牵累却没有做任何落井下石的事情;虽然他是“四野”政治部秘书长，但后来的林彪事件中，他却干干净净。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尽管杜政委也有左右为难、进退维艰的时候，也有过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违背做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也许，这均源于湖南群治大学教育打下的基础，使他这位农家子弟，始终具有知识分子的心智。

责编：黄晓辉

来源：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