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梅。

1906年雅礼医院内景，此时女性医疗者在医院已占一定比例。

1948年湖南省立妇婴保健院婴儿在护士照看下接受日光浴。在当时，护士一职几乎全由女性专任。

长沙彭家井天主堂医院，由6名修女于1911年创办。其后历经发展，现为长沙市中心医院分院。

古装宫廷剧《女医·明妃传》刚刚收尾，《太阳的后裔》又火了起来。不管有多少人是冲着欧巴和女神颜值去的，我都必须认真(含羞)地说一句，我看这两部剧，纯粹只是为了探讨传统中医的厚重和现代医学的精妙。

无论是街头问诊施药的“活观音”谭允贤，还是自诩“一进手术室就万分性感”的外科教授姜暮烟，她们的善良温润、刚强柔韧，都太容易让我们被打动。女医生，的确是一份帅气的职业。在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中国女子留学海外，有识之士兴办女学，也涌现了一批批女医生，相比传统杏林中的男大夫，她们有着更温暖的情怀和更从容的心态。历史上的她们，或许比谭允贤更灵气，比姜暮烟更性感呢。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教会学校开辟最早女医学班

与大伙想的一样，近代中国社会，中国妇女虽然接受西医，却不会让男大夫看病。这样的观念为女医生开辟了空间。

清末，中国大地上已经开始有女子医学院，一些教会医学校也允许女子听讲，女性开始接受近代医学教育。

1886年，医学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教会医院开办医学班，共培养学生二百多名，班里有不少女生。

1894年，苏州医院和玛利·布拉克妇婴医院曾实行男女学生在同一个小厅里听课，用一块屏风将男女生隔开，使他们互相看不到对方。

1899年，美国医生富马利在广州创办广东女医学堂。学校几经扩建，至1936年共毕业学生28届二百多人，全部是女生。

1908年，教会又在北京设立协和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培养女医疗工作者。

在这些学校受过专门培训的女性，毕业后大多数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医学概念上的女医生。

或许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天性更适宜从事医疗事业，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也为女医生的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1919年7月《妇女杂志》第5卷第7号，《中国之女医生》中提到，“女医生为众欢迎者，其故一由各教会之广为容纳，一由妇女患病者之需求，于是中国女医师遂几成为妇科小儿科之专门家矣”。据统计，在当时各大中小医院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医生已占一定的比重，产科医生中，九成为女性。护士一职，几乎全由女性专任，药剂师中，十之七八为女子。

从女学生到女医生的蜕变

当那些在教会学校学医的女学生们毕业走进社会，世界就是她们的了。金雅梅、康爱德、石美玉、吴金英等人，都先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到国外留学，归国后创办医院和医科学校，成为民国初期最牛的女医生。

金雅梅(又名金韵梅、金雅妹)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创办人。

在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习期间，她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并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纽约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女医生。1887年，权威的《纽约医学杂志》，刊出了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

金雅梅原本可以在美国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她更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的病痛。1888年底，她回到了祖国。

如果说金雅梅的医学成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源于她的人生际遇和家庭教育。当时也有胆大的女学生，凭一己之力，申请公费出国留学学医。

1912年初，云南女学生周景曹，向教育司提出申请，要求给以津贴，到日本学习现代产科医学。教育司批示说，如果周景曹在日本真的考取医校，持有证明文件，可以考虑酌给津贴。

1912年秋，周景曹考入日本“神田私立产婆学校”，教育司收到她寄来的证明文件，觉得她“立志可嘉”，准予按月津贴日币15元，要求“学成回滇服务”。

有“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之称的民国女医生张竹君不仅创办医院，还创办女学，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民国初年女医生流行登报打广告

1913年1月，四川一位名叫吴赛罗的女医生来到云南昆明开业行医。那时，昆明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女医生，当地的《振华日报》因而以《女医出现》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报道称，吴赛罗“精医内外等症，兼系产科专家乃，同时还能医花柳病。”吴赛罗流传的事迹虽然不多，但却因为是昆明第一个开业的女医生而被记载了下来。

像吴赛罗这样出现在报刊上的女医生并不在少数，顺德女医生苏淑贞与吴江女医生钱旭琴的照片都曾上过当时的《妇女杂志》。1917年《妇女杂志》苏淑贞的照片下题日：“女士与吴江钱旭琴同卒业于东京牛入区河田町之女子医药专门学校，复于帝国大学病院及三井慈善医院二病院研究一年有余，始于去年夏间返国。钱女士担任上海医院产科，苏女士担任广东病院产科。二女士归国时，女子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吉冈弥生女史临别赠言云：‘在本校留学之中国女学生约有廿五人，然如苏钱二女士居守宿舍四年而不归国，孜孜好学，尤为难能。中国妇女羞缩成性，患疾不肯令男子诊治，二女士欲救济此等极不幸之妇人，其抱负可喜也。”

1919年出版的《广州指南》就记载了当时在广州开业28位女西医的详细情况。如“邓济安，河南鳌洲公医院。谢爱琼，十六甫妇济医院。等等。”

在《广州指南》上登出自己的姓名、职业和地址，是为了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表明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女性不仅为自己有一技之长而自豪，而且十分重视自身事业的发展，并试图通过广告拓展自己的医疗业务。女医生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充分肯定。

广东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苏少英，历任广东仁济医院、广州公立育婴院的主任医生。1921年初她到昆明，在营门口北后街创设了昆明西医舍，业务范围为“统理妇、孺(儿)内外全科、精医儿科、注射西药、新法接生”。

昆明西医舍开业不久，务本堂书店老板王襄臣、《义声报》总编辑惠云岑等名流曾登报为之介绍。如今在旧报中仍然不难找到这位苏医生的业务资料：苏医生上午门诊，诊费5角，下午出诊，诊费1元;急症随唤随到，轿金、药资另计。晚间9点以后，诊金加倍收取。接生必须预先挂号。收费10元，临时来生，收费15元，难产者加倍。虽然如此，但遇到赤贫患者登门，则免费治疗。还特别定出，每星期一、三、五3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为“赠医赠药时间”。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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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