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可依。

而在民国时期，也有大理院(民国最高法院前身)“不堪同居之虐待”可离婚的法令，让彼时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能对家暴说“不”。

虽然大理院并没有妻子用“不堪同居之虐待”为理由请求离婚的明确司法解释，但民国时期的学者蔚乾先生认为，大理院判解中的“虐待”，主要是指“非道残酷或加以种种恐吓之待遇”，而且此种虐待必须达“不堪同居”之程度，方许离婚。按照大理院判解例，蔚乾先生认为应有如下几种：殴打至折伤以上、惯性殴打、故意不予日常生活费用使之冻馁者。

不过，可能让你吃惊的是，这个“虐待”的认定标准除开殴打之外，还包括了“拒绝同房”这样的夫妻婚姻生活“冷暴力”。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案例1

常宁女子遭丈夫烙刑，不敢反抗

1931年5月13日第七版的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起名为《夫用烙刑，姑绝饮食》的新闻：常宁人。欧阳和。娶同邑南乡秦淑文女士为妻。欧秉性凶恶，其母廖氏亦悍恶非常。故淑文过门之初，即遭虐待……每至深夜，辄因细故，鞭笞不已。终因邻里群起公愤，彼见法律森严之地不能任其所为，乃将淑文送回常宁西乡故里……违则即施用铁器红烙其皮肤。

这是1931年在湖南发生的一个家暴的极端例子，文中的秦淑文女士从乡下来，在城里住，作为依附于丈夫的小媳妇，惨遭鞭笞、“铁器红烙其皮肤”。其惨状常宁县的群众忍无可忍，向县署控诉。

从《国民日报》的那一句“彼见法律森严之地不能任其所为”可见，当时已有相关法律保护秦淑文。按照当时的法律，秦淑文完全可以提出与丈夫离婚的请求。“不堪同居之虐待”这样的法律概念此前已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中，该草案规定的九大离婚理由之一即为：夫妇之一遭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对方可以请求离婚。民国时期的大理院(民国最高法院前身)也在司法实践中导入了这一概念。在当时男女经济、社会地位、身体力量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对于女性的保护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秦淑文并没有主动使用这个武器，足以可见，在女性意识逐步觉醒的上世纪30年代，秦淑文仍生活在受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影响的婚姻关系里。

案例2

受夫家虐待离婚，官司打了2年

跟秦淑文相比起来，1919年，江苏一位22岁的纺织女彭张氏，以丈夫患有痴癫，而自己受到夫家虐待为由，起诉离婚。她的离婚官司打到三审，结局才得以改写。

根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离婚”案庭审笔录，彭张氏经媒人介绍与彭福升定亲，直到婚期临近，张家才获知彭福升得了痴癫，但媒人反复登门，称彭福升的痴癫病已经好了，让彭张氏过门冲喜。张家人信了媒人之言，答应了婚事。

1918年5月，彭张氏嫁到彭家后很快发现，彭福升的痴癫病根本没好，生活不能自理，还经常持刀弄火，抛砖毁物。而彭家公婆对彭张氏也时常借机打骂虐待。

彭张氏在婆家的日子过得生不如死，1919年，她向崇明县知事诉请离婚。不过，崇明县知事的第一审判决却驳回了诉讼。彭张氏心有不甘，向江苏高等审判厅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让彭张氏的希望再度破灭。不过她依然不服输，决定把官司打到底。这一次，她上告到了大理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0年9月，大理院审判书上写道：“发回江苏高等审判厅更为审判”，1921年1月15日，彭张氏到庭听候宣判，等到了希望中的答案。一场简单的离婚官司历时2年，对于一个女人转瞬即逝的青春年华来说，的确有些漫长。但好歹已经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变革

从打到骨折判离放宽到“惯行殴打”

对夫妻离婚的认定标准，民国期间呈现一个逐渐放宽过程。就“不堪同居之虐待”这一条来讲，大理院在1915年之前(含)，对以“夫殴妻”为由请求离婚的案件，严格坚持必须达“折伤(骨折)以上”，妻才可据此请求离异，而且如果丈夫不同意，妻子仍然很难被允许离婚。

根据《大理院判决录》1915年2月第38号判例档案，张李氏在与丈夫张瑞江的离婚诉讼中败诉，该案中张李氏以丈夫张瑞江虐待殴打自己为由请求离婚：结果大理院以“律载夫殴妻至折伤以上”为由，认为本案中张瑞江殴打张李氏并未至折伤以上，不合离异条件，驳回了张李氏的诉讼请求。

不过，这种态度在1916年开始有了明显变化;从这年开始，大理院在“夫殴妻”的离婚案中，对女方受伤程度的认定变为“夫虐待其妻，致令受稍重之伤害者”即可判离，“如其殴打行为出于惯行”或“常加虐待”，也能证明“不堪同居之虐待”情形。

按照大理院的这一解释，夫殴妻不必达折伤以上，只要使妻受重一点的伤害，妻即可请求离婚。如果妻子能证明丈夫的殴打是经常性的，法院也可以判离婚。不仅如此，1917年时，大理院还进一步宣示：“夫殴妻至折伤以上之程度，其妻请求离异，应即准其离异，无须再得夫同意”。从此，“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完全变成了女性单方面请求离婚的理由。

发展

拒绝同床、限制自由，都是虐待

对于精神虐待、冷暴力等情况，民国时期的法律也有涉及。根据《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一书对大理院具体判解案例的考察，丈夫拒绝与妻子过性生活也被认定是“不堪同居之虐待”。

1918年，就有一位妻子因丈夫拒绝过性生活请求离婚(1918年统字第828号解释例)，得到法庭支持。这个案件中，妻子请求离婚的唯一理由就是丈夫拒绝与其过性生活。大理院对下级法院的答复是：“妻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应认义绝，准予离异，”这其实就是将“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内容由“殴打”延伸到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中，另一个案例则是限制人身自由判离婚的：某男甲娶妻某乙已数年，甲外出数日后回家，发现妻子不在。妻子回家后，甲自制木枷动用私刑，将其钉锁十数日之久。为此妻子坚决请求断离。

这位妻子的离婚诉讼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根据大理院的解释，丈夫私刑限制妻子人身自由的行为属于“不堪同居之虐待”，允许妻子主张离婚。

家庭关系的建立，贵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百多年前的民国初年，妇女尚且懂得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如今，你还有什么理由沉默呢?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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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