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柳 网络图片）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举荐的接班人——陕甘总督杨昌浚的这首诗，既是对左宗棠率军西征途中植树造林的真实记载，也是对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率领六万湖湘子弟在沿途广种榆柳，绿化边陲之伟大壮举的热情赞颂。

1866年至1880年期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当时大西北兵荒马乱，经济凋敝，生态恶劣，交通运输十分困难。作为晚清著名的军事家，他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决定将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大的军事、生态战略实施。他命令西征大军自潼关沿元明清驿道筑路，在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榆树和沙枣树，统称为“道柳”。其中以柳树最多，被后人尊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如此兴师动众种树，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其目的有六：一是巩固路基，二是保障部队后勤运输，三是防风固沙，四是限戎马之足，五是利行人遮凉，六是指导方向。

左宗棠秉着“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的植树造林理念。要求栽树“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新栽的树上都有栽种人姓名的牌子，负责包栽包活。并且还专门安排部队，对所植树木进行常态化巡逻管护，严禁盗伐、烧荒，因而树木成活率很高。民间还有一个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传说：有一天，左宗棠在肃州(今酒泉)城里巡视，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而毛驴则悠然自在地啃起了树皮。左宗棠很恼火，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驴和驴主同罪，一律斩首!”据说此告示一出，再无犯者。

自古河西走廊种树是件比登天还难的难事，可是在左公倡导督促下，自甘肃“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成了塞外奇观。按当今的说法，那就是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的优美胜地。据左公自己记载，光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起到甘肃会宁止六百里间，种活的树就达26.4万株。1880年，左宗棠从新疆哈密启程回北京，见“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左宗棠筑路、植树造林，为收复新疆、改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功不可没。

如果说左宗棠“新栽杨柳三千里”是军事和生态战略的需要，那么他在甘肃积极倡导植桑养蚕，则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实施，为发展甘肃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光绪初，左宗棠驻节肃州(今酒泉)，了解到兰州原有的小叶桑树产叶量小，经济效益不佳，他命人从浙江购进大叶桑苗数百万株，分发全省农民栽种，并命令杨昌浚带领兵勇，具体负责在兰州一带指导农民植桑，取得较好成效。这从杨昌浚于光绪七年(1881年)所撰《小西湖记》中能得到印证：“光绪六年，余奉命来襄西事，就池侧隙地辟桑园二区，导民种桑”。

左宗棠把植树造林“常态化”，当作自己人生的“必修课”。不但为军事需要，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去植树造林，而且还注重绿化、美化环境，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881年，他任两江总督时，见南京仪凤门外有座光秃秃的高山，问后方知叫狮子山，他幽默地说：“狮子没毛，太不壮观，就让老夫给它添点毛吧!” 于是，他捐出几百两银子，让随从查看山头土质，选购树苗，绿化狮子山，又派人在山周围以及城内外空闲之地，栽植桑树及速生林木数百万株。

行文至此，也许读者朋友会问，左宗棠的植树情结萌发于何时?

《礼记》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出生在湘江之畔——湘阴县东乡左家塅(今湘阴县界头铺镇)的左宗棠，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他把春天植树造林看作是造福乡里的道德行为。三次科考都名落孙山的他打算“绝意仕进”、“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靠教书攒下来的“第一桶金”——九百两银子在湘阴柳家冲(今湘阴县樟树镇)买了70亩土地，自己设计，建成了一个小庄园。因挚爱柳树不屈不挠的性格，起名“柳庄”。无论是在湘潭“桂在堂”当上门女婿，还是在湘阴柳庄做“湘上农人”。左宗棠都致力于攻读农学、林学、地理学、天文学、军事学等经世致用实学，从秦始皇修筑驰道时种植青松等道边树巩固路基的经验中受益匪浅，植树造林的作用和意义在心中根深蒂固，潜移默化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济世情结。这也是左宗棠植树情结的开始。

后来，左宗棠的仕途顺风顺水，扶摇直上，官至封疆大吏。其植树情结巳不再是造福乡里的道德行为，而是一项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军事、生态战略和民生工程，经典之作就是“左公柳”。 “左公柳”与左公的“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的爱国主义精神交相辉映，成为一道璀璨辉煌的文化风景线，永远值得人们敬仰!

左公栽树，我们乘凉！

（来源：湘楚记忆  文：陈华荣）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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