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档案

姓 名 尹铭绶

籍 贯 茶陵七地雉公山

举进士时间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

名 次 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

职 务 “总统府”机要秘书

在封建时代，面对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无上威权，来自茶陵的一个个京官们，却上演了一出出在真理面前不让步、在人格面前不低头、在强权面前不弯腰的政治剧。光绪年间，两广总督谭钟麟(清咸丰六年进士)因慈禧太后将九龙、广州湾分别划入英法租界，遂告假闲居，不再赴任;民国时期，“总统府”机要秘书尹铭绶(清光绪二十年殿试榜眼)因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挂冠而去，鬻字为生，体现了他的刚直不阿。

“屈居”榜眼

尹铭绶，字佩文，湖南省茶陵县七地雉公山人，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延闿之父)的孙女婿。清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取为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山东学政、礼部侍郎、内阁大学士。

传说，本来尹铭绶应该是状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的八名阅卷大臣中，官职最高的是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其次是协办大学士麟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排名第三，户部尚书翁同龢排在第四，礼部右侍郎志锐排在第八位。于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张之万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状元，麟书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榜眼，李鸿藻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传胪，志锐的人再强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张之万看上的第二个人会成为第九名，麟书手中的第二张卷子第十，依此类推。

当时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学者张謇，而张之万看中湖南名士尹铭绶。翁同龢极力想为张謇争取一个状元，便去找李鸿藻商量，想让李鸿藻让出探花名额，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传胪两个名额来换取张之万手中的状元，但是李鸿藻说：“状元我不争，探花我也不让”。于是翁同龢只得去游说麟书，最后说动了麟书，又加上志锐的支持，才为张謇争到了状元，尹铭绶当了榜眼。

力推新政

清朝末年，朝廷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就有商部的创设。新政初期的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相缘而生，成为观测清末政情变动的“风向标”。商部创设和商律编订从思想主张迅速转入实际的政治运作，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琪、山东学政尹铭绶等人则直指旧政积弊，明确奏请创设商部，直至奕劻、载沣、载振等亲贵协赞，方得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逝世后相继落实施行。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密谋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因事关重大，无法决断，于是上演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惊险一幕。

对谭嗣同这次夜访，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极尽夸张演义之色彩，将谭嗣同写成了“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的漫画式人物，这里有袁世凯竭力为自己洗刷的苦衷，不能全信。谭嗣同是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从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次深夜造访断然不会刁蛮撒泼，何况袁的幕僚中有个湖南人叫尹铭绶，有这个同乡从中斡旋，袁世凯与谭嗣同的谈话应该是充满了友好和睦的气氛。

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立即把尹铭绶叫来商量。袁、尹两人认真商议一通，均认为光绪皇帝根本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

据传说，后来由于袁世凯告密，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不向袁世凯屈服

从小站练兵到经略朝鲜，袁世凯幕府一步步从发迹到壮大，其中，就少不了一个人的身影——尹铭绶，他号称袁世凯的智囊，后因意见相左，刚直不阿的尹铭绶和袁世凯分道扬镳。

相传袁世凯小站练兵发迹后，时人颇以他为“知兵用武”之人，他也沾沾自喜，但苦于没有一些军事著作，自己读书不多，断然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为此忧虑多时，一次与尹铭绶谈及此事，尹铭绶献了一计：搜集古今中外兵学名著，把其中精华摘抄下来，分门别类，辑录一番，只须稍费整理功夫，一文案便可胜任，唾手之间，盛名立至!老袁奸诈，听了心里暗喜，但表面上故意正色道：“岂有此理!我要著述一部不朽的兵学名作，给后世谈兵做一范本，哪能抄袭他人，贻笑大方?”尹铭绶悉心献策，反落了个没趣，此后和袁世凯更是话不投机，便离开了袁。后来，袁世凯按照尹铭绶的献计，东拉西扯，编成一本书，叫《治兵管见》。老袁的奸诈由此可见一斑。

1912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慕名邀请尹铭绶入“总统府”任机要秘书。因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与袁世凯意见相左而辞职。辞职后寓居上海，以写字卖文度日，后虽袁世凯多方相请，不复为官。

尹铭绶还是一名大书法家，工行、楷，留下大量的书法作品，现如今各大拍卖会上时可见他的书法作品，比如，湖南收藏名家何自力收藏的众多名匾中，就有一块出自尹铭绶的笔下，被发现时已经不完整，后被修复。

采写记者 姚时美

责编：朱晓华

来源：株洲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