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夏明星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5月，遭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毛泽东为他取了一个既有中国乡土味道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长工”。不久，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第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第八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粤赣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第九军团政委。

董必武：“何长工这个‘长工’，不是一般的‘长工’啊!”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举行，毛泽东在典礼上宣布：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

在红大开学之时，何长工正在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作斗争，敦促他率领红四方面军积极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共同挥师北上，实现与中央红军的会师。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7年1月19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址延安城，扩大招生。历来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因学校更名，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成为抗大第二期。抗大第二期共招生1362人，划分为14个学员队，各学员队队长都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何长工既是第十一队队长，又是第一队学员。

为适应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规模扩大的新形势，抗大自第二期起正式设立了教育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以便进一步加强对抗大的领导。

作为学员，何长工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授课教员学习，向兼职授课的中央领导学习。令何长工获益最深的是毛泽东的谆谆教诲。“正当抗大二期，统一战线形成，抗战尚未爆发之际，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为了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主席曾亲自到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个小时，而且下午他还参加学员讨论，这样从1937年的5月，一直讲到七七事变之后，历时三个月，授课110多小时。……在这期学员中，凡是听过毛主席讲课的同学，都认为是终生的幸福，当时把听课笔记互相传抄，作为永久纪念。”

为便于管理和教育，第九队、第十队、第十一队、第十二队、第十三队、第十四队被编成第四大队，董必武担任大队政委。在董必武的领导下，何长工针对年轻人思想活跃、追求上进、投笔从戎的特点，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热血报国教育。经过他的悉心工作，第十一队约70%的知识青年站到了党旗下。对于何长工的政治工作水平，董必武说过：“何长工这个‘长工’，不是一般的‘长工’啊!”

1937年8月，抗大第二期结束学业，学员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何长工赴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虽然何长工在1929年春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右腿重伤致残，但他仍然带着警卫员现场勘察，很快就把河防情况摸清楚了。消息传来，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是个人民的长工啊!”

考虑到何长工的身体状况，加上他有过办军校的经验，毛泽东决定把他调到抗大工作。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共招收学员5562人，编为8个大队。这一期知识青年共计4655人，约占学员总数的83%。面对众多知识青年，中共中央也需要一些有影响、有知识的共产党员去工作。晚年，何长工幽默地回忆说：“因为我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对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组织上决定由我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王建安同志担任副大队长。”

由于第四期学员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抗大延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只好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除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大队驻延安附近外，其他四个大队都驻外地办学，何长工领导的第五大队更是远在甘肃合水县庆阳镇。离延安相对较远，何长工便独当一面地开展起工作。开学伊始，第五大队知识青年中党员人数仅占总数的11%，到12月全部结束学业时，党员人数已经占到总数的70%。许多学员深情地说：“何大队长革命经验丰富，知识水平很高，只有共产党里才有这样的‘长工’啊!”

毛泽东：“看来中央把抗大搬到敌后，就地培养干部的方针是正确的。”

1938年12月1日，抗大第四期毕业在即，中共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抗大第一分校，就地培养干部。12月13日，罗瑞卿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以何长工领导的第五大队、驻陕西洛川县城的第六大队为主体，加上驻延安的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驻陕西栒邑县(今旬邑县)看花宫的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大部，迅即编成抗大第一分校向晋东南进发。12月25日，第一分校在陕西延长县召开分校成立暨东迁动员大会，罗瑞卿宣读中央军委命令：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延安的抗大被称为抗大总校。

为便于指挥，各建制单位没有作大的调整，编成临时行军大队：总校原第五大队编成分校第一大队，由何长工负责;总校原第六大队编成分校第二大队，由韦国清负责;其他单位编成分校第三大队，由周纯全负责。为隐蔽东进行动，中央军委确定以“何纵队”为代号，何长工任纵队司令员。

1939年1月3日，“何纵队”3000余人从延长县向晋东南挺进，由延水头渡口东渡黄河。至8日，经山西永和、石楼等县，踏上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进入敌我交错的游击区。为使学校安全通过封锁线，何长工主动联系上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请求提供掩护。陈士榘支队作了周密部署，派出警戒并封锁消息，组织部队频频出击，迫使日军龟缩在各据点。何长工则指挥“何纵队”趁着夜色通过冰冻的汾河，迅速通过敌人控制的同蒲铁路线，并攀越了险峻陡峭的绵山，于21日胜利到达中央军委指定位置屯留县故县镇。25日，第一分校召开了庆祝东迁胜利大会，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出席大会，何长工作了东迁总结。

1939年2月23日，抗大第一分校在屯留县故县镇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朱德、左权到会。朱德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第一期学员共3237人，其中在晋东南招收的八路军连、排职干部420人，其他为地方知识青年。一次性招收这么多学员，第一分校立即名声在外，校长何长工也成了晋东南响当当的人物。

1939年5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的需要，第一分校增设学员支队建制，何长工遴选了支队负责人：第一支队支队长杜义德，第二支队支队长阎捷三，第三支队支队长贾若瑜。每个支队辖3个营，第一至第六营主要培训军政干部，第七营为特科营，主要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军事技术干部。开学不久，八路军总部根据日军在战场上频频使用毒气的情况，指示第一分校增设防化训练队。何长工挑选了50多名政治条件好、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学员到防化队学习。这是我军较早系统进行防化学战教学的开始。

第一分校到达晋东南后，学校距八路军总部驻地仅十余里，不仅在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等方面得到总部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宝贵的“师资”——经过正规军事教育、军政兼优的八路军首长。何长工多次请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莅临分校作报告或讲课，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

1939年6月，在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晚会上，毛泽东接见了第一分校政治总教室干事白彦(白彦于3月中旬奔赴延安向抗大总校领导汇报工作)时，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行动算是一次小长征啊!看来中央把抗大搬到敌后，就地培养干部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的讲话，是对第一分校工作的高度肯定。

邓小平：“你为一二九师立了大功!”

太行山区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因此成为附近日军的心腹之患，频频进行大“扫荡”。1939年春天，抗大第一分校进入太行山南部地区以后，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何长工特地抽调数十人组成战地工作团，由欧阳平、罗野岗、铁坚等带领，深入山西屯留、壶关、平顺等县，组织发动群众，建设民主政权。何长工还要求战地工作团组成若干精干的游击小组，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动员民工拆桥破路，坚壁清野，袭扰打击敌人。

7月，第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又称太南游击司令部)，校长何长工兼任纵队司令员，八路军总部锄奸部部长杨奇清兼任政委。9月，分校又以文工团和战地工作团组成工作队，协助太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开展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在何长工过问下，工作队对友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文艺节目，还分散到友军基层教唱抗日歌曲，开团结抗战座谈会，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这些工作对友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有利于联合抗日的局面。

太行山区粮食不足，水源更加缺乏，加上日伪军的不断“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给第一分校的正常教学甚至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常常一连几天过着无盐、无油、无菜的生活。“为了解决吃粮问题，何长工真的当起了‘长工’：他抽出全校1/3的人力，自己带队到百里外背粮，有时还要从太南长途跋涉到上党盆地，同敌人展开夺粮斗争。太行山区生活虽然艰苦，但广大教职学员却为自己能战斗在抗日前线而感到自豪，把这称为‘抗大难忘的一课’。”

1939年9月18日，第一分校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了第一期毕业典礼。从10月中旬开始，第二期学员陆续入校，总共招收了1330名学员。这时，分校奉命将学员支队建制改称大队，撤销教学营的建制。这期学员编成4个大队，学员绝大多数是来自一二九师的连、排职基层干部和少数营职干部。当时，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对何长工说：“你为一二九师立了大功!没有第一分校，一二九师要变成钢铁雄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11月3日，第一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在壶关县神郊村举行，旋即奉命由晋东南迁往山东敌后办学。经研究决定，周纯全、韦国清带领分校领导机构和大部分教员东进，何长工则将一部分教员和第二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留守原地做好迎接抗大总校迁址晋东南的准备工作。

1940年3月20日，抗大总校由延安东进，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辗转抵达指定位置山西武乡县蟠龙镇，何长工立即带领留守大队前往蟠龙镇归入总校建制，分校第二期学员编入总校第六期继续学习。4月，何长工改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是总校新任副校长滕代远(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得力助手。同月，抗大总校在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这一期共招收学员4900多人，声势浩大。深入敌后办学，经常要面对日伪军的“扫荡”，抗大总校第六期开学8个月内，就相继转战到山西黎城县西井镇、河北邢台县浆水镇。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抗大总校把在艰苦条件下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作为第八期的主要任务。1942年5月1日，抗大总校第八期在邢台县浆水镇举行开学典礼。第八期学员主要来自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和部队的干部以及少数抗日根据地知识青年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共计1067人，分为上干科和基本科。

这一期学员大多是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选拔来的工农干部，大都经过长期战争考验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有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政治觉悟高。但也有其弱点，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制约着他们的发展。

为此，何长工在主持制订教学计划时，从学员的实际出发，规定上干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都是两年：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队，着重进行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目的文化教育;第二年，再按其入学前的职务、工作性质进行编队，进行军事和政治理论等课目学习，以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对于知识分子干部则单独编队，采取适合他们的一套教育办法：第一年着重组织他们到农村和部队基层中去体验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接近工农群众，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第二年则进行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的学习。

回忆往事，第八期有学员如此评价：“何教育长确实长于教育!他有教无类，确实有一套!”

彭德怀、刘伯承：“长工同志，你真‘神’啊……”

1942年8月，滕代远调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央军委任命何长工为代理副校长，任命张际春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时，何长工事实上是抗大总校的第一号领导。

1943年1月6日，为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中共中央电示抗大总校：连以下干部及陆军中学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重新成立抗大第六分校，其余营以上干部学员及抗大在职干部，携带重要的图书资料及部分资金，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月24日，抗大总校1000多名人员，在何长工率领下，冒着严寒向陕北绥德挺进。

抗大总校从邢台县浆水镇驻地开赴陕北，须横跨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穿过白晋公路、同蒲铁路、汾河、太汾公路、离岚公路等七道封锁线。尤其是同蒲铁路到汾河西岸这一带，日伪军碉堡林立，封锁十分严密。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细致，接送部队掩护得力，抗大各级领导指挥灵活，队伍穿越封锁线隐蔽、迅速，在敌人的碉堡群中寻隙穿插行进，历时40多天，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3月上旬胜利地西渡黄河，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抗大总校返回绥德不久，彭德怀、刘伯承顺道看望了何长工等抗大总校的同志。他们风趣地赞扬说：“长工同志，你真‘神’啊，过去在红军九军团时你就很会钻;这次你带抗大1000多人，通过一百二十几里的封锁线，还在敌占区住了一夜，既没有暴露，又没有损失，硬是给你们钻过来了。你们真有办法，实在了不起!”

抗大总校抵达绥德后，与延安军事学院以及抗大第二分校(从晋察冀边区返延安)、第七分校(从晋西北兴县返延安)各一部合并，并陆续接收了从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送延安学习的一部分干部，使总校学员达到6000余人，先后编成5个大队，校部设在绥德县城西山寺。

绥德地区本来就人多地少，抗大总校到达后人口骤然增加，致使粮食、住房都发生困难。为此，何长工建议采取适当分散办学的方法：校部领导机关仍驻西山寺，第一大队驻绥德城外二十里铺，第二大队驻清涧县城，第三大队驻瓦窑堡，第四大队驻子洲县双湖峪，第五大队驻校部附近。

徐向前：“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同志负责，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

1943年3月，由于从苏联回国的林彪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决定由徐向前担任抗大总校代理校长。对于此事，徐向前回忆录中有叙述：

“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做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3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由于抗大总校另一副校长彭绍辉仍然兼任第七分校校长，因此，协助徐向前的重任主要由何长工承担。

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在徐向前、何长工等领导下，抗大总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两不耽误。”

对于何长工等的密切配合，徐向前晚年还记忆犹新，认为他们是抗大的功臣：“1944年7月，我突患肋膜炎，住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整天发高烧，持续了两个多月，身体虚弱至极。……七大也未能出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得好些。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同志负责，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大随之完成其历史使命。1946年春，何长工带领抗大总校一部开赴吉林通化等地，负责筹办东北军政大学。

历史的定位——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部抵达吉林通化，先后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及四个分校，历任副校长、代校长，兼通化军区司令员。同时还派出骨干，相继建立了航空、工兵、坦克、医科等学校，为东北和全国的解放，培养了数万名优秀人才。

194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军工部，何长工调任军工部部长兼军械部部长，创办军事工业，自力更生地组织研制和生产。为当时东北战场和后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何长工与中国航空工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何长工调到北京组建重工业部，历任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何长工调任副部长，后任党组书记，在地质部工作了整整14年。“文革”期间，何长工长期受到批斗、关押。

1975年10月，经毛泽东过问，何长工重新恢复工作。后曾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1980年后，何长工响应中共中央实现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相继提出辞去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务，悉心于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宣传，关心老区建设，热情对待群众来信来访。

何长工85岁寿辰时，宋时轮前去探望祝寿。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1988年2月25日，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委李德生撰写纪念文章，题目是《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悼念何长工同志》。

“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诚哉斯言!

责编：朱晓华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