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代人才济济，而其他湘军将领为何富不过三代?

文丨肖夜明

春节假期要读一本书。刚好这几天值班时看了不少有关家书、家风的新闻报道，便将书柜里藏了多年的《曾国藩家书》翻出来又看了几章。也许是年龄的增长，读后又多了些小思考。

《曾国藩家书》，是部大家都熟悉的图书，其章节和具体内容就不赘述了。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经过几番改朝换代，其家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家风。曾国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中，曾广钧23岁即中进士;第四代，曾约农、曾宝荪均是大学校长、教育家;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大都学有所成。曾氏五兄弟，香火延续至今已是第八代。近两百年，可谓无一废人。

然而，再看看那些当年跟着曾国藩出生入死、威震沙场的众多湘军将领，其后人却乏善可陈，鲜有名人大家。我想，这应该就跟我们目前大力提倡的好家风有关。《曾国藩家书》，这样一部书，就是一个家族优良家风的见证和保障。

曾国藩的“豪门”之家，跟他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这部《家书》里，我们看到曾国藩独特而系统的名利观、人生观。曾国藩认为，大富大贵不是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几可以成大器。”曾国藩当大官后，他给家里邮寄的钱反而减少了，他这是不愿自己的后代沾染奢靡之气。“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儿子若肖，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而且，曾国藩认为自己虽然功绩甚伟，但战争中的杀戮屠城、死人无数，实是造孽，非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曾国藩要求后人不要走自己当年的人生道路，尽量远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界、军界。从近些年来的资料可以看出，曾家一脉至今，有突出成就的多达200多人，但基本上集中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曾家后人，性格上也多“温和，老实，守规矩，不张扬”，更接近“耕读”、“孝友”之家风。

作为一个儒者，曾国藩一生立身行事，纯然是按照《大学》的逻辑架构展开。他的一生，其实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比着来看其他的湘军将领。敢打敢杀、勇猛过人，是他们的标签。他们中虽然也有一些读书人，但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他们一路攻城掠寨，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们功成名就后，自己忙不迭地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留给子孙后代的，就是金银财宝、阔宅大院。这些悍将猛士，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们的老大曾国藩一样，要给后代留一点精神上、文化上的遗产。更谈不上写出一部像样的家书给后人了。无论在“修身”上，还是在“齐家”上，他们自己一辈子的追求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要求，多停留在物质欲望等较低层次上。富不过三代，这一魔咒，就必然地应验在了他们身上。(肖夜明)

这个话题，我在几年前对湘军故居进行走访时也思考过。因观点有延续性、补充性，特附上当时见报的一篇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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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得流油到家道中落 湘军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听闻涟源仍然能够看到成片的湘军故居，记者近日(2008年7月)随同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一路看将过去，看着看着，就有了些许感慨和想法———

七月的阳光,热辣而具通透力,似乎能让人间的任何秘密无处可匿。但走在山水秀丽的涟源杨家滩一带，望着那一座又一座的清末老宅，兴奋却又迷惑。兴奋的是，此地居然有这么多气势恢弘、保存尚好的湘军故居;迷惑的是，这些富得流油的湘军先人，他们的家为何都在一两代后就中落了呢?他们的钱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清末的湘军，起源于对太平天国的抵抗和镇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财富转移的方式。这支军队经过无数血战，为当局赢得了一时的安定平稳，同时也掠夺了战争地区的大量财富，把江浙的金钱甚至美女，转移到了湖南。用武力“扶贫”，使当时的湖南顿时成为全国的富省。而在曾国藩的老家周边几县，尤显殷实。

曾国藩选用湘军将领，既重书生士人，又重同乡亲姻。书生士人受过儒说传统教育，知书通经，有理性的忠诚，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同乡亲姻，有共同的乡土情感，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湘军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样，湘军形成了以书生士人为主体，以同乡亲姻为纽带的军事指挥群体，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堪称登峰造极。

曾国藩和罗泽南在杨家滩所选用的李姓名将和刘姓名将，正是这样一批同曾、罗同乡联亲的书生士人。李姓名将有李续宾、李续谊、李续艺、李光久等，刘姓名将有刘腾鸿、刘腾鹤、刘连捷、刘岳昭等。这些人战后不少官封巡抚、总督等职。

“攻南京，发洋财。”杨家滩的百姓，直到今天都还在传说着这样一句话。史料记载，金陵破城后，湘军编制大乱，连各营长夫也都争先恐后参与抢劫，而主帅曾国荃意甚默许。湘军打下金陵，火烧三天三夜(也有说八天八夜，后被一场大雨浇灭)，大船大船的财宝，通过水路运回湖南，他们用掠夺来的钱财起屋、买田、娶媳妇。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为全省之冠。

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据说“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有种说法，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嘉奖。但湘军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不论有多么样的客观因素，依然是不道德的行为。

其得也快，其失也速。湘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当地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于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素，流入的财富又大量流失。到了民国时期，湘乡等地依然很穷。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曾遭受惨重破坏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却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缺乏产生巨商富贾的土壤。涟源杨家滩周边方圆数十里，据说当时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作坊和实业。湘军从江浙掠夺大笔原始积累后只知道买田置宅，却几乎不应用于商业投资。这或许是当时的湘军不能一直延续富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少数湘军在支配这些掠夺来的财富上，还算明智，修路修桥，开田造地，大量地办学校，大量地将湘军子弟送到外国深造，这为第二代湘军人物高起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湖南出去的留学生很快成长为国之栋梁，成为改朝换代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的湘军人物，继承了曾、左、胡湘军人物那种自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思想上已与清末的湘军那一套观念决绝。湘军不再是清廷的保镖，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这个时期的湘军，较之清朝时期的湘军，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推动作用。(肖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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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