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向达先生与敦煌学科的诞生

向达，(1900-1966)，湖南淑涌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文革”前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敦煌学和中外交通史学的奠基者之一。1966年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季羡林曾说过:“无论是学术方面，或者是道德方面，向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一次，萧离先生夸赞沈从文的成就时，沈从文笑了笑说:“我这点本事算得什么，人家向达先生才真是个做学问的读书人”。

向达先生1924年于东南大学毕业，他在师范学的是文史地专业，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译员，一直干到1930年。后经人介绍，就任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编辑之职。1935年由图书馆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交换馆员，替牛津整理中文图书。斯坦因窃去的大量敦煌卷子，大多收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向先生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院阅读敦煌卷子。因为主管卷子的小翟理斯博士的刁难，向先生一年间只读了汉文和回文卷子500卷，其中重要的他都照了相。他阅读时每一卷都写了卡片，记上编号、卷子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了前5行与末5行。有时卡片背面也抄录卷子上的一些内容。此外还写了一篇《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1937年冬他又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读伯希和窃去的敦煌卷子，并做了详细的记录。1938年秋，向先生回国后，把英、法所藏石窟遗书的一些零篇断简及有价值的东西，无论经史还是小说，共100多种辑录成《敦煌别录》，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敦煌学的论文。回国半年，他就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中西交通史”导师。

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写信，谈到“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次年，北大即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西北考察事宜进行磋商，向达自告奋勇要求参加。1942年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北大派向达参加。这年10月1日，向达自兰州搭乘汽车，西行至武威后至张掖，9日晨发安西，上午抵敦煌，下午4时启程赴千佛洞，晚8时至，夜宿中寺。

第二天，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地理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以及张大千会面，并浏览莫高窟。他给曾国藩孙女北大教授曾昭燏写信谈感受，他在信中这样描写莫高窟:“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诸窟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特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

随后向达浏览诸窟，一一考察，并做详细记录。至这年11月初，他已考察了全窟的三分之一，有感于内地人们任意勾勒、剥离壁画，心中不安，于是在三日内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他又致信史语所李济、傅斯年，汇报西行考察情况，并谈及千佛洞保护一事。傅斯年将向先生这篇文章推荐给重庆《大公报》连载，虽然用的是笔名“方回”，但傅斯年加了一段按语说:“此君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读者从这段按语中自然看出此文作者乃史学界权威向达，此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度与有关单位组成西北考察因，由向达担任历史考古组组长，他开始了第二次沙漠远征。这次他们仔细考察了敦煌一带的壁画艺术，发掘了一批汉唐墓葬和遗址，还参加了由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六朝残经的鉴定。这次共发现70多件编号68的残经，都是北魏时期极为珍贵的资料。

向达等人第二次敦煌考察，主要是发掘他第一次考察时所勘探的古墓群，希望能在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写本、石窟壁画之外，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由于向达与敦煌各界关系融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发掘工作进展顺利。向达在敦煌因缺少接济和帮手，经受了严寒、饥饿、匪患、人事的种种困难，抄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写出了《瓜沙谈往》、《西征小记》、《西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敦煌余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南宗顿教最上乘坛经》等论文论著。

在向先生之前，有很多探险家、考古学家、汉学家、历史学家、画家等到敦煌考察，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各种方式攫取宝藏为目的。向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从考古学意义上提出莫高窟的保护问题，他撰写的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促成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实施，我们今天能拥有莫高窟如此精美的壁画，向先生是有大功的。

在向先生之前，由于敦煌写本流散四方，而能亲自到敦煌考察者寥寥无几，所以敦煌学各个专题的研究往往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向先生原本最关注敦煌民俗文学作品，来到敦煌后，他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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