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首届全国纸品收藏交流大会正在长沙大麓珍宝古玩城举行。在古籍展示区，各式古籍善本、文献资料、金石碑拓、名家手迹琳琅满目。其中有一本比火柴盒略大的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 展示的微型古籍

书里的字密密麻麻如米粒大小，这应该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时，书生们暗中携带用作舞弊的材料。这种缩小版的书，在当时能方便考生们缝入衣服内或鞋底，夹带入考场。

一般来说，只要有考试，就会有舞弊，无论是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还是现在的高考或国考，舞弊事件从来没有断绝过。唐宋以来，读书人在改变生存状态、出人头地的几乎唯一途径——科举考试中，舞弊的手段完全可以用花样百出、千奇百怪来形容。今天，岳麓君就带大家见识一下古人为了舞弊而想出的各式手段。

1 代考

代考是我们现在考试中常见的舞弊形式，大家都不觉得陌生。代考者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枪手”。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枪手”这个词在科举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六回中：

“这位大人乃是个一窍不通的，只得请枪手，代为枪替。”

枪手代考行为就是所谓的“枪替”。

枪手代考最早出现在科举初创的唐代，当时有“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也就是说考场代考的人占了三到四成，实际的比例肯定没有这么大。

唐代“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也曾经充当过“枪手”。温庭筠才华横溢，他每次参加科举考试时，写赋都无需打草稿，只要搓八次手就可以完成一篇赋，因此有“温八叉”的外号。

《唐摭言》卷十三也说温庭筠参加科举考试时，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只是手靠在桌子上，“每赋一咏一吟而已”，“一咏”就是“一首诗”，“一吟”是“一气呵成”的意思，可见他写赋的速度，因此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又称他是“温八吟”。

然而，才思如此敏捷的温庭筠却是科场失意者，有人说他落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多次帮人代考。

有史料记载了他在大中十二年(858)帮人代考的事：在这次考试时，温庭筠被安排坐在离监考官员视线最近的位置，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考者所掌握。面对监考官的如此“关照”，温庭筠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感或者意外，只是埋头作答，并且很早就交卷离场了。

看到温庭筠如此乖乖地应考，监考官员都暗自得意，他们心中都想：“这次我们终于把这个老‘枪手’给制伏了。”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温庭筠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巧妙地为8个考生写了文章，他瞒天过海的代考技巧有点像魔术师。

△ 装须冒考图

事情败露之后，考官们大为恼火，让温庭筠落第的同时，又报告朝廷，将温庭筠赶出了京城。

由于唐代科举的制度还很不完善，对于科举代考的处罚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因此，唐代出现代考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对读书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历代都严厉打击枪替这种严重的舞弊行为，一般的处罚措施是将枪手捆绑起来示众。

△ 严惩枪替图

《严惩枪替》记录的就是晚清广东惠州院试严惩代考的事件，这次院试中，学政查出了归善和博罗两县代考者，交给有关官员将他们戴枷示众。可是到了清代以后还是不少贫困的读书人将做枪手作为谋生的手段，一旦被发现而被示众之后，这些枪手并不会感到害羞，反而觉得比较体面，因为在社会上的人看来，有人请他们做枪手至少表明了这些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

随着科举考试点名识认、搜检越来越严格，枪手进考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就出现了代考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考生和代考者都以合法的手续进入贡院。

进入贡院之后，交换印有座位号的答题纸，然后串通考场工作人员，各自根据座位号进入号舍。答题时，代考者写考生的姓名，考生写代考者的姓名。当然，这种代考的形式必须有贡院工作人员的配合，否则考生很难进入号舍，即使进入号舍也很难逃过查号这一关。这种代考方式有个专有名词，叫“龙门调卷”。

2 夹带

与代考一样，夹带也是科举常见的舞弊方式。夹带又称“挟带”“怀挟”“怀挟文字”等。

夹带是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一种舞弊形式，主要是指考生通过各种形式将与考试有关的资料等带入考场，目的是考试时能参考或者抄录。

各个朝代都制定了严格的搜检措施，严防考生夹带。唐代考生进场时，考场士兵要对照名册严格盘查考生，姓名、籍贯、年龄，相貌等等都要询问查看。士兵还要上下全身搜索一遍，把携带的物品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挟带。

随着科举考试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对入场考生的搜检也越来越严格。少数民族政权金朝要求进场考生都必须把盘结的头发松开，解开所有的衣服，还要掏耳朵和鼻子，防止考生在耳朵和鼻子里塞纸条之类。对于这种搜检方式，很多考生都无法接受，他们纷纷表示抗议。朝廷大臣也认为这种搜检方式过分了，这确实对读书人不够尊重。

鉴于有这么多反对意见，朝廷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要求入场的考生都在指定的场所沐浴，然后穿上由官方提供统一衣服。这样，既可以防止考生夹带，也保住了考生的面子。但这种搜检方式既费时，还需要大量的物力支持。随着考生人数的增加，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实施。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搜检办法。

明初，朱元璋觉得参加会试者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已获举人的才子，常年受儒家经典的熏陶，都是文质彬彬的，为什么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地搜检他们呢?这显然对他们是不够尊重，他建议会试时不要过于严厉。皇帝是金口玉言，他说了不要严厉，那肯定就会放松搜检，无论是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都很高兴。

到明朝中叶，科场作弊越来越严重，搜检逐渐变得严格起来，需要考生解开衣服，取下帽子，然后进行严格的搜检。一旦查出考生挟带书册等资料，不但要取消他的考试资格和以前获得的科举功名，贬为下等人。

清代建立了更为完备的搜检制度，以乾隆九年(1744)尤其典型。这一年顺天乡试时，皇帝命令几位自己信得过的大臣突击检查顺天贡院的情况，他们发现夹带舞弊仍然十分严重。通过这些“钦点”的搜检大臣搜查，结果第一场搜出夹带资料的有二十一人，第二场又搜出二十一人，因害怕搜检而没有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两千人，贡院外丢弃的蝇头小楷书写的用于作弊的小抄不计其数。

面对科场夹带如此严重，乾隆皇帝认为，只有“立法严查”才能根除这种严重的舞弊行为，使“真才”脱颖而出。那么，乾隆“立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对于考生衣物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去面子，毡衣去掉里子，裤子不论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用薄底。(由于古人的鞋底是纳鞋底，如果鞋底太厚，考生可以将资料纳在鞋底之中，挟带进考场。)

其次，对于考试用品的规定，坐垫用单层毡片，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等等。

再次，搜检时要求考生解开包括内衣内裤的所有衣服，脱下鞋袜。对于带入贡院的物品有严格规定，考生基本上还是能接受。但要搜检到他们内衣、内裤的做法，让这些自命清高的读书人觉得这是一种人格侮辱，是极度不信任他们的表现，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对考生进行搜检的同时，还对所有进入考场的人员和物品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在乡试、会试进行之前，考场的巡查官对带进贡院的用具以及与考试有关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搜检，并严格限制进入考场的人数。

例如根据康熙十八年(1679)的规定：

“主考各带三人，同考各带二人，御史各带二人，笔帖式各带一人。”

对执行搜检任务的差役也要经过御史和提调官的查核和搜检，防止他们顶替入场或用其他方式来作弊。实际上凡是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都在识认和搜检之列，目的是将舞弊的行为排除在考场之外。

尽管搜捡制度如此严格，夹带舞弊并没有随之而减少或者消失，反而在清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考生还是会利用一切手段夹带。为了便于夹带，不法考生会事先购买或者准备好袖珍书。

△ 清代袖珍书

袖珍书的制作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有缩印技术，只要将普通的文本缩小若干倍，很容易就可以做出袖珍书。但古人是肯定没有缩印技术的，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尽力使用薄纸，使夹带起来更加方便，这种做法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这种用薄纸写的资料被称为“纸球”，能在市场公开销售。

毕竟这种纸球所能书写的文字比较有限，北宋时期有人制作石印袖珍本“四书”“五经”，作为夹带的资料。欧阳修对这种袖珍书流行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二三十千。”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袖珍书内容齐备，制作的难度也相当高，因此价格也是昂贵的。

这种袖珍书在清代更加流行，有十多种保留至今。其中南京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珍藏了一册袖珍书，这一册袖珍书长7.5厘米、宽5厘米，每页的字数达540字之多，共30页，全书总字数为1.6万字，它被视为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的“压库之宝”。

除了袖珍书之外，还有白绢或者黄绢夹带，在陕西、山东、浙江和湖南等地都有保存。

△ 清代夹带

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白绢夹带长约2米，宽0.47米，上面密密麻麻写了10多万字，内容与袖珍书、舞弊坎肩大致相同。为能及时找到所需的内容，夹带上做了不少暗记，整个内容均用文字编号。在宁波镇海的一件夹带是一块宽40厘米、长60厘米的白绫，字全部用米粒般大小的小楷书写而成，估计字数在4万字以上。

为了方便考生使用，制作者还会在重要地方用红笔做出标记，便于考生能很快找到需要的文字。这种夹带基本上都是用质料很软的绢来做，主要是方便考生藏匿。但绢是一种丝织物，表面很光滑，毛笔笔锋是软的，很难下笔，更何况是要在上面写那么小的字。制作者为了能在上面写好小楷，他们一般都会在绢布绷直后，垫上硬物，然后才进行书写。

△ 作弊夹带

制作一份内容完整、字体工整的夹带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的。正因为制作的难度如此大，加上需求者众多，因此这种夹带与袖珍书、作弊坎肩一样，市场价格都相当高，常常一件需要数十两、甚至数百两银子。尽管如此，那些试图通过舞弊实现金榜题名梦想的考生还是舍得花钱购买的。

考生通常将袖珍书、白绢之类的夹带藏在衣服、帽子、鞋袜和考试用具之中。但乾隆九年(1744)立法之后，规定考生的衣服只能用单层，利用衣服夹带袖珍书很难成功，于是考生想出了更加隐秘的藏书之处。

考生将字直接写在内衣上，这种内衣是没有袖子的，被称为坎肩。这种坎肩是用麻布做的，尺寸并不大，上面的毛笔字是用蝇头小楷书写的，并且在文章的标题上都有红笔标明，字也只有三四毫米宽，字迹非常清楚。与袖珍书一样，这种坎肩上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范文等等。现在我们读上面的文字，必须要用放大镜，否则很容易串行。

△ 清代作弊坎肩

△ 清代作弊坎肩局部

3 传递

除枪替和夹带之外，传递也是科举考试中常见的舞弊手段。

传递是在考场内外私下传递与考试有关的文字资料，是常见的舞弊行为。传递这种舞弊方式现在仍然存在，而且与高科技相结合。

乡试期间，有考生向场外传递题目，然后由场外的人负责写好文章，再传递回来给考生。而乡会试有着严格的考场纪律，号巷的栅门是用大锁锁住的，传递自然是越来越困难。因此，考生就与考场工作人员进行勾结，利用工作人员可以在考场内自由走动的机会，充当传递资料和信息的中介，沟通考生和场外的作弊人员。他们往往将题目绑在石头或者砖块上，利用可以四处走动的机会，趁别人不注意时，用力扔出去贡院围墙，场外则有人等待接应。

与这种传递方式相比，还有的传递手段更加出人意料。

《传文有贼》报道，宁波知府主持府试时，考场纪律非常严格，传递和代考都很难得逞。在主持镇海县考生的考试时，巡逻的士兵发现在考场房屋上有一个人，他们怀疑是偷东西的“梁上君子”，就报告了知府，将这名“梁上君子”捉下来，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文稿。知府立即进行了审问，他供出自己是代某人向考场的5名考生传递的。听到这种传递方法，知府勃然大怒，认为考生和这些鸡鸣狗盗之徒同流合污，将5名考生从考场中揪出来，每人重打30大板，并将这位“梁上君子”戴枷示众。

△ 传文有贼图

传递到场外的试卷做到答案之后，场外的人员会发出信号，当然我们现在发出信号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利用短信或者其他无线设备，但没有这些先进设备的古人是怎么做呢?

他们会在场外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来传递，比如在贡院远方的建筑物上点灯，以亮灯的数量来告诉考场内担任传递任务的士兵。有的就会事先约定放鞭炮声来通知贡院内的士兵，比如场外的舞弊人员会放三响鞭炮，场内的士兵就知道要准备接答案了。

还有让我们现在人叹为观止的是，清代还出现了利用鸽子来发送暗号的，场外的人在有着良好训练的鸽子腿上绑上铃子，然后放飞鸽子，让鸽子腿上的铃子发出清脆的响声，而场内的士兵听到预先约定的铃声后，就可以到指定的地方去取答案了。场外的人也会采用扔石头的方式将答案扔进来，士兵接到答案之后，会利用巡查的身份将答案交给考生。

这种传递作弊，不仅需要有场内人员充当传递角色，还需要考场外面人员配合，需要有人在短时间内写出精彩的八股文。正是由于有这种需要，在京城附近一带还出现了专门提供考试舞弊服务的人员。

4 通关节

古代科举用糊名誊录的方法来处理试卷，虽然能有效地防止舞弊，但它不可能完全杜绝，还可以通关节。

通关节又称关节，俗称买字眼。通关节的做法就是，考生送钱给考官或者其他考务人员，由他们私下通知考生在试卷的某个地方使用几个特殊的字，以便他们在阅卷或试卷处理时能“破格”或者“特殊”关照。

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唐代没有实行糊名誊录制度，没有通关节这种舞弊手段。通关节出现在北宋。

作为北宋翰林大学士的杨大年是科举主考官的热门人选，于是很多人都想巴结他，预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也争先恐后地去拜见他。见面时，同乡们就很直接地说明了来意，“您是大学士，将来肯定会主持科举考试的，希望您能透露一些考试秘诀”。杨大年一听，十分不高兴，就起身离开，一边往屋里走，一边严肃地说“于休哉”，“于休哉”的意思就是“罢了罢了”。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杨大年是拒绝向这些同乡透露任何信息，而且对他们的这种要求十分反感。但是，领悟能力超凡的在场者则听出了杨大年的弦外之音，将“于休哉”三个字牢记在心。果然如大家所料，大学士杨大年被任命为主考官。那些在考卷中故意用了“于休哉”三个字的考生，都被杨大年录取了。而当时在场的大多数同乡根本没在意杨大年说“于休哉”暗含的意思，后悔不及。很显然，杨大年用“于休哉”作为暗号，成功地避开了糊名誊录的限制，达到了徇私录取同乡的目的。

明代科场中通关节的情况比较严重。每到乡试的年份，有不少人就开始活动，他们甚至会送礼给地方政府的官员，希望他们能推荐自己，出任负责阅卷的同考官。在获得了任命之后，有的考官便与考生通关节，大肆收取贿赂。

科举实行了弥封誊录试卷，考官既不知道考生名字，也无法识别考生字迹，加之试卷是随机分发的，考官要从多达万计的试卷中找到通关节的考卷确实有相当的难度的。如果主考官与考生通关节，那么主考官会利用“搜落卷”的权利来找通关节的试卷。尽管此时“搜落卷”只是他谋求私利的借口，但还是会冠以“真求遗珠”这样冠冕堂皇的词。

△ 弥封后的试卷

不是每个考生都会很容易地能与主考官拉上关系的，很多考生是与同考官通关节，那么这位同考官必须与其他同考官串通，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的网络，这样才有可能从上万份考卷中找到那份通关节的试卷，真是需要“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能得到。

由于同考官只有荐卷的权力，并没有决定是否录取的权力，那么他怎样才能让主考官取中他所通关节的考卷呢?一般来说，同考官会采用迂回战略，即向主考官荐卷时，将不堪入目的考卷放在前面和最后，然后将通关节的试卷放在中间，这样使主考官先一份接一份地淘汰前面的试卷，等眼睛都看花了，突然看到这份通关节的试卷，觉得好像还写得不错，就把它挑出来，放置在一边，等看完全部考卷之后再决定是否取中。

主考官要接着看下面的试卷，仍然是写得让他觉得反胃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视觉折磨，主考官回过头来比较，在哀叹考生水平低的同时，还是觉得那份通关节的那份试卷是比较好的，这样被主考官取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然而，要完成通关节，涉及的人比较多，环节也比较多，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被防止舞弊措施击破，考官与考生费尽心机的通关节就会以失败告终。

△ 收卷簿

除了上述四种常见的舞弊形式之外，割卷是考场工作人员参与的另一种常见舞弊手段，又称“活切头”“剥皮鬼”。具体的做法是考生串通考场工作人员，一般是弥封、誊录或阅卷官员来具体操作。他们会将甲乙两份试卷的卷面割下来，用私刻的假印加以检验，然后将甲卷的卷面粘贴到乙卷上，乙卷的卷面贴到甲卷上。由于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舞弊行为，一旦发现就要被处以极刑。

本文摘自《千年科举》，李兵 著

岳麓书社出版，有删减

责编：李婷婷

来源：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