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协会打土豪时的宣传画。

1927年5月21日夜，马日事变爆发。

驻扎在长沙的33团许克祥部和教导团王东原部等，率一千多士兵，分头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会，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工农运动领袖和国民党左派。全省陷入一遍血雨腥风之中。

我父亲亲历了这一幕……

文丨张以文

老照壁里的宣传基地

当年，又一村口的老照壁，是长沙纸业、印刷业一条街。这条小小麻石路面东侧的野邨石印局(新中国成立后的湘江印刷厂所在位置)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秘密印刷厂，一家极普通的店铺。

老板朱菊和是长沙县青山铺人，他与大弟朱省三都是共产党员，以石印局为掩护从事省城工人运动。朱菊和先后在黄埔军校学习并一度在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朱省三也是长沙商民协会负责人之一。

受到兄长的影响与教育，二弟朱益三和小妹朱近之(敬之)也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协助二位兄长进行革命活动。在哥哥外出期间，店铺的日常业务和秘密的党内文件，通常都是由益三和近之兄妹二人处理。

1926年底，长沙成立印刷业工人协会，朱益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之一，并出席了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他们白天承接市场业务，晚上加班印制党的文件，大革命期间的很多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都出自野邨石印局。根据中共湘区执委会的指示，朱氏兄妹以行业工会领导身份组织工人运动，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类组织将宣传资料分发下去，贯彻党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长沙工人运动的开展。但是，他们的行动开始受到警察当局的关注，工运高潮期间，经常有警察和便衣侦查以各种理由进行检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党内政治嗅觉灵敏的领导人，意识到国民党右派即将动手破坏革命。3月底，毛泽东在五县农民运动调查结束后回到长沙，当时湖南农民协会人数已经达到300万以上，各种工会人数也达数万人之多，这是共产党坚持革命的宝贵力量。为应对国民党即将到来的叛变，中共湘区执委在毛泽东、易礼容等人主持下，决定全面整理和印制工农协会花名册，为革命保存力量，这个任务交给了朱菊和一家。

时局异常紧张，野邨石印局已经被盯上，另找印刷厂也不可能。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切不可以失手的，这里有湖南工农运动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名单，毛泽东一再强调，出不得差错。

大春园茶楼的会见

朱菊和的父亲朱基堂开办野邨石印局以来，我父亲张震武就在这里做裁切、装订师傅，他也是朱益三领导下的印刷业工会会员，深受朱家信任。朱菊和考虑再三，决定让我父亲拿到家里去做，这样就可以避开军警侦探的耳目。事关重大，毛泽东表示要亲自见一下经办人。

3月底的一天，散工前，朱菊和对我父亲说：“五哥，明天早点来，一起到大春园喝个茶，顺便去见个朋友。”

老长沙人都会记得，中山纪念亭右前方约百把米，黄兴路西侧，有一栋二层的砖木结构的茶楼，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拆除，这就是有约百年历史的大春园茶楼。茶楼正对面不远处就是老照壁，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前来石印局接洽工作，通常都是在大春园茶楼的二楼上进行。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在易礼容和朱菊和的陪同下，到大春园二楼喝茶。跑堂伙计端上热茶和包点，一会，一个身材高大，身穿蓝灰色长马褂的人从木楼梯口走上来，左胁下夹着一把暗红色的油纸伞。易礼容面对梯口，一眼望见，说了声：“毛胡子来了”(胡子：当时相互比较熟悉的成年男子的亲切互称)。朱菊和站起身来，喊伙计添茶，待毛泽东走近座凳，对我父亲介绍说：“毛润之先生。”

来茶馆的路上，朱菊和已将事情原委及重要性向我父亲作了交代，当时，毛泽东的名声在工农协会已经很是响亮，我父亲立起身来，拱手致意，并说：“久仰，毛润之先生。”毛泽东也双手一拱，依朱菊和的介绍，轻轻地喊了声：“张五哥。”

寒暄之后，毛泽东只是问了我父亲一些琐碎家事，得知我父亲老家住唐田乡，与朱家青山铺相邻，于是笑着说：“呵呵，都是同乡。”

之后，毛泽东、易礼容、朱菊和三人聊了一些时局，我父亲不知究底，也不便插嘴。临走，毛泽东交代，花名册装订好以后，直接送清水塘。地址让朱菊和交我父亲，他叮嘱道：“五哥，拜托了，多留点神。”

我父亲借了一担箩筐，把工具、材料等，分两次搬到张家祠堂的家里，关门闭户，用几天的时间，完成了全部名册的印刷、裁切、装订工作。为了防备路上巡警搜查，他穿上平日很少穿的新长衫，把花名册放在家里唯一的一口棕黄色皮箱内，坐黄包车送到了清水塘。

事后，我父亲才从朱菊和口里得知，开始毛泽东有些担心，怕经办人不可靠，这才有了陪同易、朱二人在大春园会见毛泽东的机缘。

血雨腥风的岁月

不久，从上海传来了“四一二”政变的消息，蒋介石开始镇压工农运动。

消息传到湖南，35军军长何键联络第8军副军长李品仙以及湘军团长许克祥等，派兵四处镇压工农运动，在长沙捕走三十多名工人纠察队员。

不久，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柱中被杀，常德农民协会委员长和益阳县工会、农会领导人均遭杀害。然而在党内陈独秀妥协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工农武装一直处于软弱的反抗状态。

事变前夕，朱菊和、朱省三受派遣先后去武汉组织工人运动，朱近之也跟随北伐军到达武昌，在随军的宣传队伍中积极活动。

5月21日夜，反革命武装政变全面爆发。驻扎在长沙的33团许克祥部和教导团王东原部等，率一千多士兵，分头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会，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工农运动领袖和国民党左派。全省陷入一遍血雨腥风之中。

朱益三只身回到青山铺老家，继续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宣传发动工作。8月初，他受党的指示，再次返回长沙，准备接受新任务。同时，由于武汉政局变化，妹妹朱近之也回到了长沙，患难之中，兄妹相见，不知有多高兴。他们不敢久留，收拾行装，准备转移。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踪早已为侦探盯梢。1927年8月26日凌晨，大批军警包围了野邨石印局，彻底搜查后，连同朱家老母亲一同被押走。

我父亲亲历了这一幕。他回忆说，当天早晨他去上班，走到又一村口，发现有许多军人执枪戒严，围在老照壁一带。他暗暗担心出了事，果然，迎面一个工友走过来对他使眼色，到了僻静处，工友说：“赶快走，朱家全抓去了，连老娘都抓走了。”我父亲不敢停留，连家也没回，径直回老家唐田乡去了。

半年后，我父亲回到长沙，才知道朱益三、朱近之兄妹在受尽酷刑后，于9月9日在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当时，朱益三22岁，朱近之才18岁。

迟到多年的纪念

当年与易礼容、朱菊和兄弟分别后，我父亲再没有见到过他们。1967年，长沙市有关单位为征集革命历史文物，派人来我家取走了密送花名册的棕黄色皮箱。

1984年冬天，我因公去北京办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年近90的易礼容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总工会执委、全国政协常委，此时早已退休在家。畅谈往事，他十分开心，讲到大革命时期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他感叹不已，沉痛地说：“牺牲好多的亲人朋友啊。”

往事历历在目，加之故乡来人，更使他打开话匣，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述了许多他和毛泽东早年知交的故事。提起朱菊和一家，老人家格外激动，亢奋地立起身来，将右手大拇指翘得老高，大声说：“大英雄，了不起，一门忠烈!”

他知道我当时在长沙晚报工作，临走时，叮嘱我：“报纸要好好宣传纪念他们哦。”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欠下了这笔债，“马日事变”至今已有90年，重温昔日的场景，算是对先烈一家迟到的纪念吧。

责编：周杨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