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麓书院文庙曾有一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据说章太炎先生曾于南京见过这副对联，连呼数声“狂妄”，但于上联也无以辩驳，因为该联所言濂溪先生即为周敦颐，他是理学(道学)的开山之宗，这是毋庸置疑的。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宋英宗讳改，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谥号为元，称元公，学者称濂溪先生。其家世代书香门第，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谏议大夫。周敦颐十五岁时父亲病逝，其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将其由僻远的道州接到京城开封。在郑向的指点下，周敦颐攻读经史，行谊早闻于时。后来朝廷给予郑向一个恩荫子弟的机会，郑向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外甥周敦颐。

周敦颐在今天的湖南、江西和广东等地做了三十来年的地方官，最高职务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他在理政之余仍不忘潜心钻研经书与学问。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东奔西跑虽然劳累，但也得以让他开阔眼界与胸襟，这也许是作为学问家与思想家的濂溪先生之幸。

事实上，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仅章太炎先生是承认的，而且从周敦颐同时代开始，学者们就认为其“功盖在孔、孟之间”。黄庭坚说他：

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短于取名而专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这是从人品上对周敦颐的高度赞扬。稍后于黄庭坚的著名学者胡宏(湖湘学派创立者)对周的学术进行了系统的评述，他在《通书序略》中说：

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胡宏所说的程氏兄弟即大名鼎鼎的程颢、程颐，他们从周敦颐学，而终为理学的奠基者。成书于元朝的《宋史》有周敦颐传，它在转引了黄庭坚的品评之后，对周氏的学术和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周)博学力行，著《太极图说》，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这些与周敦颐同时代或稍后的评论，引起了我对周氏的浓厚兴趣，我一度查找和收集周氏的全部著作来进行研读，但周氏留下的文字数量可能会令人失望，他留下的全部著作只有区区六千余言，但读过之后你也一定会如《宋史》本传的评论一样而恍然大悟：“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真正有大学问和大智慧的人是无须多言的。周的著作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又名《易通》)及其他一些诗文。文字最多的《通书》不到三千言，而大家耳熟能详的《爱莲说》只有一百一十九字，正是这几篇文章奠定了周敦颐的思想体系。

我们先来读《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一文作于佛教胜地庐山脚下的“濂溪书堂”，濂溪发源于莲花峰下，水中长着成片莲花。周敦颐触景生情，遂作此文。后来周敦颐邀同僚余杭人钱建侯、沈希颜同游赣南于都罗田岩。罗田是当时的佛教圣地，建有“华岩禅院”，享有盛誉。沈希颜是书法大家，周敦颐将《爱莲说》交给沈摩刻于罗田岩的悬崖上，这是周敦颐唯一一篇以摩崖石刻的方式发表的作品，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程度。《爱莲说》从问世以来流传十分广泛，它不仅是一篇文字优美的古文，也是一篇蕴藏着深刻思想内容的佳作。但千年以来，大多数读者只是把它当作一篇励志美文，把莲花当作君子人格的象征，而忽略了它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后世的理学家及其他学者对《爱莲说》的重视远不及被比作《论语》、《孟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

在《爱莲说》中，周敦颐极力赞美莲花清香、洁净、亭立、修整的特性和飘逸、脱俗的神采，称颂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雅淡泊气质，但这并不只是从审美的角度赏花，同时也蕴含着他那思想深层的佛学因缘。莲花是佛教之花，佛祖、菩萨所坐所立亦为莲花台。唐代《华严经探玄记》也以莲花比喻真如佛性：“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如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是用形象的语言对《华严经》中这一比喻的描述。在这里莲花隐喻人性的至善和清净，是理想的圣人之性的象征，而淤泥则好比污染人性的种种欲望。因此，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必须转染成净，去欲存诚，使人性复归到像莲花那样洁净无瑕的境地。

《爱莲说》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的君子人格与佛家的真如佛性相贯通的思想，周敦颐援佛入儒，主动打通儒、佛的深层意蕴就不难看出了。

《太极图说》则是对道教《太极图》的解说，全文仅有二百多字，照引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太极图”源于道教的“太极先天图”，“太极先天图”是用几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构成的写意残图，形象地表示出道(“太极”)的运行变化过程。周敦颐看到“太极先天图”后，变动了它的秩序，改变了它的名称，绘制出新的太极图。

太极图

周敦颐所用“太极图”最上圈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状态;第二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第三层五小圈归于一圈，表示五行各有自己本身的特性;第四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人类的产生;第五圈表示万物化生，由此便是太极产生世界的完整过程。

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宇宙生成模式。在他看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皆源于一个寂寞不动、无形无象的“无极”，像老子在《道德经》中描绘的那个“道”一样，“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之后，由“无极”产生出作为宇宙原始状态的“太极”。它永远处于不停顿地动静交替的过程中，动时生阳，静时生阴。无极虽名之为无，但无中生有，所以无不是绝对的虚空;太极来源于无极，虽然不像无极那样虚无缥缈，却也并非可以名状的具体存在。周敦颐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吸取了《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并且融合了佛家“非有非无”的观念，从而构建起儒学新的本体论和宇宙论。

周敦颐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而在《通书》中阐明了人性和道德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整个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最后归宿。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述理生万物的宇宙模式，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从宇宙生成论的哲学高度溯源社会道德的产生，为伦理纲常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寻找更有力的理论依据。由此，周敦颐堪称“理学之宗”。

《通书》全书共四十章，是其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南宋时即广泛流传于世间。与历代的其他易学著述不同，它不是对《易经》进行逐卦逐爻的解读，而是先引用《易经》若干经文，再进行阐发性的议论，从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通书》不是一篇单纯的易学著作，还涉及对《论语》、《春秋》、《大学》、《礼记》等经书的解读，特别是对子思和孟子以来关于“诚”的学说的重新阐释，由此形成周敦颐自己的道德论与人性论。

在周敦颐看来，虽然人性本善，但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善的本性会被蒙蔽与污染，所以恶人恶行会层出不穷，因而要想实现人性的至善，个人的修为至关重要，而修为的核心是“诚”。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诚”源于世界的最初本原“无极”，又体现了太极的道德本质，因此，它是圣人立身之德，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总之，它是道德的源泉，本身是纯然至善的。但怎样才能使人性保持并达到“至诚”的境界呢?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已提出“主静”的道德修养方法。《通书》则进一步指出，主静的关键在于寡欲，寡欲的目的是无欲，只有无私无欲，才能成为至圣。周敦颐的道德说教，正是通过压抑、限制人的自然本性来换取社会道德的持久性，使人们放弃自我而同化到统一的道德意志中去。他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养论，创立了理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成为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的理论先导。如果说《太极图说》展示了理学体系的框架结构，那么《通书》则对人性论和道德论这些重要的理论环节作了具体论述，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不仅如此，《通书》还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礼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礼”即“理”，能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圣人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成若”;而乐的作用就在于“宣八风之气”，“平天下之情”，使人不起欲念，放弃躁竞。他主张以礼为规范，以乐为润滑剂，在礼乐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就能秩序井然，和谐而统一。

至此，周敦颐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打通三教，开创理学，对宋、元、明、清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敦颐著作中所使用的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主静等，也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使用，有的则构成了理学范畴体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宋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湖南地区大抵上不过是“烟瘴之地”、“流放之乡”。但是自周敦颐以来，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群体俨然成为中国的理学重镇。湖南士林正是凭藉这种道德的自醒自觉和文化的自新自信，高筑起一道湖湘文化的精神大堤，近几百年来在一个“四塞之国”中，养成了“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毅、忍耐的性格特质。他们既耕读传家，演文习武，又务实变通，心忧天下，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书屋》，2015年7月刊。原标题：打通“三教”的周敦颐

责编：李 慧

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