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道原是儒家五伦之一，且历来为我国士人所珍视，高贤厚义之人，时时有之，其中如伯牙、钟子期之遇和管仲、鲍叔牙之交皆流传千古，启人追慕。

近世以来，承续其道者颇不乏人。维新志士之中，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便是其中的绝佳典范，其义可志，其情可感。

本文即是围绕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和蔡锷四人之间的友情进行叙述，特发布于此，以飨读者诸君。

唐才常和梁启超，是谭嗣同一生最重要的两位挚友，梁为其而生，唐为其而死，个中渊源，既是大历史，亦为小情怀。蔡锷是他们三人最优秀而卓越的学生，也是三人志向的最佳传承者。

其中，谭梁二人结识于1896年，谭唐二人结识于1877年。表面上看起来，谭唐结识20年之久，谭梁结识却只有短短2年，但谭嗣同与二人友谊之深，实则不分伯仲。

谭嗣同&唐才常

谭嗣同自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却非常钟爱家乡浏阳所盛产的菊花砚，他将自己书斋命名为“石菊影庐”。并将半生所读之书、所思之感，写作一本《石菊影庐笔识》。他藏有多方菊花砚，还请多位好友为各砚题铭，可以查到砚铭记载并被他所收藏的菊花石就有八方之多。他还常将所藏之砚送于友人，或应友人之邀为他人的菊花砚题写砚铭。

关于菊花砚，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谭嗣同有一位友人，即与他有“二十年刎颈交”的唐才常。谭嗣同比唐才常年长两岁，二人相识于谭嗣同初次回到故乡浏阳之时(1877年)。一见如故的两位少年结为知己之后，谭嗣同还引唐才常拜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为师，并在后来的信中亲切称唐为“绂丞同门”。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教习留影(其中左二为谭嗣同，右二为唐才常)

1894年，谭唐二人前往武汉，想入两湖书院读书，在名额只剩一人的情况下，谭嗣同将名额让给了唐才常，因此，谭嗣同终生无缘入一书院读书。并且，在书院就读期间，谭嗣同还曾帮助唐才常谋求工作以养家糊口，并在他急需用钱时四处借钱凑足银两悉数奉上。满怀感激的唐才常在致其家人信中言及：“复生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不可稍干以私。”

并叮嘱家人切莫辜负其好意。出身于封疆大吏家庭的谭嗣同，并未与家庭贫寒的唐才常产生任何隔阂，二人亲密共事多年，历史上提及谭嗣同的事件，也多与唐才常相关。

在谭嗣同殉难之后，唐才常悲痛万分，他锥心泣血地写下一副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前往日本之前，唐才常还曾在致其二弟唐才质的信中叮嘱：“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壮飞之书宜留。”正是因着好友们的珍惜和悉心保存，谭嗣同与师友来往信札，现得以存世半数有余。

随后，唐才常东渡扶桑，与他和谭嗣同之前任教的时务学堂的学生们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石陶均等筹资准备发动自立军武装起义(史称“庚子勤王”)。

无奈自立军于汉口起事因消息泄露和资金不到位而最终失败。唐才常被捕后，曾抬头仰望满天星辰，并叹到：“好星光啊。”之后，他被曾经的老师——两湖书院的筹办者张之洞押解到湖广总督署中进行了残酷的刑讯。而在六年前，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任湖广总督时，谭唐二人曾在此相商算学馆筹办事宜，总督署成了他与谭嗣同经常相聚之所。临刑前，他作诗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之后，这个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的年轻人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与他一同起事并曾深受谭嗣同赏识的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也一同遇难，年仅二十五岁。此事中，七位起事遇难者同被葬于武昌的洪山之旁，题名为庚子烈士墓。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谭嗣同与唐才常这两位挚友都在三十三岁的年纪里终结在断头台上，现如今，浏阳老城有两条路，一条名为嗣同路，一条名为才常路，它们交汇在浏阳河边上，见证着曾经和过往。二人的学生蔡锷以诗挽之：“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谭嗣同&梁启超

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于1896年，距离谭殉戊戌之难只有两年之久，然而就在短短这两年，二人结为了生死挚交。

梁启超(前排左一)与谭嗣同(右一)

二人的结识，源于一位维新派人士吴樵。在吴樵介绍谭梁相识之后，二人一见如故，梁启超甚至在致康有为信中赞赏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公子之中，此为最矣。”谭嗣同寓居北京期间，还通过梁启超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据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中记载：

他(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优秀而卓越的人，总是各有各的过人之处，夏曾佑不仅是《国闻报》的创办者，亦是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的作者。

谭嗣同致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期间，梁启超恰好于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因此谭嗣同写作《仁学》期间，常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与梁启超等几位朋友商讨学术，议论时局。

晚清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一不与佛学结缘，在金陵之时，谭嗣同常至南京金陵刻经处听取杨仁山居士讲授佛学，并精研《华严经》。后来，谭殉戊戌之难后，为表示对亡友的纪念，梁启超亦曾多次前往金陵刻经处听讲佛经以示缅怀。金陵刻经处现今仍存原址，并且仍在延续着传布佛法之职能。

1897年，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教习，之后他致信《时务报》总编汪康年，表明自己要将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在梁启超被谭“豪夺”至湘后，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教习将激进的维新思想授以学生，以至学堂之中风气日开。他在《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一文中言及：“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乡人皆知道了。”

除却一同共事之外，二人私交亦甚好。谭嗣同曾与梁启超、吴樵二人同游香山碧云寺，并还发生了强迫吴樵作诗之趣事，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记载：

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铁樵雅不好为诗，尝偕游西山碧云寺，浏阳强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绝。

在梁启超父亲五十寿辰之时，谭嗣同为其父写下《赠梁莲涧先生序》，亦足以看出二人情如兄弟、谊似连理的倾慕之情。

在戊戌变法即将失败之时，二人同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处寻求帮助，终不得成，在面对清政府大肆搜捕之时，二人立下“程婴杵臼、月照西乡”之约，终“一抱而别”，各自奔赴自己之命运。谭嗣同于菜市口遇难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将谭生前所著《仁学》刊载于他主编的《清议报》上，还悉心收集了谭嗣同的遗墨并妥善保存。在他日后的三十年时光里，但凡有人与他相忆谭嗣同之事，他都会悲不自胜，泣不成声。

迄今，浏阳的谭烈士专祠之中，依旧悬挂着一幅梁启超亲笔题写的“民国先觉”匾额。其注文曰：

壮飞先生为戊戌政变第一完人，今则民国成立已及二年，追怀往事，抒以致感。

司法总长世愚弟，梁启超署

梁启超&唐才常

在戊戌变法这段历史中，谭嗣同的名字始终与梁启超写在一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同作为谭嗣同旧日好友，唐才常与梁启超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情谊。

梁启超(左)与唐才常(右)

说到梁唐二人的相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第二篇中记载，最初介绍他与唐才常相识的人，就是谭嗣同。并且，作为相识之信物，唐才常赠给梁启超一方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一首。砚铭为：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此时，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共同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总教习，谭嗣同和唐才常担任中文分教习。时务学堂的学生在这几位老师的教导下，风气日开且活跃非常，这帮学生后来有不少人参与了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护国之役，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当时的湖南学政是江标，他赞成新学，非常开明，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一同创办新学。在他外调离湘之前，前往时务学堂与谭嗣同、梁启超话别，看到唐才常赠给梁启超的砚和谭嗣同题写的诗铭，忍不住多留一日，亲手将此铭刻于砚上。后谭梁唐三人送别江标于江上，却不知此为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这是一方见证四人友谊和湖南维新运动的菊花砚。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谭嗣同的遇难，不到两年，唐才常就返回中国。但这次他不再创立学会，而是创立军队。面对共同死难的故友，梁唐二人痛心疾首，起义筹备期间，梁启超多次写信给澳门总局给唐才常以财政援助，并以一己之力筹资九万元为唐用作起义经费。

及至庚子勤王事败，唐才常殉难的多年后，梁启超还时时挂念其家人，并在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的公开信中言及，唐才常及其兄弟皆死于起义之中，家中尚有九十余岁祖母及七十余岁的父母，一家二十余口人，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希望以公款资助之。并表明若有困难，愿自行出钱赡养唐才常家人。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一条用流血牺牲而铺就的曲折之路。面对两位死难的故友，梁启超心心念念的只有那方在时务学堂时唐才常赠予他的菊花砚，然而，当年在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砚遗失。他在《饮冰室诗话》遗憾写到：

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因为对此砚思之过度，梁启超好友黄遵宪曾为他寻觅多年，亦不曾觅得此砚。

后来，梁启超与他和谭嗣同先前时务学堂的学生石陶均相见时，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标遗墨，梁启超追忆以往，想到戊戌年间与谭嗣同的生死分别，感慨万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中写道：

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尽，余砚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吾侪以积年忧患之身，尚能留此书生面目，不为地下师友羞矣。

戊戌之难虽未能死国明志，作为谭唐的朋友，他自始自终念及着二位亡友，并以一己之力，尽其所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梁启超&蔡锷

抱着一颗不愿惭死友之心，梁启超为国为民奔走呼号二十年有余，数次站在风口浪尖反对帝制，甚至不惜与恩师康有为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感召和影响。

1912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冒着极大危险逃出天津，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曾有言：“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随后，蔡锷辗转回到云南，他通电讨伐袁世凯，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终使其溃不成军，袁世凯吐血而亡，八十三天皇帝梦得以终结。或许是因戊戌年之事而抱愧死友，梁启超曾在事前与蔡锷约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国外，甘愿赴死。”

梁启超与蔡锷仿真蜡像

蔡锷是梁启超与谭嗣同在长沙时务学堂办学时的学生，十六岁就入学堂，年纪最小，天分最高，当时时务学堂的喉舌《湘报》中曾数次记载了他优异的成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经千辛辗转出国，找到老师梁启超，并参与到了上文提及到的自立军起事之中。经历了两位最亲切的老师——谭、唐的为国殉难，蔡锷深受刺激，并决意以身报国。故而在1915年的护国之役中，他终究成为了挽救共和命运的一代名将，不得不说，是受谭梁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之深刻。

此后他身染喉癌，不久便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三十四岁。1917年，北洋政府将他葬回长沙岳麓山上，他是中国获得国葬殊荣的第一人。

1922年，梁启超重回长沙，专程重游时务学堂旧址，站在曾经和谭唐共同执教的讲堂前，他回顾往昔而至泣不成声。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深情写道：

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用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国家。如今生命是送了，国家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的朋友。六年以来，我每一想起，那眼泪便在肚子里倒流。

为纪念亡友，梁启超将蔡锷生前所用的九狮刀、望远镜、勋章、军装等遗物收集起来(现存于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并在北海快雪堂建立了“松坡图书馆”，还在自己天津饮冰室别墅内的卧室墙上悬挂了蔡锷的大幅挂像，以示思念。现在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中，依然留有梁启超和蔡锷当年居住并密议护国讨袁的房间。

维新论谭

一生致力于国家命运，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谭嗣同，不仅是湖南维新运动与庚子自立军起事的精神领袖，更是对梁启超、唐才常、蔡锷影响最深之人。

以谭嗣同为标志人物的晚清士大夫阶层，是中国非常之纯粹的改革群体，他们不从改善自身命运作为出发点，而是着力于在历史洪流中力挽狂澜，这样一群高干子弟，创造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晚清是一个讲“群”之时代，然而“群学”之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学会、一座学堂，而是一人之后的千万之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不仅是晚清群学的构建者，更是其先锋灵魂人物和最为卓越的实践者，也是群学最重要之组成部分。谭嗣同墓前挽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也正是在传达此意。

这三位好友是中国近代化里程碑上的三个阶段式人物，他们的命运虽各不相同，但一心为国之心却是无异。最先殉难的谭嗣同，更是梁唐以及后世改革者永不会忘记的名字。这一批晚清的士大夫，可谓中国真正的贵族。

若要看一人，可先观其友。谭嗣同一生最要好的两位挚友中，唐才常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转的绚丽星光下;梁启超为他而活，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激流中。中国人在苦海求生中艰难地走完近代的里程碑，大历史中，一人之力或许轻于鸿毛，但其所带来之影响却足以震慑天地。而谭嗣同，则正是这样一人。

原标题：改变历史的情谊：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蔡锷四人记

责编：胡泽汇

来源：什九湖湘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