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左)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者之一吴瀛。

易培基前半生风光无限,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学生中出了毛泽东、田汉等杰出人物;以后他弃教从政,做过教育总长、农矿部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十分凄凉,含恨而死。

“后台老板”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父亲为清朝武官,曾在湘西因事牵连入狱。年仅16岁的他替父申冤,以文词婉约感动办案官吏,其父获得赦免,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又赴日本游历,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

1916年春,他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一部三年级国文教员,毛泽东是他班里的学生。他授课生动,喜欢标新立异,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心理。在他眼里,毛泽东是一名品学皆优的学生,他对毛泽东非常欣赏,爱护有加。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等发起“罢学驱张”运动,得到易培基等前辈师长的支持。同年底,毛泽东等在长沙易培基家中开会,决定派代表赴北京等地请愿联络。不久,毛泽东和易培基作为赴京请愿团负责人到达北京。

易培基一直关心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1920年9月,易培基被任命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立即聘请毛泽东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次年第二学期,又聘毛泽东为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当时,毛泽东正从事建党活动,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易培基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亲自为书社题写社名,而且积极出面邀请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出席开业庆典,以扩大影响。文化书社前后维持7年,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和方维夏还相继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再次出面联络当地政学两界名士担任发起人,以此吸引青年学生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故宫博物院院长

1924年,易培基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同年10月,在李石曾的推荐下,他出任黄郛内阁的教育总长。易培基的女儿嫁给李石曾的侄子——北大法文系教授李宗侗。

溥仪被驱逐出宫,北洋政府下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担任委员长,易培基为委员,负责接收故宫。从此,易培基的命运和故宫缠绕在一起。

易培基兼任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主任,排除困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负责确定博物馆的名称、清点文物、起草《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等等。次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两天接待游客5万余人。

李石曾、易培基、张继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全院事务。段祺瑞政府早已对李石曾、易培基不满,诬指两人为共产党,于“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令通缉。易培基被迫躲入外国使馆,然后匆匆南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博物院同仁闻讯,扛着“故宫博物院欢迎易院长”的横幅,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场面隆重。易培基决心全力整顿院务,除保留原有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他还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修缮故宫,蒋介石、张学良等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易培基的远见卓识使故宫博物院机构更加完善,工作走上了正轨。他还主持创办了《故宫周刊》,又陆续出版《故宫月刊》《故宫旬刊》等四五种期刊。这段时期被公认为博物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国宝迁移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而易培基提出南迁上海。最后,国民政府批准了易培基的计划。

在一片责难声中,古物南迁于当年2月5日开始。为保证国宝安全运抵南方,易培基和张学良在西山碧云寺旁一所小别墅里,商谈了一整天,最后敲定了文物转移的详细方案。晚上,易培基身披斗篷,坐镇太和殿指挥装运第一批文物。消息还是走漏了,前门火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幸亏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战争乌云从北平上空消失,就将这些宝物再运回来,学生们这才让路。当晚第一批文物2118箱终于装上火车,安全运往南京。紧接着,易培基又监督第二、三、四批文物运出北平。5月初,第五批文物即将起运时,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带人到故宫查封会计科,调阅相关账册和收据。因为有人控告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宝物,朱氏奉检察长郑烈之命前来调查。就这样,国宝南运戛然而止。

蒙冤“盗宝案”

检举人是张继的妻子崔振华。据说有一天,崔振华信步走进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看见屋里有几个人在量布匹,其中就有秘书长李宗侗,她很生气:“理事会出售绸缎,有特定的日子,今天不是出售的日子,你们为什么有特权在今天卖?”虽解释这是整理,而不是售卖,但崔振华不信:“你们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我要调查。”

张继及夫人崔振华早就对易培基、李宗侗不满,其中还牵涉到李石曾。张继和李石曾两家同为河北豪门,相互之间都不买账。李石曾是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担任博物院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1928年,推定李石曾、易培基、张继三人为常务理事,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内定张继为副院长。名单公布后,易培基因病暂未到任,按理应由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说:“溥泉(张继字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对此,张继十分不快。

这次文物南迁,张继建议文献南运由文献馆负责,迁移费2万元由他支配,但秘书长李宗侗坚决反对。因此,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派朱树森调查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卖故宫文物案。

易培基采纳了李宗侗“以退为进”的建议,他于10月14日宣布辞职,以平民身份对郑烈等人提出反诉。可是,反诉如石沉大海。这激怒了郑烈,于12月3日下令通缉“案犯”。易培基逃入上海法租界避难。

不久,南京最高法院派检察官莫宗友会同江宁地方法院到上海突击检查故宫南迁文物,邀请两名珠宝商人当场鉴定,逐箱打开,根据箱内清册一一核对,凡是伪品、脱落、数量少于登记册的,全部登记在案,都算作易培基等人的罪证。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4年10月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开列的被告为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罪名为侵占、伪造、背售和妨害公务。宣称“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者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1496处”。

最高法院对故宫装箱文物的检查历时3年,继检查珠宝后,又检查了书画、铜器、玉佛等。1937年9月对易培基等人第二次提起公诉。法院认为,清乾隆皇帝很有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乾隆以前的宫廷古物大多已品定,见于有关古籍的记载,不应还有赝品;再经过清室善后委员会书画等方面的专家鉴定,更不会还有假冒伪作。出现60余箱有问题的文物,不是主管院长盗卖、更易,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病卧沪上的易培基申诉无门,积怨无处宣泄,在第二次公诉前8天的9月22日离世,享年57岁。临终前,他带病写了一份遗书,请老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转交国府主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提出查明昭雪的请求。

易培基身后相当凄凉,只留下一个老妻苦度余生。唯一的女儿(即李宗侗夫人)因父亲和丈夫双双牵涉“盗宝案”,不得不长期逃亡外地。在殡仪馆成殓时,只有吴稚晖等2人帮忙料理,办得极为简易。更令人心酸的是,法院方面竟派人去调查说易培基是假死。有人还在报纸上宣传说易培基是逃到大连投降了日本人。听到这些消息,吴稚晖悲愤难抑,挥毫写下一副挽联: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

1947年冬天,张继暴病身亡。失去了靠山的崔振华、郑烈等人意识到,“故宫盗宝案”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于己不利,因此在报上刊登一则“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消息。沸沸扬扬达16年之久的所谓“盗宝案”,以悄无声息的方式不了了之。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