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记者 文热心 李光华 徐荣

电视剧《枪神》之前在全国热播，里头主人公应德为了八路军官兵能有自己的杀敌利器，竭心研制枪弹，虽九死一生而不悔，演绎了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党”的忠诚。

只要对历史稍知的人，就可以一眼看出，应德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上世纪享誉中外的吴运铎。

吴运铎，不仅是我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而且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在多次负伤、手足伤残、全身留下伤口100余处的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其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曾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不失其感染力。

吴运铎的事迹不仅感动了中国人，也感动了国际友人。早在抗战时期，史沫特莱参观新四军兵工厂后说：“吴运铎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友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敬意!”1949年冬到1950年春，吴运铎在莫斯科治病时，苏联“保尔”夫人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苏联人民还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

正因为这样，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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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雕像

9月10日，记者又一次来到株洲南方航空工业公司科技中心广场，仰望着竖立在这里的吴运铎铜像，追寻着这位闻名遐迩的共产党人在这里的足迹。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决定在南方建一个军工基地。选择的目光朝向这里——已被军管会接管的原国民党十一兵工厂更名为株洲兵工厂。

据长期采访过吴运铎的作者赵长安在《吴运铎传》中记载：1950年5月，吴运铎从苏联治病、学习回来后，没过几天，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指示他：去株洲兵工厂担任第一任厂长。另据南方工业公司史志记载，当年10月，这个厂更名为七一兵工厂，1951年6月再次更名。1951年10月，国家建设航空工业，调整规划，该厂一分为二。留在株洲原地的厂，试产飞机发动机，生产弹药的人员、设备则迁往择址另建的新厂。1952年，那个军工基地的选址最终定在了湘潭，对外称江南机器厂(现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运铎在株洲兵工厂上任后，果断打击了国民党潜伏人员，平息了较乱的局面，稳定了职工队伍，尽快抓好了生产。

吴运铎这座铜像立于2007年10月1日。“南方人”认为，吴运铎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兵工事业者的理想、气节和精神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值得珍藏和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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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射炮·枪榴弹

9月18日，记者来到江南公司，见到了吴运铎外甥周宪、周律。他们是吴运铎妹妹吴淑敏的儿子。他们都继承了舅舅的事业，一辈子从事军工，弟弟周律科班出身，干到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哥哥周宪带来了赵长安撰写的《吴运铎传》一书，书中详细地展示了吴运铎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随便选出一“点”，都可让人惊叹：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制成了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威力。” 制造枪榴弹的背景是：1943年初春，罗炳辉师长要求吴运铎研制出一种既能单兵使用，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新武器。吴运铎目光最后盯在了一篇介绍枪榴弹的300字的短文上，决定研制这种利用步枪发射的小型炮弹。他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进行研究，最终头脑里有了枪榴弹的设计：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筒，像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口部;用铸铁制成形状像迫击炮弹一样的弹头，装进枪榴弹筒内;再利用去掉弹头的步枪子弹击发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吴运铎造出了第一颗枪榴弹，第一次试验也获得初步成功。经过改进的枪榴弹很快装备了部队。1943年8月，日军1000余人来犯，新四军一部在六合县(南京六合区)桂子山与日伪军相遇。新四军当即发射枪榴弹，毙伤敌军300余人，其中日军80多人。战后，新四军将领成钧特地把一支缴获的手枪“奖励”吴运铎。

1944年，为对付敌伪的堡垒，新四军军部决定：生产平射炮弹，并责成吴运铎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吴运铎和战友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仅用4个月左右时间，造出36门平射炮。当这些大炮齐声怒吼，200发炮弹射向敌人，顷刻，密布的碉堡群被夷为片片瓦砾。

罗炳辉师长对吴运铎每一次完成任务都赞誉不已。他曾为吴运铎开过庆功会，隆重地表彰他，赞扬“吴运铎是个宝”，“是一只手将军”。

其实，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还建成了我军第一个军械制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60万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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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重伤·百余伤口

我们在一栋朴素的宿舍楼里，见到了江南厂老厂长乔世仁。他至今一口大连话，20来岁时被吴运铎招入麾下——大连建新公司实验室。他对这位当时领导他的工程部副部长最新的印象就是“敢冒险”、讲奉献，肯钻研、很聪明。

说副部长“敢冒险”，是因为吴运铎第三次负重伤时，他虽不在现场，却也知道得非常详细。那是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一颗试射炮弹哑火了，等了一会儿仍无反应，吴运铎就要冲上去“看究竟”，人们都劝吴别去，吴却说前线等着炮弹用，我们等不起。吴运铎和吴屏周厂长一起上去。突然，炮弹响了，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医生在为他做手术时没敢用麻药，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但吴运铎硬挺了过来。

《枪神》中有句台词，大意是与枪弹打交道，就是军工人员拿命换取前方的胜利，不冒险岂有作为?试想，那个时候的新四军军工生产不仅要“抬”着工厂与敌人捉迷藏，还要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试枪试炮，更要冒着危险去弄原材料，可谓时时处处与死神相伴。一心扑在枪炮研制中的吴运铎也就多次负伤，留下伤口100余处。因为有了一颗“一切献给党”的心，他不仅顽强地活了过来，而且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

吴运铎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检修土枪实弹射击时，土造枪管突然爆炸，炸伤了左手。可这只不过是负伤经历的“小恙”，后来的三次重伤让他的生命之火差点熄灭。

第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伤口发炎感染，发高烧40多度。医生只得挖去他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

说吴运铎讲奉献，人们都知道，他第一次负伤后，在医院养伤时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说，由于武器缺乏，有的战士还在使用鸟枪打仗;每个战士一般只有3发子弹，平时为壮声势用高粱秆把子弹袋撑起来;打完仗还要把弹壳捡回来上缴以重新装药。他再也躺不住了，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树棍回到工厂。第二次负伤后，他不能下地，就在床上画武器的设计草图，导致伤口迸裂，鲜血直流，但他浑然不觉。医生只好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第三次负重伤后，他在病床上利用尚存的微弱视力，坚持把引信的设计搞完，并让人买来了化学药品和仪器，在疗养室里办起了炸药实验室，制造出新型的高级炸药。

说吴运铎肯钻研、很聪明，乔世仁印象最深刻。乔世仁加盟军工前，在一个日本人钢厂做绘图员，弄了一部近两寸厚的日文技术书。这部书被吴运铎借走。没多久，吴运铎给大家讲课，让乔世仁吃惊的是，吴讲的竟然全是那书的内容。一个“土八路”还懂日文?原来，吴运铎的日文是跟一个日本俘虏兵学的。周宪告诉记者，吴运铎在苏联治了几个月病，回来后可以看俄文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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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几代人

《枪神》只演绎吴运铎生命之花在抗战中绚丽开放的一段，其实后来他的人生有着更多的精彩篇章。

当然，“后”是“前”的继续，是“前”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前”的抽象和提升。

早在第三次负伤时，吴运铎就说：“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

虽然专业宣传者没有当成，但其“业余”宣传的功效如此巨大，可能连自己也可能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出名了，195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而真正让他“天下知”的，还是那部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在领导军工之余，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这部书。全书分为童年、劳动的开端……我们的工厂、入党……第二次负伤、新任务、制造枪榴弹、拆定时炸弹、我们的平射炮、第三次负伤、永远前进15个章节。这本书于1953年7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后，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充满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读者。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印刷，印数达200万册。10年间陆续几十次印刷，总印数达500多万册，还被翻译成俄、德、英、蒙、日、朝鲜六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当时——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都开展了学习吴运铎活动，有的工厂、学校还组织了“吴运铎小组”、“吴运铎班”、“保尔班”等等，开展劳动、学习竞赛。青年们把这部书当成生活教科书。这是一个经历者在本世纪的回忆：双峰一中将初15班正式命名为“吴运铎班”，给全班55名同学每人发了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同学们把“学习吴运铎，刻苦钻研，学好本领，把一切献给党”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在这种氛围中，初15班“不仅文化成绩在全年级八个班中数一数二，体育、歌咏、舞蹈比赛成绩也在全校名列前茅”。本世纪“结算”，“吴运铎班”出了2名教授、6名高级工程师，还有更多的各个行业骨干。

上个世纪60年代，《把一切献给党》是雷锋生前最喜欢读的两本书之一，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把一切献给党》。雷锋说，保尔和吴运铎是每个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自己要像他们那样去做。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邓朴方说，自己“深受吴运铎事迹的感染”。

1983年，张海迪(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在见到吴运铎时说：“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您，是您的《把一切献给党》那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最初，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不中用了。后来，看了您写的书，心想，您老受了伤，几经磨难，还继续战斗，又搞创作，使我非常感动。” 可以说，吴运铎的拼搏、乐观精神也激励着张海迪这一代人做真正的强者。

今天，有人对这部书发表读后感：“吴运铎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高度残疾的一个人了……然而，为了教育更多的人，他倒在病床上，用质朴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和抉择。”“读来不能不让人思考，活着是为了谁?自从跟了党，他就从没有和党谈什么条件……他追随了党一生，把自己的生命真的完全的献给了党的事业……是什么力量使吴运铎这样坚定不移?是信仰，一定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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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情结”·三位亲人

出名后的吴运铎在哪?虽然做了中南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他人还在湖南，筹建几个军工新厂。

后来，吴运铎虽然离开了湖南，但他的心还在湖南，因为他的湖南缘份不浅。周宪告诉记者，祖籍武汉的吴运铎在萍乡煤矿做机电工人时，那里的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一个洞子里做事，一个锅里吃饭，相交相知很深，就连生活习惯也“湖南化”了，吃菜也是“怕不辣”。日军攻打萍乡时，他的母亲和妹妹逃难来到湘潭十八总，也就是现在韶山、银田、楠竹山一带，而且在这里“吃百家饭”有好长时间。当时，吴运铎已“东进”参加新四军，听到这一切后，心情非常沉重，同时也记住了湖南湘潭十八总。

他领导的厂一分为二后一个要“搬家”，新址最终确定在现在江南公司这个地方，虽然是顺势而为——这里有原国民政府的一个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小兵工厂，有着军工基础，还有地形地貌等优良条件，却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安排，让他产生了“江南情结”，一辈子也割舍不下这种情结。江南厂建成后，他虽然不再在这里工作了，却把母亲和大哥吴运钧、妹妹吴淑敏安置在这里，大哥和妹妹也就成为江南厂的职工。他的母亲在这里一居28年，最终和吴运铎的大哥、妹妹长眠在这里。

他人在北京，却心挂江南。周宪记得，每次去看望舅舅，吴运铎就问“江南厂怎么样?又上了什么新产品?某某技术改进没有?”那神情，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问多了，周宪就奇怪舅舅为什么这么关心。吴运铎就告诉他：“江南厂的地址是我选的，是否适合建厂是我带人勘测的，设备、人员是我安排的。你说我能不关心吗?”

周宪告诉记者，吴运铎的“江南情结”内涵是丰富的，除了上面两个因素外，还有对这块土地的挚爱。吴运铎后来多次和江南的亲人提起选址、建厂时的趣事，开心得像个孩子。他说：“当时没有电，我们晚上打着手电筒去抓泥鳅、黄鳝，以改善生活。有时候，随便就可以捉到甲鱼和乌龟。”周宪还说一件生活趣事，他上北京看舅舅带的是凉薯、紫油姜。因为舅舅和他聊起江南时，对那一带的特产津津乐道：“我走南闯北，只有湘潭的凉薯最好，既可做菜，又可当水果，又甜又脆，别的地方的硬不是这个味。”于是，带凉薯进京也就成了周氏兄弟的“常规动作”。如果说吴运铎对湘潭物产是出于偏爱的话，那么对于这片土地上出的人物却是崇敬。他说，这片土地了不得，出了毛主席、彭总等一批伟人，还出了齐白石这样的画坛宗师，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吴运铎很佩服齐白石，闲暇时学习齐氏技法，对画蟹更有心得。周宪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时，本来舅舅没有受到冲击，可他对这种混乱看不惯，就画了一幅蟹，上书“看你横行到几时”作为大字报贴了出去，结果被造反派抓住，陷入厄运。他是“自己跳出来的”，周宪笑着说。

江南公司董事长齐振伟告诉记者，其实，不仅吴运铎有“江南情结”，江南人也有“吴运铎情结”。这两种情结是一种精神财富，已融于“江南文化”中。

吴运铎的“江南情结”之所以非常深，深过他工作过的其他地方，除了江南厂是他的“孩子”，还缘于血浓于水的亲情，更有对这片土地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