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回望维新志士唐才常的慷慨人生

时务学堂合影(左二谭嗣同，右二唐才常)。(资料照片)

唐才常 (资料照片)

张维欣

唐才常，字绂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晚清“政治活动家”。1867年5月12日，草长莺飞的晚春，他出生在湖南浏阳县城孝义里。1900年8月22日，一叶初黄的早秋，他死于湖北武昌紫阳湖畔。

这个33岁的年轻人，亲历过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自立军起义等重大政治事件，踏足过四川、两湖、上海、香港、南洋、日本等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最艰辛的过程。

他心向光明因而无惧黑暗，但为了让更多人走出时代之黑暗，他和一大批战友，选择率先死在了黑暗之中。

1 “尺书珍重九回肠，自古诗人总异乡”

唐才常自小聪颖过人，在父亲唐寿田的教诲下，7岁可作诗，8岁能作文。20岁更以县、府、道三试均名列第一而成为浏阳两百余年中唯一的“小三元及第”。

11岁时，他认识了一生最重要的挚友谭嗣同。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亦是浏阳人，大他两岁，这年第一次从出生地北京回到家乡浏阳。这个刚经历因瘟疫而致亲人纷纷离世的孤独少年，对唐才常一见如故、引为至交，并带他拜在自己老师浏阳大儒欧阳中鹄的门下。出身于封疆大吏家庭的谭嗣同从未与家庭贫寒的唐才常产生任何隔阂，两位小同窗互相切磋、形影不离、情谊深厚。

众所周知，谭嗣同擅弹古琴，曾以家中被雷劈倒的梧桐树制成“崩霆”“残雷”二琴。鲜为人知的是，谭嗣同高超的琴技除了得益于自己的老师刘人熙外，大多由唐才常的父亲唐寿田传授。后来的20年间，谭唐二人亲密共事多年， 历史上提及谭嗣同的事件，多与唐才常相关。谭嗣同曾多次对人言及：“20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

因家境贫寒又欠外债，唐才常早早就踏上了赚钱谋生的道途。25岁时，他应四川学政瞿鸿禨聘请，背井离乡前往成都谋职。历经千难万险入川之后，初离家乡的唐才常非常挂念家中亲人，除寄回封封书信向祖母、父亲、弟弟们问安，还将自己薪金悉数寄回家中。

在蜀中的岁月里，他甚至很少上街游览，几乎不与人聚会饮酒，只有清心读书、阅卷、教课。唯一的乐趣是偶得古书碑拓，“每一展阅，古色斑斓，奇文光怪，便觉心旷神怡”，他日日盼着把这来之不易的宝贝尽快带回家中，与弟弟们一同临摹赏玩。

1894年，因想去张之洞开办的两湖书院读书，唐才常与谭嗣同前往武汉参加入学考试，然而名额只剩一人，谭嗣同由于晚到故而将名额让给唐才常。在书院读书的日子里，唐才常体会到了“游息自如，了无束缚，可谓极人生自然之乐”的生活;谭嗣同则只能写下“嗣同生平未做过一件快意事”这样的句子，终生无缘入任何一所书院读书。

为帮助家里摆脱困窘，唐才常两湖读书期间曾托付谭嗣同帮其谋求工作，并在急需用钱之时求助于谭嗣同。作为同窗挚友，谭嗣同放下他巡抚公子的面子和平日里不愿求人的清高，东奔西跑为其联系工作，四处借钱凑足银两悉数奉上。满怀感激的唐才常在致其家人信中言及：“复生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不可稍干以私”，“如此委屈深情，真感激无他”，叮嘱家人切莫辜负其好意。

在两湖书院读书期间，因天赋极高，且刻苦好学，考试每每名列前茅，唐才常深得张之洞器重。他在这里读明治维新、读彼得大帝，读西方的民权学说，直到28岁时从两湖书院毕业。

2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甲午战后，中国遭到史无前例之浩劫，唐才常与谭嗣同“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但牛衣对泣并不能救国，两个年轻人决定在家乡浏阳兴办格致算学馆以求实学救亡。

他们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请求设立算学馆，专门教习数理化知识，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救国保种”融为一体，使浏阳成为湖南新学之先锋。唐才常曾自豪地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1897年，唐才常又作为《湘学报》之主笔，写下大量开启民智、放眼世界、呼吁科学之文章。彼时，谭嗣同正在南京任官，对于好友所办的报纸最是上心。他曾在暴雨交加之夜独往钟山书院山长缪荃孙家中，托其帮唐才常销售《湘学报》，并将售报所得资金第一时间悉数汇给唐才常。

不久后，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乡绅熊希龄等人之努力下，湖南新政的宣传阵地时务学堂成立。学堂的骨干力量熊希龄时年27岁，谭嗣同32岁，唐才常30岁，而灵魂人物总教习梁启超只有24岁。这批年轻有为的热血青年如奋发蹈厉之火焰一般，于风云际会中燃起了湖南新生的力量。他们与学生是师生更是战友，蔡锷、林圭、田邦璇、秦力山、李炳寰等自立军起义的骨干将领，都出自当时的时务学堂。

在时务学堂中，因谭嗣同介绍，唐才常首次与梁启超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特产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

当时湖南学政江标素与谭、梁交好，他在外调离湘之时前往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唐才常赠给梁启超的砚台和谭嗣同所题的诗铭，忍不住多留一日，亲手将此铭诗刻于砚上。后谭、梁、唐3人送别江标于江上，却不知此为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唐才常、谭嗣同、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心心念念的只有这方见证着4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当年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曾遗憾说到：“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3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

1898年8月，谭嗣同进京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变法，不知是否心有预感，谭、唐两人在长沙郑重饮酒分别，并且，谭嗣同还趁酒酣口占诗两句：“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戊戌政变前夕，谭嗣同曾致电唐才常邀其进京共商政事，但当唐才常行抵武汉，却惊闻谭嗣同因不愿出走而在菜市口刑场惨遭清政府杀害，并留狱中绝笔：“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为谭原诗，“我自横刀”为梁启超所改)闻知这一噩耗，他悲愤欲绝，椎心泣血地写下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谭嗣同一生文武兼习、儒佛双修，造诣非凡，他正如敦煌佛曲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萨一般，骑狮赴法场，且以昆仑奴二人为侍从。

史学家刘泱泱曾分析，“去留肝胆两昆仑”句中的“两昆仑”，当指唐才常。谭唐二人志向相投、肝胆相照，且相识20年之久，谭嗣同此绝笔诗所指当非唐才常莫属。

唐才常曾在送别时务学堂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时写下诗作《侠客篇》：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

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

……

吁嗟二三子，奴券惊相催。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

唐才常与谭嗣同“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他们坚信“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并愿“誓救同类，极于力所可止”。

然而，这新旧两党的血流遍地，流的却只是他们自己的血。虽说即使“杀身灭族”仍在所不惜，但在危急关头，谭嗣同仿照父亲笔迹写下痛斥自己的家书断绝父子关系，因而保护自己全家未受株连;唐才常亦在举义后将一家老小从故乡接走，以保他们幸免于难。两人自是同样重情重义。

4 “顶天立地奇男子， 要把乾坤扭转来”

谭嗣同遇难后，唐才常回湖南简单料理家事，令其弟唐才质将所有来往书信全部烧毁以防后患，却叮嘱其留好谭嗣同所有的生前信笺：“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壮飞之书宜留。”

之后，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建立联系，意图联合各方在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勤王起义。康有为曾回忆道：“嗣同蒙难，才常愤痛，日思复仇，以救圣主，拯中国。”这不仅是对挚友惨死之悲愤，更是对挚友志向之继承。然而，康有为和他的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的反应并不积极，但梁启超主张全力支持唐才常这一计划。

晤康之后，唐才常再次回到内地，却在故乡浏阳遭到了顽固派殴打。一心惦记着大计的他没顾上休息，又再次奔赴香港、南洋、日本各地，并经过同乡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在横滨晤面。

1899年5月，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并把口号定为：“万象阴霾打不开，洪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这都是唐才常需要的，且对于唐才常这样一呼百应的豪杰，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那时，原时务学堂的林圭、蔡锷、蔡钟浩、范源廉、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质以及广东人冯自由、郑贯一等20余名学生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这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日夕高谈革命”，许多人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命。唐才常很快吸纳了这股年轻的力量，锐意回国发难，并选择两湖作为突破口。

1899年9月，在他们回国举事的前夕，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别会。这天之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梁启超为自立会活动筹得了大量款项，他曾致书唐才常：“一月以后，必有万金左右寄上，幸勿为念。”

5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

1899年12月，在唐才常策划下成立了正气会，会址设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东文译社，并于1900年7月在上海愚园开会。但会上争执激烈，因政见不合章太炎断发离去。

在复杂的情况下，唐才常组建了自立军，并在庚子大乱期间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发难。

然而，资金几乎耗尽，军械奇缺，保皇会答应的汇款迟迟不到。唐才常曾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二人有师生之谊，唐曾暗中试探过张之洞对于自立军之态度及立场，张之洞亦默许其举义之事。时局未明，张之洞也在观望事态。但到自立军起事前，张之洞又决计背信弃义投回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

8月21日晚，张之洞下令包围唐才常、林圭住所和设在汉口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

唐才常被捕时，“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谈笑自若”。他甚至在从汉口押往武昌过江的船上抬头仰望满天星辰，并叹道：“好星光啊。”

他还曾作诗一首：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

之后，他被曾经的老师、两湖书院的筹办者张之洞押解到湖北巡抚署中审讯。而6年前，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任湖北巡抚时，巡抚署却是他与谭嗣同经常相聚之所。他作诗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之后，这个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的年轻人，在写下“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21字“供状”之后，于8月22日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天府庙旁。“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平生，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唐才常临难之慷慨，并不输于挚友谭嗣同，因为“前赴后继”这个词，原就是这样决绝与悲壮。

与唐才常一同起事的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也一同遇难，年仅25岁。20余位起事同遇难者被葬于武昌洪山之旁，题名为庚子革命烈士墓。

作为早期革命者，他们单纯而又天真，或许分不清盟友和敌人，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生命去做试验和探索。理想主义火焰太过于微弱，照不亮漆黑的夜，也难以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团火炬。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谭嗣同与唐才常这两位挚友都在33岁的年纪终结在断头台上。如今，浏阳老城有两条路，一条名为嗣同路，一条名为才常路，它们交汇在浏阳河边上，见证着曾经和过往。二人的学生蔡锷为他们写成挽联：“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借用范成大一句诗以纪念此二位情深义重之先贤：“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责编：廖慧文

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