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的正式姓名。文家与韶山冲相距20多里地，文七妹的祖父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每年的清明、冬至，文家都要例行前去扫墓，来往很不方便，文家有意在韶山冲结一门亲戚。经人说合，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成亲。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生有两子，都一一夭折。

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分外高兴，可又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便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文家对毛泽东也尤为关注，外祖母贺氏在毛泽东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文家度过，他与文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情同手足。

文家诸表兄中，毛泽东与十六哥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本已同意父亲的安排，要去湘潭县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文运昌知道姑父固执，又动员自己的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前去游说。据毛泽东回忆，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父亲，在得到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同意了。

文运昌早已读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并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毛泽东对表兄们的手足情谊，一直铭记在心，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去了一封长信，信中将文家称为“我十分敬爱的外家”。

没几年，文七妹又生了泽民和泽覃。文七妹还生了两个女儿，但都不幸早夭，她便收养了一个干女儿毛泽建。按照中国的家庭伦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七妹是一位标准的贤内助，从早晨鸡鸣到晚上掌灯时都在操持家务。在韶山冲，没有人不夸奖她聪明贤惠，做事有条理。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曾经也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15岁那年，母亲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定向神灵菩萨跪拜祈福，还徒步去南岳衡山求神拜佛。正如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写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支撑毛泽东“虔诚的信仰”的不是别的什么，是对母亲的至孝至诚的赤子之心。

但少年毛泽东也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都说烧香拜佛可得神佛保佑，可是，父亲并不信这一套，他不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吗?看着神龛前供着香茶和供果，他纳闷起来，如果真有神灵，这些供品怎么纹丝不动?想着想着，他竟情不自禁地端起神龛前的供茶，朝神像和神位泼去。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毛泽东说：母亲“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

文七妹虔诚信佛，来自她的菩萨般的善良心肠。毛泽东是这样称赞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小就乐于助人。韶山冲的毛乾吉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讲述道：

“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粪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泽东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有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认为自己有一个坚强、富于爱心，给人以自信心的母亲”。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捎去平安祝福。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肖之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毛泽东虽人在长沙，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好在第二天，雨歇天晴，他立即动身回韶山，在家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将妹妹接回娘家。毛泽东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即动身赶回韶山，可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又急匆匆地赶回长沙。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回家的消息时，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在安排好母亲的事情后，毛泽东于8月15日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的路程。此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两位舅舅，信中说：“家母久窝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娥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是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母亲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以尽人子之责。母亲难得来长沙，而且泽民、泽潭均在长沙，于是，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病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毛泽东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一副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副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他还给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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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