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庙戏台测绘图样。

陶公庙正殿及钟鼓亭。

湖湘建筑

陶公庙位于长沙县朗梨街道临湘山，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历代屡有重修或大修，现存有清朝原物，规制也基本沿袭清朝的格局。陶公庙为道教庙宇，但后世被不断加封，至清咸丰时期陶公庙祭祀被列入礼部春秋祭祀名单，同样享受了礼制祭祀的待遇。

文、供图/黄龙颜(1997年生，广西人，就读于湖大建筑学院)

朗梨是怎么兴起的

陶公庙又名陶人庙，所供奉的对象为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淡、陶烜叔侄。

那么，作为名门之后的叔侄两人缘何结庐临湘、潜心修道呢?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士大夫厌倦了当时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生活，躲避现实、崇尚清谈一时间蔚然成风。陶淡也不例外，相传他“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

一个好的环境利于修身养性，对于古人来说，这是塑造人格的开始。但以今天的规制来看，陶公庙虽然有依山傍水之形胜，但已被　梨的街道裹挟其中，市井烟火、车水马龙。想来不可思议，这样的世俗图景怎么可能成为陶淡叔侄心中理想的修道净地呢?

要真正明白这个问题，就需理清“庙”与“市”的时序关系。从城市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梨虽然规模较小，但仍属于城市的范畴。城市的产生与兴起离不开优越的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和交通条件等，但也会因为宗教、庙会等非物质因素导致人口集聚而产生城市。中国历史上不少乡镇就因庙会而兴，对于一个聚落来说，祭祀性场所几乎成了绝对的精神中心，虽然不是完全统率着城镇的建设，但其引领作用不容忽视。据目前所占有的文献资料来推测，朗梨的产生晚于陶公庙的建立，这里所说的朗梨指的是有一定规模人口、面积以及进行非农业生产活动的聚落，所以不难看出朗梨是一个典型的“庙市”。是信仰造就了庙宇，庙宇带来了香火，而香火足以成为一座小城市兴起的产业要素。

煌煌戏台有楚文化的浪漫气质

陶公庙古戏台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据现有资料来看现存建筑为1932年重建遗物。但其形态沿袭古制，黄瓦朱漆(传统建筑中最高等级的颜色配置)，并悬有清政治家翁同龢手书“古楼”的匾额，鲜明的形象和绚烂的艺术特征仍值得细细寻味。

陶公庙的戏台紧贴山门门墙，两者连为一个有机整体，穿过山门，驻足回望，这座惊艳的煌煌戏台便可立见眼前。山门与戏台构成了陶公庙的第一序列，通面阔24.8米，前后通进深13.3米，戏台通高14米左右，舞台距离地面2.1米。屋顶采用硬山屋顶与歇山屋顶的组合，前后穿插相连，戏台门楼多用此法，屋顶的组合方式便暗示了凸字形的平面布局。戏台的形制必去契合戏台本身的功能：凸字形平面有利于深入观众区增大视听接触面;舞台正上方设有藻井类似如今剧场的壳体，有利于声音的反射传播。

楚文化偏向于酒神文化，充盈着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质，而陶公庙古戏台就是楚文化在现世的遗存实证。古戏台的歇山顶高而陡，并且起翘夸张，犹如一位优雅的提裙少女。屋檐出挑后其下部与墙壁或柱子的交接处理尤为关键，传统建筑都会在这一部位有所交代，即为“檐下过渡层”。“檐下过渡层”也许是斗拱，抑或是叠涩砖、挑枋等，古戏台的“檐下过渡层”为密排的如意斗拱，如意斗拱不但增加了挑檐的长度，也成为彰显富丽气质的手段。老角梁端部雕刻螭首，下悬有风铎。风铎的设置几乎成了飞檐的标配，当清风徐来时风铎不仅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还能驱除鸟兽以达到保护露明构件的目的。

一座热闹的山墙博物馆

山墙是南方建筑的经典符号，在建筑比较密集的聚落中，山墙不仅有着防火的实际功效，还蕴含了地方人们的审美意趣。陶公庙的山墙种类较一般祠庙丰富，按空间序列枚举，陶公庙的山墙有以下三种：二阶式马头墙、“猫弓背”山墙和“人”字形山墙。三种山墙都是带有湖湘地域特色的山墙。

马头墙常见于江南地区。陶公庙的二阶式马头墙则颇具湖湘特色：墙顶两端坐以回纹灰塑，沿上部轮廓偏移出一道饰面的分界线。

“猫弓背”山墙是湖南地区特有的山墙样式，其本质是一种弓形封火山墙。许多人会把“猫弓背”山墙与广府地区的“镬耳墙”搞混，“镬耳墙”为拱起一耳，好似竖立的镬耳;“猫弓背”山墙拱起两耳，从建筑山墙面去看，造型很像猫的两只耳朵。

“人”字形山墙也广泛见于湖南地区，这类山墙中段附会于建筑侧立面呈高出正脊的三角形，而两端翘起，整体呈舒展的“人”字造型。由于“人”字形山墙造型偏保守朴实，体量也相对较小，其作为“配角”仅被使用于陶公庙的后殿。

可以说陶公庙是一座热闹的山墙博物馆，它们附属于建筑却也成为夺目的焦点。根据建筑物的排列、穿插关系以及地势的高低关系，各式山墙沿中轴线错落组合，蔚为大观。若可以从空中俯瞰，陶公庙建筑群在山墙的映衬下仿若一场宏大的交响乐，奏鸣出了场所强烈的秩序感。

参考资料：《古代楚文化在湖湘建筑艺术中的遗存》(柳肃)《长沙陶公庙古戏台建筑形制及雕刻艺术文化研究》(金德光、蒋文娇)《烟雨陶公庙》(杨君)

责编：王铭俊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