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汨罗江慷慨地收容了两位诗人，而两位诗人则把最高的荣誉给了汨罗江。这是诗人的不幸，却是汨罗江的幸运，是天下诗人的骄傲。

文丨徐 可

一

戊戌年端午节过后不久，我专程去湖南汨罗，叩拜中华民族的诗祖屈原，却意外与杜甫相遇。

提起汨罗，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屈原，他已经成为汨罗的文化标签；即使我们对汨罗一无所知，但我们肯定知道屈原。汨罗江因屈原而名动天下。每年端午节，当我们吃着粽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屈原，想起他在汨罗江畔沉江自尽的壮举。有一年端午节，不知是谁发起的，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分别以《端午》为题写了一首诗。我在诗中写道：“自古忠良多冤死，至今犹惧汨水寒。”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其实并没有去过汨罗江。所谓的“汨水寒”，不过是想象而已。屈原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楚辞，屈原就成为我的精神偶像。虽然他的作品生僻字太多，读来似懂非懂，但是贯穿其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高洁无瑕的品质，不屈不挠的意志，却令我长久感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读着这些或深沉、或慷慨、或忧伤、或优美、或悲壮的诗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三闾大夫的形象：峨冠博带，衣袂飘飘，头颅高昂，目视远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三峡大坝尚未兴建之前，我曾经乘船从湖北宜昌出发，游览过大小三峡。穿越雄伟险峻的长江西陵峡，到达屈原故里秭归，我弃舟登岸，拜祭屈原祠墓。说实话，那时我对屈原还了解不多，内心的感受也没有那么强烈，仿佛只是履行一个仪式而已。后来读《史记》，读《屈原贾生列传》，当我读到这句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司马迁来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投江自沉处，想起他的高洁品格，不禁感极而泣，涕泪长流。在《史记》中，司马迁极少像这样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滥，可以想见他受到了多大的感动。司马迁的眼泪也感染了我。再读屈原，我对他的理解似乎加深了不少。从那时起，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去汨罗，朝拜我心中的这座丰碑。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更没想到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也长眠在汨罗江畔。

杜甫同样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读杜诗，那就更早更多了。从小到大，我读过多少杜诗？有多少杜甫诗句萦绕在我脑海？记不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应该是上初中时，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听到的，当时听了血脉偾张，激情澎湃；然后我们知道了全诗，知道了诗名，知道了诗歌的作者。中国的读书人，恐怕谁都能脱口而出几句杜诗，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闲适，“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真诚，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无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浩叹，他的诗句如斧凿刀刻般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想忘都忘不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对他的经历却关注不多。尽管知道诗人一生坎坷，晚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我确实不知道诗人最终归宿何处。所以这番相遇，在我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汨罗江，多么幸运。屈原与杜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虽然相隔千年，却先后把自己高洁的灵魂托付给她。一条江，安置了两颗伟大的诗魂，这是怎样的缘分和荣幸，又是多么罕见的奇迹。这样的河流，恐怕全世界再难找出第二条了吧？

汨罗江，是湖南省北部的一条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称汨水，北支称罗水，两支至大丘湾汇合而成汨罗江。这里正是屈原怀石自沉的地方，所以又称“屈潭”。汨罗江慷慨地收容了两位诗人，而两位诗人则把最高的荣誉给了汨罗江。这是诗人的不幸，却是汨罗江的幸运，是天下诗人的骄傲。

二

公元前279年的某一天清晨，湖南长沙汨罗江畔，一位中年男子在江边长时间徘徊。他身材修长、长发飘飘、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会儿高声吟诵着什么，一会儿停下脚步久久地凝望远方，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舞。江面白雾茫茫，江堤绿草茵茵，只见这位男子踏着露珠，不知不觉来到了渡船亭内。

不远处一位打鱼的老翁，注意这位男子好久了。此时他收起渔网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眼睛一亮，神情变得恭敬起来。他对男子深深一拜，拱手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男子的思绪被打断，回头一看，来者渔夫打扮，60多岁，须发灰白，自己并不认识，遂拱手回礼道：“在下正是屈平。你是何人？”老渔夫说：“您不认识我了？我和你是同乡，你当左徒的时候，我见过你，一晃又几十年了！”屈原忙问：“你怎么也到了这里？”老渔夫说：“我一叶小舟，一张破网，天当被，船当床，四海为家。倒是屈大夫您，不是在朝廷为官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啊！”屈原长叹一口气道：“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这里。”

渔夫劝道：“圣人不拘泥于外物，而能随同世俗一起进退变化。既然世上一片浑浊，您何不随波逐流呢？既然世人都醉眼蒙眬，浑浑噩噩，您为什么不去痛痛快快地喝他个一醉方休呢？为什么要独自忧思国事，保持志行高洁，而遭受放逐的厄运呢？”

屈原正色道：“我绝不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坏的说成好的。乌鸦就是乌鸦，凤凰就是凤凰，我是楚朝廷宗臣，对社稷危亡，生灵涂炭，怎能袖手旁观？我宁可跳进汨罗江葬身鱼腹，也决不能让皓皓之身，蒙上半点污垢尘埃！”

屈原越说越激动，好像又在朝廷上跟奸佞之徒唇枪舌剑一样。渔夫知道说服不了屈原，无奈一笑，用木桨敲着船舷，哼着小调慢慢划走了。老百姓听说后，都称赞屈原的品德高尚。屈原殉国后，人们把这座渡船亭改名为“独醒亭”，以激励后人学习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这是流传于汨罗的一则传说，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五月初五，汤汤流淌的汨罗江水，有幸收纳了诗人洁净的躯体和灵魂。从此，汨罗江成了中国人景仰的河流。从那以后，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都会来到这条江边，吃粽子，赛龙舟，吟诵着他美丽的诗句，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一千年以后，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追随着他所景仰的前辈诗人屈原的脚步，也来到汨罗江边。

据史书记载，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先是辗转于天水、成都、奉节、江陵、公安等地；唐大历三年年底漂泊到湖南，流落于岳阳、长沙、衡阳等地。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生活非常困苦。唐大历五年（770），臧玠在长沙作乱，杜甫欲由长沙去郴州投靠舅父，但行到耒阳却遇江水暴涨，只好掉头北行，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今平江县）病死在船上，时年五十九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并最终长眠于此。据民间传说，在他离世前，已半旬不得食物，县令闻讯送来酒和肉，诗人饱餐一顿之后，当晚或次日即在凄风苦雨中病逝于一叶扁舟中，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关于杜甫的死因，史学界向有五种说法，分别是病死、赐死、自沉于水而死、食物中毒而死、消化不良而死，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传说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杜甫与他景仰的先贤屈原一样，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汨罗江上。

一代诗圣，就此凄然谢幕，令人扼腕！

三

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然而，考察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他们的人生轨迹、政治理想、人格品德等，是那样惊人地相似，甚至是高度地一致。也许，我们不能把他们的选择完全归之于偶然。

两位诗人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和人生轨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名门之后，都生活在由盛转衰的历史转变时期，都因言获祸遭到流放，最后都安息在汨罗江畔。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出身贵族。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这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战国末期，楚国由盛转衰。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遭到上官大夫、子兰等奸佞党人的谗害，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悲愤交加，他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怀沙》，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出身士族。杜甫的一生也经历了三个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时期。这个时期是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期，他的诗歌记录和反映了这段历史。杜甫为人正直，忧国忧民，敢于仗义执言。唐至德二年（757）五月十六日被授为左拾遗，很快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而被贬职出京，随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病逝于湖南，与屈原同眠于此。

当然也有不同。屈原当过大官——左徒、三闾大夫；做过大事——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杜甫仕途不顺，除了短暂担任过左拾遗——一个七八品的谏官外，在政治上几无作为。

如果说，人生轨迹的相似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杜甫与屈原在政治伦理思想、爱国精神、性格品德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则是一种心灵契合的结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创立了“楚辞体”，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被后人称为“诗神”“诗祖”“诗魂”。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爱国诗人。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被誉为“诗史”。杜甫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称为“诗圣”。

屈原和杜甫都以爱国爱民、忧国忧民而著称。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有所作为，造福国家与百姓。

屈原的主要政治和伦理思想可归于儒家的范畴。他始终不渝地忠君爱国，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能力超群，“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大力改革，致力于国家强盛。他讲仁义道德，“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提出美政主张，主张贤臣辅政，学习先王商汤、夏禹、周文王、武王，对尧舜的高尚行为和目光远大更是极力颂扬。“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九章·哀郢》）他关心民生疾苦，“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即使被楚王放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仍以国事为重，眷念楚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传统，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甫习惯以儒自称，如“乾坤一腐儒”（《江汉》），“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杜甫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一心为国着想，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入仕前，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同情。入仕后，他以稷契自比，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任左拾遗时，他勤勤恳恳，宵衣旰食，常常“不寢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挂冠之后，他挂念国事，“中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他在《塞芦子》《春望》等诗篇中倾吐了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困难深重的沉痛哀愁。直至晚年潦倒时，还念念不忘国家命运，“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与屈原一样，杜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衷心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展示了一种豁达博大的胸怀。

在人格品质方面，屈原和杜甫都是正直刚强、品格高尚之人。他们注重个人品行修养，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汚，更不愿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

屈原品行高洁，正道直行，虽遭谗害也不改初衷：“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为了实现崇高理想，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面对渔父“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的劝告，屈原慷慨回答：“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屈原沉江自尽，与其说是以身殉国，勿宁说是以身殉道、以身殉志、以身殉节。他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洁净而自尽。在无力改变现实的绝望感下，他选择了放弃现实，用自杀寻求解脱。他通过毁灭自己，升华精神，最终达到了对污浊世俗的超越。

杜甫是一位正直、善良、有着阔大胸襟和宏毅精神的优秀诗人，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格美在杜甫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了国家和正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不怕献出生命，“济时敢爱死”(《岁暮》)。疏救房琯事件便是他正直人格的完美体现。为拯救并无深交的宰相房琯，他冒死直谏，逆鳞抗争，差点掉了脑袋。直到生命里程即将走完之时，还关心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痛苦，托付友朋，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业：“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

四

屈原高洁无瑕的人品、文品，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评价极高：“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里说的是屈原的文章，同时也是说屈原的人格。在司马迁看来，屈原的人格，即使与日月争辉也毫不逊色。而司马光则用“白玉”“幽兰”“日光”来比喻屈原的高尚人格：“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屈平》）与屈原的高洁品格相比，“白玉”“幽兰”也要黯然失色。苏轼更直言：“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

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的噩耗传出后，文人骚客纷至沓来，或在坟前，或在江潭，洒酒奠祀，凭吊故人，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文。人们同情他不幸的遭遇，仰慕他高尚的品格。

传说，屈原投江后，他的弟子宋玉、景差最早前来祭祀，为先生招魂，后人在宋景祭奠处建“招屈亭”。宋玉还第一个为屈原写下悼词：“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于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被视为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辞赋家。汉初贾谊被谪迁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相似的遭遇，遂作《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敬佩屈原的人格，同情他的遭遇，曾经泪洒汨罗江畔；在历史上，司马迁第一个为屈原作传，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将这颗高洁的灵魂从汨罗江中打捞出来。韩愈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停舟汨罗，由屈原遭谗被逐，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感慨万千，作《湘中》以抒怀：“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柳宗元由监察御史贬为永州司马，途经汨罗，拜谒汨罗庙，作《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杜甫对屈原非常景仰，这一点在他的诗作中多有体现。无论是为人、作诗，他都自觉以屈原为楷模。杜甫同情屈原的遭遇：“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归梦》）“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地隅》）“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上水遣怀》）推许屈骚的成就：“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赞赏屈原的才华：“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当杜甫夸奖一个人的品格和才华时，多以屈原及屈骚为比拟对象：“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他在称赞唐代诗人陈子昂时，甚至还像司马迁称颂屈原一样用了“日月”作比：“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

共同的理想，相同的遭际，令杜甫与屈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李白蒙冤放逐、流寓江湘，屈原被谗放逐、自沉汨罗，他们的遭遇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诗人飞驰想象，遥想李白会向屈原的冤魂倾诉内心的愤懑。在《建都十二韵》中更是直抒胸臆：“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恨”、“辱”、“哭”、“怜”，每一个字都触目惊心，从心底喷发出诗人强烈的愤怒。屈原、杜甫同样因刚正不阿而被贬谪，流落湖湘，其沉郁、愤懑的心情是相通的，他怜“湘水魂”(谓屈原)实质也是怜自己。

杜甫流落湖湘，是否追寻屈原足迹而来？不得而知。不过，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他在流落湖湘期间曾经专门凭吊过屈原。他在《祠南夕望》中写道：“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明末清初学者黄生说得很中肯：“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而俯仰兴怀，万古共一长嗟，此借酒杯以浇块垒。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杜诗说》）在这里，杜甫确是借屈原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屈子放逐江南，行吟泽畔，自沉汨罗；而自己亦飘落至此，遭遇相同，岂不长嗟！

两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品格和精神传承，受到后人的热情赞颂。近代学者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并称为中国历史上四位“旷世而不遇”的天才文学家，并指出：“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家。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遇也。”（《文学小言》）有意思的是，屈原与杜甫都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世界文化名人”称号。

五

考察屈原与杜甫的政治伦理思想、人格品质、文学创作，可以看出一种显明的传承关系。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高洁无尘的品质，是对屈原精神的真正传承。他的诗风“沉郁顿挫”，与《离骚》更是一脉相承。元稹最早看到了这种传承关系，他评价杜诗“上薄风骚”。杜甫对屈原的诗赋十分熟悉和喜爱，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有人作过统计，在杜诗中直接提到屈原或引用屈赋者大约有十余处，间接提到或隐晦表达者更是不计其数。屈原的一生和遭遇是不幸的，他憧憬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然而他的理想受到毁灭性打击，心情自然沉闷郁结，这种心情发之于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沉郁”风格。屈原在《九章·思美人》中写道：“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通郁）而莫达。”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用“沉郁”这个词。杜甫与屈原有相同的命运遭际，他的诗歌“沉郁顿挫”，是对屈原诗歌“沉郁”风格的继承和发展。这在他的《三吏》、《三别》、《同谷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北征》、《岁晏行》、《登岳阳楼》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杜甫的《同谷七歌》与《离骚》的沉郁风格与哀痛之情如出一辙。“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一唱三叹，使人不忍卒读。因此明末清初学者王嗣奭在《杜臆》中说：“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诗人、作为一名品行高洁信仰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为后世所敬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坚持理想、追求真理、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他用整个生命写成的激动人心的诗篇，滋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作家。历代诗人、作家，写出很多慷慨激昂的爱国篇章，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司马迁蒙冤受宫刑以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等先贤事迹鞭策自己，隐忍苟活，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史记》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的精神和爱憎分明的风格，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唐代大诗人李白敬慕屈原的为人。他直接借用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以“日月”比喻屈原的高洁品格。在《江上吟》一诗中，李白写道：“屈平诗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用鲜明的对比肯定了屈原的不朽。李白蔑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特别是他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是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也有影响。鲁迅认为，屈原的作品“逸响伟筑，卓绝一世”，“其影响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他赞赏《史记》，喻之为“无韵之《离骚》”，可见《离骚》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很高的标杆。在1926年出版的《彷徨》中，他引录《离骚》中的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遭到外敌入侵、强权压迫的时代，在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的斗争中，人们总是记起屈原，并从他那里获得鼓舞和力量，坚持理想，崇尚节操，勇于牺牲。1942年，在抵抗异族侵略的抗日烽烟中，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引起巨大轰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军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和斗志。如此梳理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屈原开创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如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中华文明史。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

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化传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经历过社会经济形态、社会阶级阶层、民族关系的剧烈变动，有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遭到过长时期、大规模的战争与灾难，但中华文化不仅没有中断、消亡，而且在不断地光大、创新，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靠的就是一代代仁人之士的坚守与传承。

六

两位天才的文学家，长眠于同一条江边，这是少有的奇迹。据考证，屈原和杜甫都安息在仅253公里长的汨罗江畔，而且都有墓、有祠，分别在汨罗江两岸，一个在江头，一个在江尾。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相隔千年，他们在汨罗江畔相会，在汨罗江畔握手，在汨罗江畔对话。从此，“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余光中《淡水河边吊屈原》）

两位诗人受到了汨罗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汨罗，处处可见屈原的身影。

屈子祠，坐落在汨罗江下游北岸玉笥山上，又称三闾祠、汨罗庙等。据说，玉笥山是屈原晚年生活、写作和投江殉国的地方。屈原投江后不久，人们将南阳里屈原故宅改作祠庙，用以祭祀这位伟大的诗人。我们现在所见的祠宇，是淸乾隆十九年(1754)迁建玉笥山上。每年的端午节，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屈大典。汨罗江两岸，还有多处与屈原相关的遗迹，如独醒亭、骚坛、濯缨桥、饮马塘、招屈亭、桃花洞、屈原碑林等等，还有屈原墓十二疑冢。这些遗迹，无不寄托着汨罗人民对屈原的爱戴和思念。

登上玉笥山，来到祠堂门外，只见一株合抱的古樟树遮天蔽日，密密的枝叶间透出红墙、白墙和金色琉璃瓦。正面是八字形牌楼式山门，中门上方嵌五龙捧圣汉白玉门额，“屈子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浑厚稳重。山门上有17幅石灰塑画，演绎的是屈原的生平和《九歌》部分章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入中门，有木隔门照壁，上悬“光争日月”巨匾，中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文雕屏，两侧厅柱上是淸朝郭嵩焘、李元度撰联。照壁后是丹墀，两株近300年的古桂荫蔽了整个丹墀，光影之下，香炉中一炷香烟袅袅升起。“德范千秋”的匾额后面，供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游龙和凤鸟的雕刻都是来自《离骚》的诗句。后进中厅耸立着屈原镀金塑像，高达三米，手抚佩剑，脚踏波涛，银髯飘逸，目光坚定，凝视远方。站在这尊塑像前，我突然想起在苏州吴中看到的四株两千多年的古柏，旁边石碑上刻着画家吴冠中的留言：

“几次朝拜汉柏，

如见屈原，

民族之魂，

民族之形。

愿子子孙孙，

传统骨气。”

画家由古柏而想起屈原，如同我现在由屈原而想起古柏一样，都是一种下意识的思想活动。屈原精神已经融化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民族之魂。

虽然端午已过，但是汨罗人民理解我们的心情，专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们举办了一场祭屈大典。

祭屈大典初始于公元前278年屈原殉国后。当时，汨罗江两岸人民在屈原居住过的江边——南阳里立祠纪念屈原，举行龙舟竞渡，同时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当地人称之为“朝庙”，那是最早的民间祭祀活动。后来，汉代设立三闾大夫祠庙，官府祭屈活动逐渐成为历朝沿袭的祀典。祭屈大典传承至今，礼仪程序基本沿袭清制。如起大乐，祭酒，献贡品时分初献、亚献、终献等，都是当时的宫廷祭祀礼仪。整个祭祀大典中，三段赞歌音韵高亢激越，曲调悲壮深沉，与礼仪程序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湘楚文化色彩。“佳节正端午，肃棒蒲觞，汨罗江畔吊忠良，夫子有灵长不昧，来格来尝。”“亚献亚虔诚，告慰忠魂，跪棒角黍饯先灵，一曲董风江上谱，永继遗贞。”“四海弼肱康，国祚贞祥，龙舟竞渡遍群邦，夫子仪型同日月，万古流芳。”

2018年7月5日，上午九时，祭屈大典开始。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的礼生宣布内外肃静，全场肃立，身披黄色绶带的百名作家诗人向三闾大夫神位三鞠躬。在钟鼓声中，敬献牲果，净手上香，恭读祭文，表达对屈子的敬意。仪式简朴而庄重，充满对三闾大夫的尊敬和缅怀之情。

相形之下，杜甫墓祠就显得比较简陋了。从屈子祠到杜甫墓祠，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小田村天井湖，阡陌纵横，炊烟袅袅，一派田园风光，杜甫墓祠就在这里。

杜甫墓祠坐北朝南，占地10亩。始建于唐代，历经风雨，饱受战乱，曾多次修缮、重建。现存杜甫墓祠为清光绪年间重修，祠门正上方有青石匾，上刻“诗圣遗阡”四字。

进得门来，庭、井、阁、房，浑然一体。官厅中有杜甫生平和墓祠简介，有清朝著名学者张瓒昭书写的“学海流长”匾额和李元度撰写的《杜墓考》木刻，分别对杜甫的功绩和杜甫墓祠的考证作了公正的评价和介绍。公祠廊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千秋痛感茅屋叹”，下联“百代犹闻酷吏呼”，既形象地反映出杜甫的悲怆命运与坎坷一生，又精辟地概括了他对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悲伤与愤懑。公祠中央，“诗中圣哲”牌匾下，是一尊杜甫端坐的铜像。他右手握书，左手抚膝，神态凝重，目视远方。似在掩卷沉思，似在忧国忧民。

从杜公祠后门出来，便是杜甫墓。墓为半圆形，建在一个小山包上。墓顶覆以坚固的厚石块，大块红石垒砌的墓壁呈扇形围护着墓穴；碑为青石，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墓”。原墓癸山丁向，花砖结顶，一室二耳，楔形砖砌成，红石墓碑，典型唐墓风格，现存墓为清光绪五年（1879）重修，扇形麻石结顶。周围树木葱茏，风景清幽。我们在墓前深深鞠躬，默默地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

唐大历五年（770）冬，杜甫带着一家八口，从长沙乘船前往郴州，经过洞庭湖时，风疾愈加严重，半身偏枯、卧床不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遂强支病体，写下五言长篇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唐代以五言排律取士，“五排”是当时官方批准使用的正规诗体，杜甫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用五言排律来寄赠亲友，含有郑重其事和尊重对方的意思，目的在于以诗代讣托孤托葬。在这首诗中，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进行了总结，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自己的忧思愁苦。直到此时此刻，诗人一心系念的仍是国计民生，一身莫保、家人难安的无奈和痛苦仍然与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写完此诗之后不久，杜甫即溘然长逝。杜甫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在昌江县令和当地亲友帮助下，才将诗人遗体安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村天井湖。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杜氏一脉自此代代相传，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牒，可资参考。

无疑，杜甫墓是简陋的，甚至是寒酸的，冷清的，寒酸、冷清得令人叹息，但是我相信伟大的诗人如若地下有知，决不会在乎这些。诗人生前，已经受到过多少冷遇、多少冷眼，死后再受些冷遇又如何呢？只要能和他敬爱的先贤相伴，诗人此愿足矣。宋朝王得臣祭拜杜甫墓后，写了一首《过杜工部坟》：“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诗人看到了杜甫与屈原的师承关系，更强调了他们心灵的相通。杜甫始终把屈原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生前，他“窃攀屈宋宜方驾”，甚至希望“气劘屈贾垒”（《壮游》），与屈原、宋玉、贾谊等先贤并驾齐驱；死后，他愿意“来伴大夫魂”，永远陪伴着他敬爱的先生。所以，杜甫墓祠的解说词中写道：“杜甫慕名屈平，魂依汨水。”

两颗伟大的诗魂在汨罗江畔相会相伴，当然不会寂寞了。何况，还有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虔心朝拜。

（原载2019年第10期《北京文学》）

创作谈丨更有清流是汨罗

文丨徐 可

2018年端午节过后，我和一批作家诗人专程去湖南汨罗叩拜中华民族的诗祖屈原，我们在屈子祠举行了隆重的祭屈大典。虽然一直就景仰屈原高尚的人格，但我起初并没有打算写他。原因很简单，千百年来，有关屈原的诗文汗牛充栋，几乎所有能写的都被前人写遍了。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能够恰当地表达我的感情。

忽然，我听说这里有一座杜甫墓。原来，杜甫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流落于此，去世于此，葬身于此。我的心灵突然被触动了。两位爱国主义大诗人居然有着同样的命运遭际，最后又长眠于同一条江边，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简陋、寒碜的杜甫墓前，我百感交集。人们在阅读前人的文学作品时，常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作家书中所写的，句句都是我心中所想的，那是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来到汨罗江，我相信杜甫的心与屈原的心也是相通的。之后的阅读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屈原与杜甫，同样胸怀政治理想，同样具备高尚人格，同样遭到小人谗言，同样罢官去职，同样流落湖湘，最后又同样葬身于汨罗江畔。更重要的是，杜甫对屈原非常景仰，在心灵上与屈原有着共鸣，他几乎是追随着屈原的脚步而来。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表现。这一发现，令我激动也令我感动，我立即决定，我要写下我的发现、我的感动，写下两颗伟大心灵的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这篇《汨罗江畔，屈原与杜甫的相会》。

近年来，我致力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我发愿选择一批对中华文明有着杰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用散文的笔调，发掘他们灵魂深处的高贵品质，探寻其对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这些年来，一些历史文化散文受到人们的诟病，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历史文化散文比一般题材散文对作者有更高的要求。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我认为，历史文化散文更应如此。学是基础，识是根本，情是灵魂，三者缺一不可。或有新的视角，或有新的发现，或有新的感悟，或有新的笔墨，方可落笔为文。切忌拾人牙慧，炒人冷饭，决不能成为史料的搬运工。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建立起人们对历史文化散文的信任。我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是否及格，尚需高明的读者评判。

作者简介：

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启功研究会理事，编审，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评论家。

著作有《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一、之二）》《背着故乡去远行》《写在文学边上》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海洋文学奖等。

责编：刘瀚潞

来源：《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