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曾思艺

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一个理想闪光、激情澎湃的纯情时期。湘潭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那时正值二十刚出头的年龄，正是浪漫多梦、渴望创造的青春时期，几乎每一个人都做着作家梦。但创作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情，因此，三四年下来，能坚持到最后的，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中文系七九级40人，到毕业的1983年，还坚持写诗并且创作较多的主要有四人：刘演林、严福金(乔言)、李绍银和我。

这年的春天开学后，我深感毕业在即，大家即将各奔一方，忙于自己的工作，相见不易，创作4年，毕业前应该留点纪念。于是，我和演林、福金、绍银商量，毕业前我们四个写诗的，每人掏点钱，合出一本诗选，自己刻版自己印刷，为大家留个纪念，大家一致赞同。

按照规定，这件事得中文系领导同意并批准。于是，大家让我去找我们当时的系副主任张铁夫老师。二年级至三年级时，张老师上过我们的外国文学课，他课讲得好，人品也非常好，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之一，大家私下里亲切地称呼他为“铁夫斯基”。我找到张老师家里，向他详细汇报了出纪念诗选的事。张老师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大加鼓励，并且建议：你们干脆办大点，让全系的同学乃至全校的同学都能参加，以后有条件成为系里乃至学校的一个学生刊物。还说，既然办成学生刊物，你们不必掏钱，一切费用由系里资助。只是组稿、到湘大印刷厂办理铅字印刷等事情，须得你们自己跑腿。张老师还建议我去请教彭燕郊老师，说他在办刊物方面很有经验，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的东西。张老师不愧为我们最敬爱的老师，他的建议很有远见，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校爱好文学的学生都很有实际意义。

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彭燕郊老师。彭老师也十分支持，并建议我们不但可以发表自己创作的新诗，而且应该刊发同学们翻译的一些外国诗歌，尤其是现当代外国诗歌;不仅要发新诗，而且可以发一些旧体诗、散文诗。

有了张老师和彭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干劲更足了。我们四人决定，按张老师说的，这个刊物不再局限于我们四人，甚至不限于中文系，而尽量扩展到全校。我们四人决定分头行动，去找全校爱好文学的同行约稿。我当时找的是早在彭老师家认识的外语系的张少雄(欧莎)同学，他们三位则联系了程兴国、陈惠芳等同学。

最终，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四人约够了这期创刊号的诗稿。根据系里的指示，所有的文稿都必须交给张铁夫老师审查。张老师认真审查了我们的文稿，并充分予以肯定，但也指出，有些作品情调过于灰色，或过于感伤，不适合刊载(彭燕郊老师颇为欣赏的我的《关于外祖母的回忆》两首诗因为过于感伤，因此没能刊载)。

最后，我们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给这个刊物取个名字。大家商量了很久，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命名，但没有普遍认同的。我当时正在写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彭燕郊的诗歌，正在反复读彭老师的诗，突然觉得他有一首诗《旋梯》非常好：“因为它高出云表，刺入蓝天深处，/翘首仰望时，总有烟雾缭绕。/拔地而起是为了上升、再上升，视野便越过烟雾而控制了全景。//多少尘埃卷成团团迷茫，多少次围来，/攀登者却早已将它们抛在脚下……”(彭燕郊《旋梯》)

“旋梯”象征着不断追求、不断完美、永无止境的发展和追求，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我们追求艺术的决心和过程，我提议用这个名字作为我们诗刊的名称，并拿出这首诗来给大家看。大家看后一致同意我们的刊物命名为《旋梯》。严福金自告奋勇担任刊物的主编，大家同意由他出任主编。

1983年4月，《旋梯》创刊号刊印了出来。刘演林设计封面并亲自刻板。创刊号共发表严福金(乔言)、刘演林、曾思艺、瞿明刚、张少雄(欧莎)、戈贝夫、筱莉、解永先、龚惠玲、程兴国、陈惠芳、郑青、张桂喜等全校十几位同学的新诗二十多首，散文诗两首，旧体诗两首，发表译诗五首(曾思艺译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三首、张少雄译艾略特两首)。

《旋梯》成为了一面旗帜，在“螺旋上升的阶梯”上，汇集了湘大的广大诗歌爱好者们，几十年来，旋梯诗社已成为湖南最重要的校园诗社之一，影响至今。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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