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跟党走

□黄阳辉

春光灿烂，杜鹃红遍;太浮美景，四月最艳。

再登临澧太浮山，是到“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前学史增信。拾级而上步入广场，高达28.9米的纪念碑让人仰视之情油然而生。碑的左边，还矗立着两块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苏区烈士英名录”，细细读来，两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蓦地跃入眼帘：马登举、邓绍甲。我屏声驻息，凝神苦思。

哦，想起来了，是在外公的回忆录里见过。2007年我任《美文时代》杂志总编辑时，曾经把外公的回忆录整理成《我的地下工作经历》一文刊发过。外公在他的回忆录提到过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就是马登举、邓绍甲!这两个名字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外公无数次描述过的峥嵘岁月——

外公与马登举、邓绍甲是同乡，复姓欧阳名春，临澧县望城乡楚城村人，1896年农历十月二十八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八岁就给地主看牛，没有床睡，没有被子盖，长期与牛为伴，经常受冻挨饿，做了十六年长工，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门。用现在话说可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这样的出身使外公在1926年下半年大革命时期临澧县闹农民协会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入了会，还当上了“纠察”，外公与革命工作开始“握手”。

孰料转眼便是血雨腥风的1927年，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广州"4•15"大屠杀、长沙“马日事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临澧也在“马日事变”后的第四天发生“敬日事变”，县农民协会、县工会及其他进步团体被查封解散，不少共产党员或被通缉，或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高潮转入低谷。

“农会解散了，但穷人闹革命的心没有散!”外公在他的回忆录有这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1928年元月，春节即将来临，外公与回到望城老家过年的马登举、邓绍甲聚到了一起。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就入党了的马登举、邓绍甲对外公讲革命道理，很快使本来就与革命“握手”过的外公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懂得了不闹革命就没有出路，从而重新树起了参加革命的信心。这年农历正月十八(1928年2月9日)，是外公终身难忘的日子，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验，外公与5位同志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公一辈子都记得当时的入党誓词：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纪律，严守秘密;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外公入党的时间颇为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逮捕与屠杀无所不在。“脑袋系在裤带上”，这是外公对当时日子的描述。党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常德、临澧、澧县三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主要是以“挑脚”(挑布匹卖)为掩护进行秘密联络活动。

地下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危险随时都会来临。1928年6月13日，一名叫陈又南的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外公的交通员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派人带了12条枪到楚城村捉拿外公。外公家隔壁是一个茶馆，来人气势汹汹地喝问一个茶客：“欧阳春是不是住在这里?”，这个茶客恰与外公熟识，情知不妙，装聋地大声说：“你问的是欧阳春啦?这几天我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不知他到哪里去了!”警惕性极高的外公听到茶客的话后，迅速从后门翻过院墙钻进棉花地里，逃离了虎口。

没捉到外公，恼羞成怒的反动派把外公的母亲抓了起来，关在牢里长达21天，逼她交出外公。反动派经常把她吊起来边灌冷水边抽打，活活地整成了疯子。为了捉到外公，反动派在临澧全县贴出通缉令和布告，悬赏“捉到欧阳春，赏大洋300块”。迫于严峻的形势，外公不得不离开临澧，迁居到了他妹妹嫁到的地方安乡县安障乡新剅口村，以避风头。这是外公第一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次失联时间不长。1929年底，中共湘西临时特委澧水区(澧县、临澧、石首、慈利、津市)巡视员邱育之(湖北公安人，另一说为湖南安乡人。1931年12月安乡县委书记、安乡游击队长任上牺牲，年仅34岁。)派人找到了外公。次年2月，外公被上级党组织安排为新成立的南华安中心县委交通员。南华安中心县委隶属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下辖华容、安乡县委和南县党组织，是洪湖革命根据地中心县，它的出现和存在，使被国民反动派破坏的安乡共产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和南县华容一道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南华安中心县委和鄂西特委的联系联络。1930年10月，外公又跟随红二军团南征，连克华容、南县、津市、石门等7座县城，扩大了江南苏区。因而，外公与贺龙①、周逸群②、邓中夏③、杨光华④、周小康⑤、孙德清⑥、夏曦⑦等人多有交集。我自幼随外公外婆生活，打小对这些在中共党史里熠熠发光的名字耳熟能详，对他们的英雄事迹烂熟于心。第一次到贵州铜仁，我唯一参观瞻仰的地方就是周逸群故居。

接下来的时光或许算得上是外公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受周小康的委派，外公参加了1931年农历十月在洪湖周老嘴召开的湘鄂西省委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尤使外公自豪的是党代会结束后他还在洪湖瞿家湾列宁学校学习了5个月，学会了识字读报，自此从未停歇。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读初中时，外公居然能够把一张报纸基本看完，而且还是非常有节奏有韵律地唱完的，偶尔碰到一个不认识的字，便拉长声音把我召唤过去问我。若碰到我也不认识，他便勃然大怒：墨水从屁眼里灌进去了!大约五、六年前，我专程拜访瞿家湾，还特地到列宁学校旧址旁的一家竹器店买了一把竹靠背椅子，以作怀念。

革命之路艰苦卓绝。1932年秋，湘鄂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洪湖革命根据地丧失，外公随贺龙的红三军迂回鄂豫陕川边境，在陕南因病掉队，辗转两个多月后才回到老家。外公牢牢地记住离开部队时贺龙亲口对他说的话：“万一环境恶化，设法回去找南华安组织。总之，不要灰心，要坚持革命。”1933年正月初，回到安乡的外公找到了他担任南华安中心县委交通员时就熟知的中共安乡县委副书记兼安乡游击队长张连翘和他的战友张凤翘、邓述高、何春舫、蒋兴武等人，参加了安乡游击队。此时，安乡游击队也因为白色恐怖与上级党组暂时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不畏惧、不气馁、不等待，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三打恶霸地主李清萍，处决叛徒李纯，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这些过往一直以来都是中共安乡党史里的经典故事，不时地被有心人回忆提起，撰文传播。英勇的斗争坚持到了1935年冬，张连翘、张凤翘两兄弟不幸被捕，先后壮烈牺牲。外公第二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8年4月，上级党组织再次找到外公，要他到南县新华日报报馆送报兼做交通员。不久，又遇叛徒出卖，报馆10位同志除外公因外出送报幸免遇难外，另9位同志全部遇害，外公第三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得隐居华容县务农为生。这一次失联长达整十年，这十年，是外公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十年。哪怕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中被戴高帽子，开批斗会，外公也没有这么痛苦过。有当年看到过他被批斗的朋友告诉我，外公拐杖终日不离身，若开会时对他不恭过头，外公一拐杖就扫过去了，造反派、红卫兵们都有点怯他的火。

等待也是忠诚，坚持就是胜利。1948年下半年，中共常德特委派金汉川⑧找到了外公，离开组织十年之后，外公再次回到了组织怀抱。次年3月4日，外公回到安乡并由金汉川介绍重新入党，并任中共安乡县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底，安乡和平解放，外公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先后担任过安乡县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安乡县一农场场长、安乡县农业局副局长，1957年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1981年12月28日，外公安详离世，享年85周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公外婆两老百年之后，他的三个子女毅然地把外公外婆居住的一幢小院子无偿捐献给了当地政府，用做老干部活动中心。

外公当年是安乡县城里非常有名气的“欧老头”，作为他的亲长外孙，我小时候沾了不少的光。现在看来，沾得最多的还是理想信仰之光，使我从小到大“三观”端正，行稳致远。回望外公一生走过的路，颇有些传奇的色彩：从农民协会的“纠察”到农民协会的副主任委员，从一个放牛娃到县农业局的副局长，从大革命高潮时期加入农民协会到低谷时入党，从最危险的交通员工作到三次漫长的等待，他都是矢志不渝，痴心不改，讨米要饭也要找到党，哪怕重新入党也无怨无悔。是什么给了他如此的执着?是什么给了他如此的坚守?太浮山的红杜鹃告诉我：是对党的无比忠诚，是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仰支撑!

学史增信，增的就是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之信。祖辈如是，我辈当承。

注释：

①贺龙，湖南桑植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贺龙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1969年6月9日，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贺龙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②周逸群，出生于贵州铜仁，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1年5月在岳阳英勇牺牲，时年35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活动家。2019年9月，周逸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③邓中夏，湖南宣章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5月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最早成员之一。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1928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1930年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9岁。邓中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④杨光华，湖北嘉鱼人，中共早期党员，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5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5年赴苏联工作，1937年1月，受到苏联保安部严重迫害并被关进集中营，直到1946年才被释放。1956年回国，1991年9月逝世。

⑤周小康，湖南安乡人，1926年入党，同年7月回安乡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7月进入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7月任鄂西特委书记，1931年3月任湘鄂边特委书记，1931年9月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夏曦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⑥孙德清，安徽寿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1930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参谋长，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5月在湘鄂西“肃反”中被害，1945年中共“七大”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⑦夏曦，湖南桃江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五、六届中央党员。1936年2月牺牲于贵州毕节，是红军长征途中所任职务最高的罹难者。从1932年4月起，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命令，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至1934年秋，连续四次进行“肃反”，杀害千余名红军高级将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与此关联极大。

⑧金汉川，湖南安乡人，1948年入党，1949年任中共安乡县支部、安乡区工委书记，组织建立了安乡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三联”，为安乡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至今健在。

（作者单位系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筹））

责编：卓萌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