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增信自思量

文/读石人

先说说这个题目的由来。

正在开展的党史教育活动有个阶段或者说有个要求就是学史增信。前面一个阶段是学史明理。史，这里自然是指中共党史。信，是指共产主义信念、信仰。教育活动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学史明理，更加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信仰。按照党史教育活动的要求，我要跟我们机关的同事交流学习党史的心得体会。大家都积极参加各种要开的会议，都认真读了必读的书籍资料，都虔诚瞻仰了好几处近边的革命旧址。跟大家交流什么呢？我就说说我自己开会、看书、瞻仰旧居的感受吧。四十五分钟。我就拣自己想得多一点的讲。记得那天主要讲了三点认识。纯粹是我个人受教育的感受，当然只能叫做“自思量”了。

我说的第一点认识就是：崇高信仰根植于自觉便有着比自发更厚实、更稳固的思想基础。

抱着红色旅游目的来浏阳观光的客人特别多，开展主题教育后单位组织来浏阳接受精神洗礼的团队近年更是盛极一时。到处都是红色江山，狭隘意义的红区也是广袤无边。为何红色星空里，浏阳特别耀眼？那是浏阳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走出了太多的英雄人物。出了那么多烈士，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浏阳就有两位。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另一位是二十一岁就担任了红七军团长的赫赫战将寻淮洲。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开国将军里浏阳有三十位，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无论军届政界，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震、王首道、李志民、杨勇、李贞……哪个名字不是响当当呢？

记得十多年前，跟长于历史研究的好友南京邓伍文先生聊天时，邓先生无意中跟我说起过一个他的发现，他说晚清至民国，浏阳的乡村教育特别发达，民间重教氛围非常浓厚。当年邓先生的这个发现或者说点拨，这次总算让我开了一点点窍。

红色风景里边，浏阳这一抹红为何亮得特别耀眼？答案似乎就藏在邓先生的发现中。这次学党史我特别留意了浏阳走出来的党史人物的“全日制第一学历”。

先说罗章龙、罗汉、李梅羹。

（李梅羹同志）

这三位是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是北方建党的发起人。他们为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党内地位相当高显。后来因为党内内部斗争和他们个人的原因离开了组织。但无论怎么艰难委屈面对各种威逼利诱，他们至死都忠于党，都在默默为党工作，做到了永不叛党。罗章龙、罗汉、李梅羹在家乡读的是最好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后三人读的都是北京大学（李梅羹最先考的北京医专，五四运动后转入北大德文系）。

胡耀邦和杨勇是表兄弟。他们小学读的是里仁学堂。里仁学堂虽处于浏阳偏远的东南一角，一步跨过去就是江西了。但浏阳那个时代那样偏远的乡村小学已经有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里任教。每次去瞻仰耀邦故居，我都要在胡耀邦杨勇他们在里仁学校的毕业照前徘徊良久，抚今追昔，深为那个时代小学生的精气神感慨不已。那张照片就是一位留洋回来的年轻老师用国外带回的相机拍摄的。胡耀邦和杨勇从里仁学校毕业后就考到了城里县立初中（今浏阳一中前身）读中学。

（毕业合影中的胡耀邦和杨勇）

宋任穷和李志民是红军里有名的儒将。宋任穷投身革命前毕业于浏阳有名的金江高小，那所高小是当时浏阳乃至长沙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的前身是浏阳四大书院之一——金江书院，宋任穷上学时教他的老师有陈昌、夏明翰、陈作为、潘介棠、陈清河、傅昌钰等一大批名师。李志民在本地读过几年旧式私塾后，又读了新式初小，然后考取甸溪高小。甸溪高小是当时浏阳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邓子封、贝星煌等老师都是当时学问好声誉高又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李志民从这里毕业后当过老师当过小学校长，他参加红军也算是典型的“投笔从戎”。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时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一位浏阳勇士易荡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脚山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后，团政委易荡平一马当先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不当俘虏毅然开枪将自己打死。易是这场阻击战中红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聂荣臻回忆易荡平的牺牲时直呼“惊天地泣鬼神”。易荡平的墓碑是聂荣臻亲笔书写。

易荡平投奔革命前在浏阳读的小学，中学是在长沙著名的楚怡中学念的。“楚怡”校名，取“惟楚有才，怡然乐育”之意，为湖南首批官派留学赴日本专学师范的著名教育家陈润霖所办。

浏阳有一对在马日事变中被抓同赴刑场的烈士夫妇田波扬、陈章甫。面对威逼利诱他们夫妻二人都显示出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田波扬私塾发蒙，卓然高小毕业后考取的也是长沙楚怡学校（工业部），后转入兑泽中学。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后因故辍学。妻子陈章甫在长沙读的是崇实女校，也是长沙名校。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一届中共浏阳县委成立，书记是潘心源。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潘心元在浙江省玉环县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潘心源是湖南岳云中学的毕业生，岳云中学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何炳麟先生等人于一九零九年(清宣统元年)创办的一所著名高中。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第一任省政府主席、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奠基人王首道中学读的是长沙修业学校（农业部）。徐特立是修业学校的校董兼任课老师，毛泽东等人都在那里开展过工作。数十年后，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也是修业学校的毕业生。

中央电视台曾经拍摄播放过一部片子《共和国无名功勋》，专题介绍从我们浏阳走出去的最美红色特工黄慕兰。黄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后直至四九年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为了革命先后与三任丈夫生离死别，因事业之故无奈之下多次弃子不顾，为营救同志三次被捕入狱。解放后，蒙冤被自己人关进秦城监狱，先后关了十七年！劳苦功高而又受尽磨难委屈的黄慕兰在接受采访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无比真诚实在让人感动，我是含着眼泪把片子看完的！

二零零五年春节，黄慕兰托其侄女彦如女士送我一册《自传》和一函两册《黄慕兰诗词集》。自传里有多福黄的照片，照片中的黄慕兰给人感受最深的是她眉宇神情间体现出来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清楚脱俗与从容气度。读其诗词，兰心蕙质，熏香袭人。我们真的很难把温顺柔弱的黄慕兰与在男权世界里挣扎奋斗百折不挠的女英雄合成一个人。

前年在杭州以一百一十岁高龄逝世。黄慕兰当年在家乡读的高小是谭嗣同夫人李润创办的浏阳第一所女校。李润聘请了好几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问好思想进步的女教师。黄慕兰以第一名成绩从女校毕业后就到长沙周南女校念中学。周南是杰出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和夫人从日本回来卖掉家产兴办的私立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周南培育的。

三年前曾经听过一堂党课。上课的专家列举了一组数字。说是一九四九年前革命队伍里流散、变节的人员里，知识分子的比例要远低于没受过文化教育或文化程度极低者。因为专家讲到这里时神情中有一丝诡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伯祖就是不认识几个字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作战勇敢，当了红六师的排长，第三次反围剿时在著名的江西莲塘战斗中壮烈牺牲。我想，那组数字至少可以补充完善，因为从情理推测，放下锄头铁锤的工人农民投身革命洪流后，英勇捐躯的比例也会是很高的。还有，从他们当中也走出来一大批高级将领。跟我伯祖一同从村子里跑出去投奔红军的陈辉侃就成了新中国电信事业的奠基人江文将军。投奔队伍只是一个起点，以后的路很漫长，虽说造化不由人，其实修为也靠自己。

虽然那位专家列举的一组数字当即遭到我情绪上的抵触，但在事后回味反刍中还是启发了我的思考，竟至于让我从书架上取下古斯塔夫.勒庞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几部群体行为社会心理学著作重新翻了翻。这都是题外话。

今天当我留心到我们浏阳这些在党史上闪光发亮的历史人物都有着在那个时代在同一个队伍里要算是成色十足的高学历时，我脑海里的问题是：细皮嫩肉只合妙手著文章的文弱书生，为何在革命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偏偏能顶天立地做铁肩担道义的硬汉子？

我以为在信仰伦理的确立上，自觉的境界要在很大程度上高于自发的阶段，懵懵懂懂跟风式的信仰要坚定下来，人生修为无疑要艰难得多，而真信跟真懂却是紧密相连。信仰伦理确立以后，还需要丰厚润泽的泥土使其更加稳靠牢实。邓伍文先生跟我说的当时浏阳“乡村教育特别发达，民间重教氛围非常浓厚”正是这种有利于那一大批仁人志士信仰伦理确立和坚固的芬芳泥土和良好生态。

我的第二个认识就是：崇高信仰虽有利于信仰者自身命运的展开，但崇高信仰者的目光是向下的、姿态是谦卑的，其信仰的根本是为大众的。

今天我们不也还经常鼓励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要有崇高信仰吗？我们的出发点当然是为年轻人好。有远达的理想抱负有崇高的信仰伦理，才可能行稳致远有大的出息，才可能从积极的方向根本改变自己人生命运。我们从那些在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上建功立业的浏阳英雄儿女身上也能感悟到这一点。不跟共产党走不投奔革命不信仰共产主义，哪里会有他们彪炳千秋的灿烂辉煌呢。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杰出人物胸襟气度之宏大是非凡的，他们心里装着的不只是自己，心头装得更多的、位置最重的是人民大众，因而他们的目光总是向下的是通人性接地气的，在百姓面前他们的姿态是异常谦卑和诚恳的。那是因为，崇高的信仰本就不是为小我自私自利的而是为大众谋福祉的。

浏阳北区有个淮洲村。淮洲村就是为纪念寻淮洲烈士而得名。后来成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寻淮洲十三岁在家乡读高小时写过一篇作文《现在的我》。读过的人印象都会很深刻。摘录几段放在这里吧：

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虫一样，春来也好，秋去也好，一味甘食美衣，玩日愒岁，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由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此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了吗？……我现在的年纪，虽不是当大国民的时候，也不是当小孩子的时候了，所以我在这个学期内，对于学业上应该猛力前进，求一些丰富的知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炼，求一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更应该随时练习，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不是为自己荣华富贵打拼争斗而是发誓要与国家做些大事业的寻淮洲二十一岁就成了红军里最年轻的军团长，若非二十二岁牺牲，他以后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出的贡献自是不可限量。一九三八年五月，陈毅率部途经安徽泾县，特意前往蚂蚁山为寻淮洲祭扫陵墓，并写下碑文称颂他“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楷模”。

易荡平，原名汤世积。母亲给他取名世积，就是希望家族世世代代多积累财富。汤家是有名的乡绅大财主家庭。汤世积从长沙楚怡毕业后回家乡母校达浒高小任教，并动员家里拿钱在浏阳达浒街上开设归文书局传播文化知识，宣传进步思想。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浏东特委组建浏东游击队，汤世积率先报名参加，并在宣誓会上宣布不再用汤世积的原名，“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起，我正式改名易荡平”。

江文将军是十年前逝世的，享年九十有六。我代表家乡去送别将军的。听将军秘书说，将军逝世前不久在医院病床上还用颤抖的双手给有关领导写信，说他家乡那个小山村的村民生活困难出进不便，请求地方政府支持修条简易公路。现在可以告慰将军了。他老家那个村叫富溪村。今天已经脱贫致富名副其实了，出村进镇是碱性沥青公路，再往浏阳城里走更是高速直达不到一个小时。当年向老将军遗体鞠躬致奠时我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奋斗一辈子的老革命至死心心念念放不下的还是他的父老乡亲。树高千丈不忘根啊。

一九五八年秋，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看到大殿门旁的一副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武侯祠的对联为清朝河南南阳知府顾嘉蘅所撰。胡耀邦看过后略加思忖便笑着说，他想改一改这对联。胡耀邦改过并亲笔书写的对联如今镌刻在浏阳中和胡耀邦纪念馆入门大厅两侧。去过耀邦纪念馆的人无不在对联面前感叹唏嘘，深深地为耀邦的为民情怀所感动。胡耀邦改过的对联是这样的：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从前读马克思著作，有两段话我以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崇高理想最简洁明了最经典精当的阐述：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一个人只有为他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他才可能达到他自身的完善。（《青年人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崇高理想确立以后，关键在践行，一定要树立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不能让崇高信仰成为高头讲章。这是我那天跟同事们交流思想时说的第三点认识。

其实再说第三点已经是多余的了。

前面说到的那些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都是知行合一终生践行信仰伦理的光辉典范。

一个人若是说一套做一套。一是不懂。至少不懂崇高信仰根本上是为大众的，而不是自私自利。言行不一本质上就是彻底的自私自利。二是不信。信仰，应该会是一个人行为的导向和准则。你说信仰如何崇高伟大如何坚如磐石，实际上却刚好反着行事，他那信仰哪里有一丝丝儿真实的成分呢？有一位有过交集的熟人在外地当了很大的官。我一直就觉得这人太会做人了，或者说太会做戏了。去年先是看到一则他作报告的新闻，嗓门大调子高，强调要绝对忠诚，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必须百分之百。作完报告不两天，又看到一则关于他的新闻，严重违纪涉嫌违法被立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得后来审查调查结束被移送司法机关时，这位强调绝对忠诚的人在被通报的问题里有一条就是对组织不忠诚做两面人。我说的是熟人，不认识的翻了船的这类人就多了。

如果当领导的人口头上大喊革命理想高于天，行动上却把信仰看成是几张纸几句口号，不去践行、不去落实，甚至与口头宣称的信仰背道而驰，这个危害其实不止于会让他自己迷途摔跤，还会拉着别人犯迷糊把路子走歪。工作主角在政治舞台上演惯了戏肯定要造就众多阳奉阴违的票友，因为官场上犯戏瘾这个病有传染性，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对于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社会风气的建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学史增信。这第三点认识似乎有点扯远了，尤其是从反面举的例子似乎显得不是很应景合拍，只因为是“自思量”，说来也便无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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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浏阳河畔读石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