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东明专访 |《一生的长征》:书写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02-18 10:26:50


湖南文坛上有两颗耀眼的兄弟星:彭见明、彭东明。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天眼》等作品蜚声文坛,彭东明的《大日子,小日子》《故乡》等反响不俗。


他们都是受二舅的影响走上文学的道路。二舅名叫李自由,是作家,也是书法家,担任过岳阳市文联主席,现在已经离世十年了。从小,兄弟俩就读二舅的小说改成的连环画。彭东明清楚地记得,那时自己还在农村读小学,经常写信给二舅,求他寄书给自己,那时在农村读不到书,二舅便经常将发有他作品的杂志寄给他看。兄弟俩对二舅充满了敬仰之情,并由此爱上文学,先后在《萌芽》发表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7年春天,彭东明步行走访了平江县所有贫困乡,采访了喻杰老将军。后来,以喻杰为原型,写了《故乡》这篇作品,发表于《湖南文学》后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强反响。

当时他尚不能预料,这个故事三十多年后又酝酿成另一部厚重的作品《一生的长征》。彭东明说, 三十多年的采访积累,让他读懂了一位高尚、纯粹、忠于人民、忠于党,在刀光剑影和祖国建设中长征了一生的共产党人。

1970年初,喻杰主动退出领导岗位,不当京官当农民,不图享受图奉献,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平江加义乡丽江村安家落户。他一连几个冬春,几度寒暑带领群众大兴水利、绿化荒山、脱贫致富。《一生的长征》就是一部以喻杰为主角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彭东明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人物来写,一是因为喻杰在世之时,他曾贴身采访了两个月,对于这位老人非常熟悉;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位在20世纪70年代就把扶贫作为一项工作来做的老人。在他的心中,喻杰的故事是最美的中国故事。

中华读书报:1990年,您的第一部小说集《大日子,小日子》由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入选这套丛书的都是很有潜力且有实力的文学新人,您的入选是谁推荐的?

彭东明 :《大日子,小日子》是我1989年发表在《十月》的一个中篇小说,当时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读书,是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写的。那年下学期刚开学,北京《大学生》杂志的编辑钟岩到武汉大学作家班组稿,我正在创作《大日子,小日子》,她坐在我的宿舍里等着我写完最后一页,便匆匆拿着那叠稿纸赶往机场。后来因为《大学生》杂志发不了那么长的稿子,她便推给了《十月》的副主编张守仁老师,张守仁将此作发表在当年《十月》第6期,并极力推荐我的作品进入“文学新星”丛书。这套书当时是三年出一辑,每辑推出五位青年作家。我们是第十辑,同辑推出的记得有毕淑敏、阿成等人。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意写《一生的长征》是什么机缘?为什么要从选择喻杰的晚年这个时间段?

彭东明: 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是《从打工妹到亿万富姐》,1999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来陆续又写过五部报告文学。《一生的长征》这本书,我在1987年就想写,喻杰在我的心目中像圣人一般圣洁,我又不敢轻易动笔,生怕写不好他。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收集他的素材,寻找他的史料(包括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国家档案馆),我无时无刻不在品读着他的人生,许多事情,已烂熟于心。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大肆往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泼脏水,我在心里想,你西方国家的总统也好,议员也好,有哪一个比共产党人喻杰更崇高,更圣洁,更为人民群众着想呢?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即,我再也忍耐不住了,麻起胆子开始写《一生的长征》,从3月到9月,半年便完成了初稿。9月30日,我迫不及待地将稿发给了《当代》杂志,10月14日《当代》主编孔令燕便给我回信决定刊发。俗话说:10年磨一剑,我是34年磨一书。

至于说为什么着重选择喻杰的晚年写,这是因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经历,几年所有的老革命都差不多。而作为一个正部级干部晚年回到家乡当农民,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倾其所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保护生态,及时向中央反映农村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在全国是唯一。

中华读书报:从题材上看,《一生的长征》似乎应归为主旋律,但是全书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读性兼顾的主旋律作品。您如何看待和把握主旋律作品?

彭东明: 说句实话,以前我是不太喜欢读主旋律作品的,因为此类作品有些是故意拔高、无病呻吟、螺丝不像壳像、“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蜡。

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写《一生的长征》,就是生怕不能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光彩照人的喻杰生动地呈现给读者。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的过程中,您觉得有什么难度,又是如何克服的?

彭东明: 最大的难度是怎样让一部报告文学写得更加富有文学性、艺术性、可读性。作为报告文学,不应是一个报告,而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文学语言,而不应是报告、材料、通讯用语。人物要立得起来,人物立不起来,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我像写小说那样挖掘人物的内心,贴着人物写。我曾听到有人说:“写不好小说,就写报告文学去。”这是大错特错了,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更难,因为小说可以发挥无限的想象,甚至做到白日做梦,而写报告文学,却是只能局限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观其言察其行以无数微秒的细节丰富人物的形象。因此,我读喻杰读了三十多年才敢下笔。在谋篇布局上,我几乎将所有艺术表现手法全都用上了,每一个小节,尽量让它像短篇小说那样独立成章,富于哲理,在章节之间像写长篇小说那样,让其环环相连,丝丝入扣。

在写矛盾冲突这一方面,我把戏剧的表现手法用进去了,喻杰自从回乡的第一天起,便深深地限入了现实生活的矛盾之中,他几乎每一天都在突围,也正是通过这重重矛盾,充分地展现出了喻杰强大的生命力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作品虽然是从喻杰回乡切入写起,但将喻杰整个一生都回望进去了,如果平铺直叙,这本书只怕要写到四五十万字去,因此我是借各种机缘采取了写影视剧蒙太奇的手法回闪、穿插,这样便在不经意间将喻杰整个人生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

中华读书报:喻杰的形象是廉洁的、纯洁的,很多细节非常感人,阅读的过程中几次泪幕。尤其是喻杰的儿子砚斌八天八夜连续作战,最后在工地上去世,喻杰抱着儿子的情景令人伤痛。喻杰是无情的,可他又是有情的。在人情和党性原则有冲突的时候,他总是毫不动摇,可是他有也有儿女情长。您在写作的时候,即保持了情感的充沛,同时又是节制内敛的。能谈谈您对于情感的把握吗?

彭东明: 喻杰在对待儿子、女儿、孙子、重孙、妹妹以及亲戚朋友一系列问题上,几乎是不近人情,但喻杰却是天底下最有情义的人,他的爱是人间大爱,回乡之后,望着老区人民的贫困生活,他的心头像压着整个连云山一样沉重,他天天都在还人情,还老百姓的人情。每当家属子女三亲六眷要他解决问题时,他的心里有一杆秤——与身边那些烈士的家属子女比、与困难群众比,这样一比就释然了。

中华读书报:作家柳建伟评价 《一生的长征》是一部“坚守人民立场的作品”,的确,无论是选材还是内容,每一个细节和情节都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这是您写作一贯的立场吗?还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意识地秉持这一立场?

彭东明: 我的写作立场从来就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民。喻杰的事迹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彻底地与万千人民的生命融而为一,应该说,是喻杰的故事,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表现手法很独特。比如多次运用追忆,穿插到现实叙述中;比如两次写到喻杰脱不下鞋,一次是临终前,一次是过草地。而过草地的细节,既真实又有适度的想象,以小说式的笔法写纪实题材,达到了很好的艺术化效果,但是否也会影响其真实性?您如何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分寸?

彭东明: 作为报告文学,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但是如何串连,我认为这是可以虚构的。例如:喻杰走过的每一步长征路,这都是真实的,但喻杰在弥留之际的梦境中一次又一次重回长征路,这便是我设置的。喻杰的警卫员在长征路上抱着他的双脚死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喻杰一辈子都在想念着那位警卫员,每当他想贪图享乐,一想起这位警卫员,他就无地自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必须写进书里,怎么写呢?利用喻杰的女儿给他买了一双保暖的靴子,穿上去因脚肿了,脱不下来,把警卫员那个故事勾回。靴子脱不下来这个细节是我设置的,这便是我如何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分寸。

中华读书报:相信您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也是被喻杰精神深深打动了,所以写出的作品才富有打动读者的力量。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彭东明: 采访和创作的过程都不是连贯的,采访和积累素材前后搞了三十多年,创作时间一般是早晨5点至8点,因为白天要上班。再加上星期天和一年15天的公休假,才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一旦拿起笔开始写,我便十分投入,在创作过程中,我有过三次落泪,一次是喻杰那“苦命”的儿子在水库工地牺牲后,喻杰给儿子洗脚,第二次是喻杰母亲临终之前千万叮嘱喻杰,要他善待原配桔香。第三次是喻杰的妹妹向他求情未果,一路哭着离去。

中华读书报:小说运用的方言和民间文化元素很得体,既体现了地域特色,也不影响阅读。可否谈谈您对语言的追求,如何评价自己的语言风格?

彭东明: 我无论是写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都特别看重语言文字,我认为,语言是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写一方水土上的人事,如果贴着这一方水土上的语言写,是不行的。但是一些过份生辟、外人根本无法看懂的方言写进作品里也不行,还是要改造得尽量让外地人能看得懂。民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那些俗语、谚语、比喻、无比鲜活,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凝炼而成,那是一个人坐在家里根本无法想像出的语言。


* 原文刊登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01月05日  第11版


彭东明,湖南平江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开始在《萌芽》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短篇小说、散文100余篇,中篇小说38部,长篇小说3部,长篇报告文学6部。其中,中篇小说《秋天》改编成花鼓戏《秋天的花鼓》,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天边的火烧云》、报告文学《孝行天下》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小说《茶妹》获冰心文学奖。

责编:吴天琦

来源: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