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坛上有两颗耀眼的兄弟星：彭见明、彭东明。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天眼》等作品蜚声文坛，彭东明的《大日子，小日子》《故乡》等反响不俗。

他们都是受二舅的影响走上文学的道路。二舅名叫李自由，是作家，也是书法家，担任过岳阳市文联主席，现在已经离世十年了。从小，兄弟俩就读二舅的小说改成的连环画。彭东明清楚地记得，那时自己还在农村读小学，经常写信给二舅，求他寄书给自己，那时在农村读不到书，二舅便经常将发有他作品的杂志寄给他看。兄弟俩对二舅充满了敬仰之情，并由此爱上文学，先后在《萌芽》发表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7年春天，彭东明步行走访了平江县所有贫困乡，采访了喻杰老将军。后来，以喻杰为原型，写了《故乡》这篇作品，发表于《湖南文学》后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强反响。

当时他尚不能预料，这个故事三十多年后又酝酿成另一部厚重的作品《一生的长征》。彭东明说， 三十多年的采访积累，让他读懂了一位高尚、纯粹、忠于人民、忠于党，在刀光剑影和祖国建设中长征了一生的共产党人。

1970年初，喻杰主动退出领导岗位，不当京官当农民，不图享受图奉献，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平江加义乡丽江村安家落户。他一连几个冬春，几度寒暑带领群众大兴水利、绿化荒山、脱贫致富。《一生的长征》就是一部以喻杰为主角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彭东明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人物来写，一是因为喻杰在世之时，他曾贴身采访了两个月，对于这位老人非常熟悉；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位在20世纪70年代就把扶贫作为一项工作来做的老人。在他的心中，喻杰的故事是最美的中国故事。

中华读书报：1990年，您的第一部小说集《大日子，小日子》由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入选这套丛书的都是很有潜力且有实力的文学新人，您的入选是谁推荐的？

彭东明 ：《大日子，小日子》是我1989年发表在《十月》的一个中篇小说，当时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读书，是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写的。那年下学期刚开学，北京《大学生》杂志的编辑钟岩到武汉大学作家班组稿，我正在创作《大日子，小日子》，她坐在我的宿舍里等着我写完最后一页，便匆匆拿着那叠稿纸赶往机场。后来因为《大学生》杂志发不了那么长的稿子，她便推给了《十月》的副主编张守仁老师，张守仁将此作发表在当年《十月》第6期，并极力推荐我的作品进入“文学新星”丛书。这套书当时是三年出一辑，每辑推出五位青年作家。我们是第十辑，同辑推出的记得有毕淑敏、阿成等人。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意写《一生的长征》是什么机缘？为什么要从选择喻杰的晚年这个时间段？

彭东明： 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是《从打工妹到亿万富姐》，1999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来陆续又写过五部报告文学。《一生的长征》这本书，我在1987年就想写，喻杰在我的心目中像圣人一般圣洁，我又不敢轻易动笔，生怕写不好他。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收集他的素材，寻找他的史料（包括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国家档案馆），我无时无刻不在品读着他的人生，许多事情，已烂熟于心。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大肆往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泼脏水，我在心里想，你西方国家的总统也好，议员也好，有哪一个比共产党人喻杰更崇高，更圣洁，更为人民群众着想呢？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即，我再也忍耐不住了，麻起胆子开始写《一生的长征》，从3月到9月，半年便完成了初稿。9月30日，我迫不及待地将稿发给了《当代》杂志，10月14日《当代》主编孔令燕便给我回信决定刊发。俗话说：10年磨一剑，我是34年磨一书。

至于说为什么着重选择喻杰的晚年写，这是因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经历，几年所有的老革命都差不多。而作为一个正部级干部晚年回到家乡当农民，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倾其所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保护生态，及时向中央反映农村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在全国是唯一。

中华读书报：从题材上看，《一生的长征》似乎应归为主旋律，但是全书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读性兼顾的主旋律作品。您如何看待和把握主旋律作品？

彭东明： 说句实话，以前我是不太喜欢读主旋律作品的，因为此类作品有些是故意拔高、无病呻吟、螺丝不像壳像、“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蜡。

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写《一生的长征》，就是生怕不能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光彩照人的喻杰生动地呈现给读者。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的过程中，您觉得有什么难度，又是如何克服的？

彭东明： 最大的难度是怎样让一部报告文学写得更加富有文学性、艺术性、可读性。作为报告文学，不应是一个报告，而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文学语言，而不应是报告、材料、通讯用语。人物要立得起来，人物立不起来，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我像写小说那样挖掘人物的内心，贴着人物写。我曾听到有人说：“写不好小说，就写报告文学去。”这是大错特错了，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更难，因为小说可以发挥无限的想象，甚至做到白日做梦，而写报告文学，却是只能局限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观其言察其行以无数微秒的细节丰富人物的形象。因此，我读喻杰读了三十多年才敢下笔。在谋篇布局上，我几乎将所有艺术表现手法全都用上了，每一个小节，尽量让它像短篇小说那样独立成章，富于哲理，在章节之间像写长篇小说那样，让其环环相连，丝丝入扣。

在写矛盾冲突这一方面，我把戏剧的表现手法用进去了，喻杰自从回乡的第一天起，便深深地限入了现实生活的矛盾之中，他几乎每一天都在突围，也正是通过这重重矛盾，充分地展现出了喻杰强大的生命力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作品虽然是从喻杰回乡切入写起，但将喻杰整个一生都回望进去了，如果平铺直叙，这本书只怕要写到四五十万字去，因此我是借各种机缘采取了写影视剧蒙太奇的手法回闪、穿插，这样便在不经意间将喻杰整个人生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

中华读书报：喻杰的形象是廉洁的、纯洁的，很多细节非常感人，阅读的过程中几次泪幕。尤其是喻杰的儿子砚斌八天八夜连续作战，最后在工地上去世，喻杰抱着儿子的情景令人伤痛。喻杰是无情的，可他又是有情的。在人情和党性原则有冲突的时候，他总是毫不动摇，可是他有也有儿女情长。您在写作的时候，即保持了情感的充沛，同时又是节制内敛的。能谈谈您对于情感的把握吗？

彭东明： 喻杰在对待儿子、女儿、孙子、重孙、妹妹以及亲戚朋友一系列问题上，几乎是不近人情，但喻杰却是天底下最有情义的人，他的爱是人间大爱，回乡之后，望着老区人民的贫困生活，他的心头像压着整个连云山一样沉重，他天天都在还人情，还老百姓的人情。每当家属子女三亲六眷要他解决问题时，他的心里有一杆秤——与身边那些烈士的家属子女比、与困难群众比，这样一比就释然了。

中华读书报：作家柳建伟评价 《一生的长征》是一部“坚守人民立场的作品”，的确，无论是选材还是内容，每一个细节和情节都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这是您写作一贯的立场吗？还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意识地秉持这一立场？

彭东明： 我的写作立场从来就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民。喻杰的事迹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彻底地与万千人民的生命融而为一，应该说，是喻杰的故事，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表现手法很独特。比如多次运用追忆，穿插到现实叙述中；比如两次写到喻杰脱不下鞋，一次是临终前，一次是过草地。而过草地的细节，既真实又有适度的想象，以小说式的笔法写纪实题材，达到了很好的艺术化效果，但是否也会影响其真实性？您如何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分寸？

彭东明： 作为报告文学，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但是如何串连，我认为这是可以虚构的。例如：喻杰走过的每一步长征路，这都是真实的，但喻杰在弥留之际的梦境中一次又一次重回长征路，这便是我设置的。喻杰的警卫员在长征路上抱着他的双脚死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喻杰一辈子都在想念着那位警卫员，每当他想贪图享乐，一想起这位警卫员，他就无地自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必须写进书里，怎么写呢？利用喻杰的女儿给他买了一双保暖的靴子，穿上去因脚肿了，脱不下来，把警卫员那个故事勾回。靴子脱不下来这个细节是我设置的，这便是我如何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分寸。

中华读书报：相信您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也是被喻杰精神深深打动了，所以写出的作品才富有打动读者的力量。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彭东明： 采访和创作的过程都不是连贯的，采访和积累素材前后搞了三十多年，创作时间一般是早晨5点至8点，因为白天要上班。再加上星期天和一年15天的公休假，才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一旦拿起笔开始写，我便十分投入，在创作过程中，我有过三次落泪，一次是喻杰那“苦命”的儿子在水库工地牺牲后，喻杰给儿子洗脚，第二次是喻杰母亲临终之前千万叮嘱喻杰，要他善待原配桔香。第三次是喻杰的妹妹向他求情未果，一路哭着离去。

中华读书报：小说运用的方言和民间文化元素很得体，既体现了地域特色，也不影响阅读。可否谈谈您对语言的追求，如何评价自己的语言风格？

彭东明： 我无论是写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都特别看重语言文字，我认为，语言是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写一方水土上的人事，如果贴着这一方水土上的语言写，是不行的。但是一些过份生辟、外人根本无法看懂的方言写进作品里也不行，还是要改造得尽量让外地人能看得懂。民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那些俗语、谚语、比喻、无比鲜活，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凝炼而成，那是一个人坐在家里根本无法想像出的语言。

* 原文刊登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01月05日  第11版

彭东明，湖南平江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开始在《萌芽》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短篇小说、散文100余篇，中篇小说38部，长篇小说3部，长篇报告文学6部。其中，中篇小说《秋天》改编成花鼓戏《秋天的花鼓》，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天边的火烧云》、报告文学《孝行天下》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小说《茶妹》获冰心文学奖。

责编：吴天琦

来源：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