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朝是现代的’这个结论。”近日，著名学者赵冬梅对《风雅宋》等“宋粉”式写作提出批评，称这些书的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宋粉”指一批过度追捧宋朝的人，在网上，他们远比“唐粉”“明粉”“清粉”影响大。喜读宋史无可厚非，但用追星思路读书，用饭圈式手段造势，易生偏颇。

“宋粉”典型的观点有：

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80%。

宋朝没有文字狱，言论自由。

宋朝无腐败，无内乱，人民爱皇帝。

宋朝有乡规民约，是现代社区自治的蓝本。

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很民主……

这些观点多来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宋粉”们抽去观点的限制、条件、立论过程等，加以移植、曲解、夸大甚至篡改，使宋朝突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中华文明的代表”，崇拜宋朝成了崇拜文明，当“宋粉”就是当“文明粉”。

在“宋粉”们鼓噪下，“宋粉”书籍大热，“宋粉”电视剧火爆，还涌现出《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状元》《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等网络小说。

可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比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

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观点，系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上世纪初提出。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史观，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段，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力倡此说。

古代欧洲官修史不发达，少有“以史为鉴”意识，为整合零散记录，形成这样的史观：历史不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规律可循。

换言之，有进步性，才叫历史，否则不算数。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随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思想东渐，东方学者颇感压力：东方自古高度重视历史，留下丰富史料，却一夜之间被清零。

内藤湖南引“三段说”，套到中国史料中：宋朝科举发达，推翻贵族世袭制（宋朝134位宰相，123人出身科举，唐代仅50%）；“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儒学发达，突破了前代束缚；不抑商，商税收入一度超过农业税收；基层交给社会自组织，民众较和谐……

宋朝皇帝不太专制，宋神宗改革，被文彦博所阻，宋神宗质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敬：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天下。

这种话，历代无人敢说。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发生了“唐宋革命”，宋朝是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比西方文艺复兴还早三个世纪……

宋朝GDP占全球80%？

“宋粉”们最常见的误会，是宋朝特别富裕，竟称：北宋人均GDP达2280美元，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学者张邦炜在《不必美化宋朝》一文中，予以批驳：此说源自英国经济史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原文是人均450至600美元，不知哪个好事者乘上了近4倍。更何况，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只算北宋，GDP总量仅占当时全球的22.7%。

宋朝史料错讹多，张邦炜指出，《宋史·食货制》载，北宋治平年间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税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换算下来即1460多万顷，超13亿亩（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北宋实际控制面积仅300万平方公里，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麦迪逊自己都说是Guestimate（瞎猜）。

在史料中，有大量宋朝饥荒、贫困、赤贫的记载。北宋张咏在《愍农》诗中写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为逃人头税，不生孩子）。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北宋160余年，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起义203次，远超前代。

南宋皇帝曾问名臣黄震时弊为何，黄震回答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有良知的宋朝人并不知自己身处高峰，目之所见，处处皆穷民，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千年后正有大批“宋粉”，争前恐后想要穿越过去吧？

打通中西 却有漏洞

内藤湖南学养深厚，精通中文，与当时中国名学者往来密切，“唐宋革命论”打通中西史学，一时被视为不刊之论。

“唐宋革命论”的方法不过是最简单的对勘，将东西方“看上去相近”的史料视为“相同”，在进化论风靡全球的背景下，它迎合了人们“各国历史过程大同小异”的错觉。

除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外，内藤湖南特别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等，唐宋贵族体制崩溃说即来自顾炎武。其实顾炎武这么说，是认为宋朝后中国走了弯路，渴望重建贵族制，内藤湖南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唐宋革命论”既迎合了当时的西方学者，也迎合了当时的东方学者。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曾出现“中国文化热”，启蒙大师伏尔泰称赞明朝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文豪歌德则点赞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歌德都曾改编这部剧，他们均称其艺术性不足，但道德性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艺复兴有贡献，“唐宋革命论”恰好能给出完美解释。

在东方，为应对亡国灭种的压力，人们不得不用“先前阔”来做心理建设，况且宋朝的器物之美、商业之繁荣、士大夫之独立自主等，深得后代推崇，读书人心向往之。内藤湖南恰好挠中了痒处。

可问题是，“唐宋革命论”经不起推敲。这一有漏洞的“理论”，经“宋粉”滥用，更趋荒唐。

宋朝皇帝能敛财

不否认，宋朝确有不少城市很繁华。北宋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商户达6400多家，“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此外，因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居世界第一大港。这不代表皇帝特别开明，而是皇权还没来得及掐尖。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欧洲与宋朝都出现了商业化高峰，这与封建庄园经济淡出有关。双方都依靠法律来治理，学者郑颖慧对比二者商法，发现有明显区别：宋朝商法均自上而下，不考虑商人具体需要，欧陆商法则植根于自治城市，商人可充分参与，法律更具服务性。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朝很重视，设市舶司，似在“对口扶持”，但在具体实践中，苛禁颇多。比如禁铜钱出海，超三贯便砍头。商人出海须办繁琐手续，否则“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宋朝政府还垄断珍稀货物交易权，“大抵海舶至，先征十分之一”，象牙、乳香等，一律由“官市”垄断，普通商人敢买，“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

宋朝政府对商家的掠夺毫不掩饰

在国库管理上，宋朝皇帝同样家大于国、以天下奉一人。宋朝内库掌铜钱发放权，且有独立的征税渠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上其数供足”。

到北宋中期，“诸路上供多入内帑，致户部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只能年年向内库借钱。通过财政手段，皇帝实现了以内廷控外朝的目的。

对士大夫表里不一

宋朝皇帝不仅盘剥百姓、把持经济，对士大夫也表里不一。

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立国之初在太庙立誓碑，上记三条誓言，其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靖康之乱后，宋徽宗被掠到北方，怕宋高宗不知此誓言，专门派人告知。

其实，宋太祖便杀过88名大臣，宋太宗则是用毒高手，更不用提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等。不仅杀大臣，还大搞文字狱，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李光《小史》案等。据张邦炜钩沉，仅秦桧办文字狱，便不下20起。

宋朝是禁书最多的朝代之一。天文书、私家著史、兵书、七曜历、六一遁甲等，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徒二年”。刘攽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山诗话》，因他生性诙谐，触了逆鳞，一度遭禁毁。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被禁，举报者竟是他的曾孙司马汲。

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北京晚报/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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