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军

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翦伯赞》即将上映，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革命家的革命斗争的一生即将呈现在大银幕上。笔者作为翦伯赞先生的同乡，并从小在新疆长大，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生活，深受他们风俗文化的影响，对翦伯赞先生产生了敬仰之情并激发了对其进行研究的兴趣。

从翦旗营中走来的热血青年

清光绪24年（1898年），翦伯赞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县一个汉、“回”融合的耕读之家，其家乡原名翦旗营，又名翦家岗。5岁入私塾启蒙读书，10岁入桃源县立高等小学堂，12岁转入常德中学（今常德市一中）预科，14岁升入常德中学本科。在课堂之余，翦伯赞在父亲的督导下通读了《资治通鉴》等经典著作，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1916年翦伯赞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但官僚、买办创办的这所学校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法”宣传令他心生厌恶，毅然退学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翦伯赞参加了武汉地区的的爱国游行，后回到家乡常德担任母校常德中学的英语老师。1924年夏，翦伯赞远涉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这时的他，依然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希望能把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到的知识运用于中国的建设，改变近代中国积弱贫困的现状。在美国学习期间，翦伯赞接触到了《反杜林论》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由于对美国极端物质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不满，他在一年半后就离美归国，从此投入到了改变中国的革命洪流中。

1926年，翦伯赞在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兼外交特派员、桃源老乡和中学同学董维健博士的介绍下，进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又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运动。1927年，28岁的翦伯赞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策动陕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宁汉合流”后，蒋、汪等反革命集团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民群众。翦伯赞因为“左倾”被“整肃”，赶出商部，后来在北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丕模同志。在他们的影响下，翦伯赞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于是决然放弃了国民党党籍，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问题。

为真理追寻太阳的人文学者

1929年，翦伯赞在北京认识了桃源老乡、国民党元老覃振。覃振也是翦伯赞父亲翦奎午的同学。在董维健的鼓励下，翦伯赞根据覃振和蒋介石有严重矛盾的情况，利用自己担任覃振秘书的有利条件，积极做覃振的统战工作，多次营救出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

1934年5月，翦伯赞随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既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问题，也深深被非洲、拉美等殖民地人民被压迫的现状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深深打动。这一经历既丰富了翦伯赞的学术研究内容，也进一步促进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斗争道路上的转变。

1935年5月，翦伯赞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不得不隐藏身份，以“开明知识分子”的身份继续其统战工作，直到解放后，其党员身份才被公开。

1940年后，翦伯赞与家人移居重庆，在国民党统制的中心继续开展历史研究和统战工作。作为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历史老师和知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争取国民党内“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担任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如冯玉祥、覃振等人的联系人，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解放后，翦伯赞积极投身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建立并发展新史学，推动民族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为新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过“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认为这是优秀史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史才，是指史学家具备善于处理史料、精于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史学，是指史学家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累；史识，是指史学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秉笔直书的勇气，同时对历史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鉴别和判断能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的观点，认为优秀的史学家除了具有“史才三长”外，还必须具备史德，即：在著述历史时，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按照客观历史来描述而不掺杂主观偏见，主观要尊重客观并受客观的检验，体现出了早期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

从史才来看，翦伯赞的辞章之华美、文采之斑斓，为历史界所公认。翦伯赞的史学论著朗朗上口，同时蕴含丰富的情感，既像诗歌，又像散文。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道：《史纲(<中国史纲>)》先秦卷脱稿后请“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曾赞扬翦伯赞的著述做到了文学与历史科学的统一：“他的作品能做到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

用生命诠释信仰的史学泰斗

翦伯赞幼年时熟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喜好唐诗宋词，后来酷爱《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从中获得历史知识并深受英雄好汉扶弱济贫、除暴安良等正义行为的影响。上中学后，翦伯赞喜欢看历史小说和戏剧，并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左传》等历史经典，为以后从事历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翦伯赞在历史和文学研究领域的精深造诣，体现出了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文史合一”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推广和深入研究方面，翦伯赞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认真学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其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在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性质，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前两卷鲜明地提出并论证了“西周封建论”的观点，除了尽可能地搜集文献资料外，还大量利用了考古学的资料，体现了史识和史学的统一。

作为历史学家，翦伯赞身上体现了“良史”所具备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翦伯赞以历史学为武器，与倒行逆施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文化斗争。但在解放后，他对这种“借古喻今”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和纠正。面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历史研究极左思潮，他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传历史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唯心史观和浮夸学风，体现了共产党员勇于自我革命的反思精神。此外，翦伯赞在各种论及民族关系史的文章中也始终坚持历史主义。例如，翦伯赞在文章中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他同时也主张：“不能因此就否定汉族在中国史上的主导作用。” 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精神，对于一个在旧社会被侮为“小回子”的少数民族来说，显得尤为难得。作为明朝初年从河北固安迁来的军屯移民后代，翦伯赞身上同时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直爽性格和湘人坚韧、倔强的“霸蛮”精神，这使得他无论是在与国民党反对派的斗争还是与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论战中，都能坚持原则，毫不妥协。

在民族关系的实践方面，翦伯赞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1956年5月，当他作为全国人大湖南视察组成员，回到阔别十七年的家乡翦家岗时，湖南正在开展撤区并乡的工作。常德地区专员征求翦伯赞的意见，“桃源维吾尔民族乡是否可以合并到别的乡去？” 翦伯赞恳切地表示：他不赞成。他说，正因为维吾尔族人口相对较少，就更应该帮助扶持。他热情地宣传党的政策，请专员多多关心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尤其是要办好维吾尔族小学。在翦伯赞的积极建议下，桃源维吾尔族回族乡的建制被保留下来，如今已成为一个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小康的新农村。

“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一代良史翦伯赞先生的离去无疑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他的遗志被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们继承了下来。他卓越的史才、丰富的史学知识、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坚定不移的唯物史观、坚贞不屈的高尚人格已成为马克思史学家的学习楷模。他为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的遗著《中国史纲》不仅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地位，该书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权威教材，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梁文军，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博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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