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无遗憾渡台湾”

——左宗棠与台湾

蔡建满

【核心提示】

左宗棠从1863年起，几度主政东南，为保卫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做出了巨大贡献。左宗棠曾打算东渡台湾，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左宗棠还曾经利用台湾等地盛产甘蔗的有利条件，为台湾谋划过“甜蜜的事业”，试图引进西方制糖技术，筹办制糖工厂，为台湾民众造福，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这个美好的蓝图没有实现。左宗棠还积极倡议台湾建省，1885年10月，清廷正式采纳左宗棠的意见，在台湾设行省。

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远在秦汉时，祖国大陆已与台湾有较多往来，隋唐以后，关系更为密切。南宋时，澎湖已隶属于福建路晋江县，元明时，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明末，郑成功驱逐侵入台湾的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众归顺清政府，清政府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晚清民族英雄左宗棠生前非常重视台湾的防务和经济，并曾为台湾的经济发展谋划过“甜蜜的事业”。

1863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这时起，左宗棠就开始关注台湾，认为台湾在海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他在上清廷的奏稿中说：“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郭，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只有保持台湾的安全，才能“省郡之气常通”。在1866年10月的奏片中又说：“台湾，海疆门户，远隔重洋，为全省安危所系。”因此，他十分关心台湾的军事、政治情况，亲自遴选、提拔“守洁、才长”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为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镫任命为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协同治理下，台湾的军事政治和民生很快就大有起色。在五年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一直想去台湾看一看，却因军务繁忙，一直都没有成行。正如他在《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中所说“臣原拟诸务就绪，东渡一行。今去闽有日，无暇及此。” 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有一副挽联写道：“国事独任其难，不谐流俗，不避劳怨，不涉模棱，岂仅立功在关陇？伟人终悭一见，谋如诸葛，识如莱公，心如宗泽，可无遗憾渡台湾。”此联作者李维翰虽名不见经传，但我们联想到左宗棠生平事迹，及其临终遗折，不能不说此人参透了左公心事，真可谓左公的隔辈知己。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随后十多年，左宗棠长期奋战在西北边疆，但他仍关注着台湾的安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本就把朝鲜、琉球、台湾作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1874年5月，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指挥下，日军在台湾南部琅峤登录，进犯台湾，清政府急忙调派沈葆桢率领军队赶赴台湾抵抗。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写信共商破敌之法。又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认真分析海防形势，强调：“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海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需严密布置。”沈葆桢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率军进行了勇猛的的抵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略者。当年10月，软弱的清政府却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赔款白银50万两，日本初步尝到了侵略我国的甜头，由此增长了觊觎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

1884年9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2月14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当时福州军民正因闽江水师全军覆没和法军占领基隆而人心惶惶。左宗棠的到来，不仅使惶恐不安的福州人心大定，而且使台湾人民的斗志大增。左宗棠到达福州后立即筹划援台大计。左宗棠原打算亲自带兵赴台，但部下见他年事已高，多病缠身，众人极力劝阻，只好作罢。当时北洋海军拒绝南下，南洋海军“遇敌不前”，因此援台官兵既没有轮船运送，又没有海军护航，左宗棠迫不得已，派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王诗正率“恪靖亲军”三营扮作渔民，从泉州湾附近冒险黑夜偷渡。12月底，王诗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不久，左宗棠又派行营总理营务处道员陈鸣志赴台“妥筹恢复基隆之策”，并派湘军名将杨岳斌增兵援台。在我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侵略台湾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被迫撤出台湾。战事结束后，左宗棠又上《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慑折》，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这实际上就是呼吁台湾建省的先声。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为刘铭传。

最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不仅重视台湾的军事安全，还十分重视台湾的经济发展，积极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开发台湾，尤其是对台湾的“甜蜜的事业”——制糖业发展有过精心的谋划。当时福建、台湾等地沿海居民多种甘蔗熬制红糖，但由于农民手艺粗糙，技术落后，生产的糖根本不能与外国的相比。外国厂商往往低价大量收购这种红糖，然后在香港设厂提炼成白糖，一部分运回本国销售，一部分又运到中国高价销售，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而当地农民却越来越贫困。左宗棠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由红糖提炼白糖之法，中国也可以做到，便向朝廷上奏折，请求在在产甘蔗较多的台湾学习外国技术仿照外国形式创办机器制糖厂。他指出采用此一举措，其好处是“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可收一举多得之效。他还算了一笔细账：“土人作糖，每蔗十三石得糖一石。大约有蔗一百七十余石，若用西法制之，可得糖三十余万石，较民间制造可多二十余万石。每石作价银四两，可长银八十余万两。除去机厂人工及一切杂用，应可长银四五十万两”。在此基础上，左宗棠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先派熟知糖务人员赴美国产糖的地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然后“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他还特别指出：“台湾蔗产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强调了发展台湾制糖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了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他还主张官办不如商办，强调“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官办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糖厂可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入股”来兴办。从中也可以看出，左宗棠不仅善于在战场上抗击外敌入侵，还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

左宗棠上这个奏折的时间是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二十三日，次年七月（公元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就因病在福州去世。此折上奏后，清廷虽表示认可，但由于清廷当时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实际上毫无能力去组织实施，也就没有取得任何实效。虽然如此，左宗棠为台湾谋划民生事业的远见卓识、为保卫台湾而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和大胆上书并促成台湾最终建省的历史功绩，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和敬仰！

（作者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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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