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跨越亘古的相遇。

在中国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萨拉乌苏河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深藏于毛乌素沙地南端。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

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一枚旧石器时代智人左上侧门齿，从此，一个轰动世界的古人类遗存被发现。

百年间，蕴藏着丰富古生物、古气候、古人类活动等地质信息的萨拉乌苏遗址，吸引着一代代、一批批中外专家学者奔赴。不断打开的远古文化记忆，刷新延展着人们对厚重浩瀚历史的认知。

深谷清流 曙光乍现

地球上的北纬37°充满魔力，被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纬度”。它所穿行的地域，尽是人类文明起源和文史古迹聚集之地。

萨拉乌苏河就存在于这神奇的北纬37°。

萨拉乌苏，为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水。萨拉乌苏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鄂尔多斯段的名称。

千百年来，萨拉乌苏河将其所经之处下切成七八十米宽的弯曲峡谷，湍急的河水侵蚀河岸，随着河岸塌落，原本深埋地下的动植物与人类活动痕迹被撩开神秘面纱。

1922年，桑志华发现了萨拉乌苏遗址。1923年，他邀约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正式进行发掘，并找到当地蒙古族牧民旺楚克帮忙。

在旺楚克的引领下，他们在萨拉乌苏河畔的土层中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3件人类股骨化石。在整理过程中，桑志华意外发现一枚儿童左上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权威、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鉴定，称其为“鄂尔多斯牙齿”(之后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奠基者裴文中将这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称为“河套人”)，从而掀开了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说：“这里是‘河套文化’的发祥地。不断出土的古生物化石、丰富的细小石器等，都印证着早在距今 10-5 万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多彩的‘河套文化’。”

在萨拉乌苏遗址，中国专家细致研究“河套人”狩猎、用火、石器和骨器制作等，发现狩猎不但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最重要活动，还是人类最早改变全球环境的开始。

随着古气候学家、古生物学家深入研究，专家们根据萨拉乌苏剖面发现的螺类终生不可能长途迁徙的这一特性推测，在“河套人”生活时期，萨拉乌苏河一带气候温暖、水量丰沛。

持续研究获得的大量信息，为人们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史前画面：在温暖潮湿的萨拉乌苏河畔，水草丰茂、生机盎然，野驴、河套大角鹿、水牛……大量哺乳动物嬉戏于此；完全掌握了狩猎技术的“河套人”，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相互协作，开展大规模集体狩猎，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火，共享熟食……一个由近似于现代人脑容量的智人组成的“智慧圈”形成了。

金沙藏古 源远流长

风起时，黄沙飞舞，碧水静默。

根植于岸边的红柳林是天然屏障，清风徐来，摇曳生姿。

奇幻的萨拉乌苏是人们探索远古历史的一把钥匙。在一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萨拉乌苏发掘了丰富的地层，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及石器，由此催生了萨拉乌苏界、萨拉乌苏组和萨拉乌苏动物群等众多重要概念，随之由此衍生出的萨拉乌苏现象等，清晰地告诉人们其价值和魅力所在。

在萨拉乌苏找到的大量动物化石，有诺氏古菱齿象、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47种。其中出土的披毛犀等完整的化石骨架，是我国古动物化石中的珍品。由于这一地区的动物化石种类繁多，被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遥想万年，见物追思。萨拉乌苏被认定为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也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它不仅在中国是一个标准地点，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号文说，古生物化石是地球演化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借助这些化石，能恢复地质时期各个阶段的古生物面貌及其古地理环境特征。

萨拉乌苏的每一把泥土，都能掂量出古老的文化内涵。

原乌审旗文物局局长白庆元说，“河套人”作为具有丰厚积淀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沿革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学依据。

拨开历史的厚土，一代代专家学者薪火相传，持续解读着萨拉乌苏的生命密码。

202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领队重启萨拉乌苏考古发掘工作。

陈福友介绍，在深达15米的剖面上发掘出两个文化层。

第一个文化层发现打制石器和动物碎骨，石器多为小石片和碎屑，小石片的人工痕迹清晰，显示了稳定的石器打片技术。第二文化层出土打制石器500多件，石器之外，以砂质结核制作的大型砍砸器的发现是重要收获。

陈福友说：“这些石器为研究古人类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新的证据。”

每一次相见都是全新的感觉，每一次回眸都是满满的自豪，走进绵长的历史深处，陈福友说：“萨拉乌苏的价值挖掘永无止尽。”

赓续传承 文明探源

站在沙山上远眺，萨拉乌苏河像毛乌素沙地中的明珠，温柔而内敛。清流沙山，相互依存，和谐安宁。

含蓄而神秘的萨拉乌苏，让内蒙古文史学者杨道尔吉一次次惦念而来。

在杨道尔吉看来,萨拉乌苏是远古人类书写的一本书，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与史前人类对话，感受生命的脉动：“追根溯源是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依托。”

当我们放大视野，在萨拉乌苏大沟湾这个“小河套”的北方，黄河用整个身躯穿过贺兰山脉、乌兰布和沙漠，从阴山山脉脚下东行，再沿着鄂尔多斯高原东侧南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河套，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拥入自己的怀抱。

萨拉乌苏，就像是“几”字形黄河的微缩版或者镜像，用它的支流在高原南部留下一个小小的倒影。

这似乎在告诉人们，黄河流经哪里，便将黄河文化带到哪里。黄河始终用自己的血脉，呵护着中华文明，并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交流。

那么，如何展示萨拉乌苏，让世人更加了解萨拉乌苏，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2001年，萨拉乌苏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同时，乌审旗启动萨拉乌苏遗址的申遗工作。

萨拉乌苏是本土的、民族的；更是人类的、世界的。

2006年，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萨拉乌苏河畔，就萨拉乌苏遗址的地层、年代与环境及“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旧石器文化、萨拉乌苏动物群等多个课题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萨拉乌苏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2018年，“河套人”(鄂尔多斯人)发现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乌审旗举办，并达成《萨拉乌苏共识》，其中，“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远古驿站,是东亚地区人类演化的重要场所”的论断震撼人心。

走近萨拉乌苏，聆听远古传来的回声，探寻百年保护发展历程，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悠远的传奇，更有如何沟通历史与未来、协调经济发展与文脉接续的深刻启迪。

“今天的萨拉乌苏，如何在更大的视野下，形成统筹科考、挖掘、保护、合理利用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整体性规划，是亟待厘清的问题。”同号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解决遗址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的矛盾，找到远古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连接点，提升科研成果的产出和遗址的影响力，是学者、文保工作者、地方政府都应关注的方向。

以萨拉乌苏河为轴，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农业，打造“一河三园”；建设国家5A级景区，努力将萨拉乌苏遗址打造成为世界级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平台和科普基地……目前，一个个对萨拉乌苏遗址实施“保护、开发、利用”的系统工程步步推进。

“萨拉乌苏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边缘，由多民族演绎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和历史，以及她给予人类生长的无限启示，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纵深、未闻的声音和未及呈现的画面，都值得人们永远探究和珍重。”乌审旗委宣传部副部长谷雨认为，萨拉乌苏已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8月14日，“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将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畔启幕。届时，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再次论证萨拉乌苏的前世今生，共图传承发展。相信萨拉乌苏将会带给世界更多惊喜!(记者 周秀芳 刘春 《北方新报》记者 辛一)

责编：张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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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熊佳斌

来源：内蒙古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