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的7月，已是塞上江南般模样。

河谷中，空气温暖湿润，河水清澈碧绿、九曲盘转、迂回荡漾；河谷两侧绿毯般的植被上，不知名的昆虫伸缩着触角，似在悠闲地打着节拍；密林深处，一声声鸟儿的鸣叫是那样清脆……

74岁的范金山从小生活在这里。

这儿，也是数万年前“河套人”的家园。

100年前，这里发现了一颗“河套人”的牙齿化石，从此，一代代专家学者历经百年而不辍，触摸远古根系，探寻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用实物告诉世界何以中国。

作为一名向导，范金山听闻、见证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萨拉乌苏河，位于鄂尔多斯市南部，是一望无际毛乌素沙地上一条深深下切的河谷，黄河支流无定河 上游的一部分。

在萨拉乌苏的峡谷里，分布着一块块蜿蜒跌宕、神秘莫测的绿洲，当地人叫作沟湾，分别是清水沟湾、滴哨沟湾、大沟湾 、杨树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河沟湾等，范金山就出生在范家沟湾。

这些沟湾像是迷宫，外地人来了很容易迷路，并且，沟湾里的化石很多，有风吹出来的，有下雨冲出来的，还有山体滑坡裸露出来的。范金山和老乡们早已见怪不怪，偶尔还听老人们聊起“邵家沟湾的旺楚克给外国人当向导带路找‘骨头’的故事。”

“我给专家们当向导后，才听说外国人就是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他们100年前就来过这里。”范金山说。

时间回到20世纪20年代。

1922年，桑志华来到萨拉乌苏考察，在旺楚克的带领下，采集到王氏水牛等一批古动物化石。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组成考察队，再次来到萨拉乌苏，发掘了完整地层，清理出40多个种属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石器。

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他们从1922年采集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很高的儿童左上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权威、加拿大人类学专家步达生鉴定，称其为“鄂尔多斯牙齿”。

1927年，桑志华、德日进、步达生把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并发表，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引起轰动。

因为，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20世纪4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奠基者裴文中 首次使用“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名词。“河套文化”由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这颗牙齿为代表。

时间如风，一晃过去百年。

百年来，人们都想一睹这颗牙齿化石的真容，希望对它进行再研究。但是，除了1927年的那篇论文里有牙齿化石配图外，至今在乌审旗博物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和桑志华创建的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人们看到的都是模型。

真品在哪里？业内有人猜测“或许毁于战乱”，也有人无奈说“下落不明”。

“直至1964年裴文中先生来馆后，才将此谜揭开，裴文中对黑延昌说：‘1937年我和德日进去广西玉林时，我问他河套人牙究竟在哪儿？他告诉我说：早被送到法国了，你们这里放的只是模型。’”这是《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90（1914—2004）周年文集》中一篇文章中的描述，黑延昌时任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桑志华、德日进对萨拉乌苏的考察，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

此后百年，我国一代代专家学者承前人科学精神之力量，满腔热忱，不畏艰难地行进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道路上。

汪宇平是内蒙古考古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到萨拉乌苏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

1956年，汪宇平第一次到萨拉乌苏考察。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他从呼和浩特市出发，辗转包头、东胜、乌审旗等地，经历了车坏、黄沙迷路等突发状况，历时20多天才到达。

汪宇平的这次野外考察，不仅在范家沟湾发现了包含丰富石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时还找到了一件人类股骨和一件人类顶骨。这是继1922年之后，中国专家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见证了这一切的范金山也开启了长达60多年的向导生涯。

1958年，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在鉴定研究汪宇平发现的这两件人类化石后认为：“‘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形态比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这是我国专家对“河套人”的最早论述。

在专家眼中，萨拉乌苏是一座宝库，它不仅出土了“河套人”的牙齿化石，而且还是中国晚第四纪（即晚更新世）标准的河湖相地层，厚达六七十米，是世界上研究古气候、古环境的最佳地区之一。

20世纪60年代，裴文中来到萨拉乌苏，进行古人类化石 、地质与古生物考察。

1978年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家董光荣带领考察队，在萨拉乌苏及邻近地区开展了系统考察，采集到4件人类骨骼。

1980年，由我国考古界泰斗贾兰坡主持，董光荣、黄慰文、卫奇、李保生等各领域专家参与，开展了萨拉乌苏多学科联合考察活动，在晚第四纪地质学 、古环境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和裴文中、黄慰文、董光荣、李保生等科学家们长期接触下来，他们专业、科学的探索精神让我非常钦佩。”范金山说。

对“常挖常有”的萨拉乌苏，专家们情有独钟。

今年72岁的地质学家李保生，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数十次到萨拉乌苏开展环境演变考察，2006年，他的学生牛东风也加入了进来。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李保生从而立步入古稀，牛东风从研究生成长为岭南师范学院地理学教授，现在也每年带着学生来萨拉乌苏调研考察。

而范金山，也从“小范”到“老范”，直至如今的“范叔”，身份由业余向导变为了乌审旗文物保护中心特聘的萨拉乌苏遗址文物保护员。

广袤的沙地绿洲上，河流蜿蜒，湖泊清澈，林草茂密，“河套人”穿着兽皮，用鹿角锤、鹿角矛当武器，捕获披毛犀等动物；老年人打制石器、制作骨角器，妇女用石片刮涂猎物皮毛上的油脂；“河套人”切割开犀牛肉，在火堆上烧烤，吃干净骨头上的肉后，又用石器砸开骨头，吸食骨髓，之后扔进火堆中……

这是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古代史展厅展示的“河套人”生活环境复原图。

“从图中可以得知，‘河套人’生活的年代，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石器和骨角器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工具，用以打猎，切割肉食、兽皮等。”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研究部主任高兴超说，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包括小型刮削器、尖状器在内的石器，这些石器为研究“河套人”创造的“河套文化”提供了坚实物证。

2021年，为了配合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乌审旗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启动了对萨拉乌苏遗址系统的旧石器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运用现代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和技术，发现了两个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碎骨以及用火遗迹，同时，新发现一种石器类型大型砍砸器，这是继1923年之后，文化遗迹遗物发掘出土最丰富的一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高星说，同时，确定了范家沟湾和邵家沟湾是遗址核心区；确认了邵家沟湾遗址点是1922年最早发现文化遗存的地方，纠正了原来将其认定为王氏水牛化石出土地的错误说法，澄清了历史误会。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萨拉乌苏遗址发掘出土的200多件石器。

研究人员利用三维拼接、3D建模、微痕分析等技术手段，发现这些石器绝大部分小于2厘米，修理精细，修铤工具有被装柄使用的痕迹。

“这表明，‘河套人’掌握了十分高超的打制技术，体现了他们对石料的高度开发和充分利用，具有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高度认知和开发利用能力。”高星说，其中，石器修铤装柄是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

拥有如此高超石器打制与使用技术的“河套人”，到底离我们现代中国人有多远？

“通过目前我国最权威的专家运用最先进的光释光检测手段，确定‘河套人’生活于距今10—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可能集中生活于距今6—5万年间。他们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和东亚人的祖先之一。”高星给出答案。他同时强调，“更坚实、准确的结论，还需要更系统、更高科技水准的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古DNA研究才能得出。”

行走在萨拉乌苏7月的河谷间，呼吸着温润的空气，望着蜿蜒流淌的河水，腰杆笔直的范金山知道，他这辈子做的事，值得子孙后代一直炫耀和传承下去。（记者 周秀芳 刘春 于海东 高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