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人生轨迹图。制图/沈思桐

英雄地标：青年蒋翊武和他的“革命朋友圈

撰文/常立军

长沙岳麓山，半山处有翊武亭。

亭上有蒋翊武墓。爬山到此的游人，多会在墓前休息，敬拜一下，再继续向上前往麓山寺。这是岳麓山清风峡的景观极佳处，民国三位湖南革命家的墓葬依次沿山排列。

岳麓山上的蒋翊武墓。图/记者钱烨

1500公里外的北京，有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大事件被雕刻于碑座之上。“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作为“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蒋翊武离开我们已经有110年了，牺牲的那年他甚至还未满29岁，却完成了大多数人百年人生亦不能完成的事业。蒋翊武留给世界的，永远都是年轻时朝气蓬勃的模样。

岳麓山：见证了湖南人为辛亥革命洒下的热血

长沙，是与广州、武汉、南京并列的辛亥革命主要纪念城市。然而，武昌首义虽然发生在湖北，根基却在湖南。岳麓山，就是见证。

一座岳麓山，半部近代史，源于岳麓山上遍布的近代革命志士墓葬。这些墓葬，贯穿了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早期愤而自杀的陈天华和姚宏业，1906年便被安葬于此。萍浏醴起义牺牲的刘道一，在革命胜利后迁葬于岳麓山。蒋翊武牺牲于桂林时，革命形势依然严峻。直到1916年，反袁取得重大胜利，蒋翊武墓才能迁葬于此，1917年，黄兴、蔡锷以国葬礼埋骨于此，与生前的战友，同埋岳麓。

他们是蒋翊武的“革命朋友圈”。岳麓山实际已成为民国安葬湖南籍革命烈士的最高礼遇。漫山遍野的辛亥革命志士墓葬，背后是湖南人为辛亥革命洒下的热血。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可以冠以地域荣誉的群体。湖南人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国家的兴衰，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在民风颓丧的清末，可谓是奇迹般的存在。湖南人既有对理想主义的信仰，又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浸润，两者的完美结合，推动着近代中国摆脱旧的体制，向着现代化中国狂飙突进。在蒋翊武的身后，是震烁历史的湖南革命群体。在蒋翊武之前，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维新派先行者；在蒋翊武的身边，有宋教仁、刘复基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这些湖南辛亥革命志士，牺牲时普遍都很年轻。蒋翊武29岁、蔡锷34岁、黄兴42岁、宋教仁31岁……还有在武昌首义和二次革命中援鄂的年轻战士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生命的长度，在他们心中，远不及生命的意义。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归葬于故乡的岳麓山。

故乡的青山，守护着他们青春的躯体和精神。

桂林：英雄的最后挽歌

桂林兴安，清秀的岭南山水地。

自秦始皇令人在此开凿灵渠，征伐百越，这里就成为中原与两广间的重要通道。1913年，蒋翊武在被袁世凯通缉后，为了避险没有选择走长江水路，而是选择穿越南岭，走潇贺古道，前往广西。

桂林市榕湖北岸，有一条翊武路，路边有“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纪念碑，碑体为方尖碑。

在兴安，蒋翊武被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手下秦步衢抓获。陆荣廷本着邀功的心态，迅速将蒋翊武被抓的情况通报袁世凯，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将蒋翊武押解至桂林丽泽门杀害。蒋翊武临终前不卑不亢，于红毯上英勇就义，时年尚不足29岁。他在死前留下四首绝命诗。其中第一首写道：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古剑作寒鸣！

蒋翊武就义的岭南之地，离他的故乡澧县，已是如此遥远，这里的河流，一条流向他故乡的洞庭湖。

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

蒋翊武牺牲后的第二年，湖南同乡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开始，不久后袁世凯即在称帝登基的梦碎中死去。

1921年，在广东蓄积力量已久的孙中山誓师北伐，并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他专程去往当年蒋翊武牺牲的丽泽门外凭吊，并让人修建纪念碑，亲自撰写碑文“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由胡汉民作记“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这是绝无仅有的高度评价，是对蒋翊武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并取得重大贡献的深度认同。

蒋翊武伟大在何处？没有他的策划和领导，就没有武昌首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他艰苦卓绝的努力，就无法捍卫武昌首义的胜利成果；没有他率先打响第一枪，“二次革命”的巨浪就无从掀起。

三大功勋，赫然在目。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重写了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奠基，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革命之路：从小镇青年到民国“开国元勋”

津市市翊武中学。

蒋翊武短暂的一生，是一个小镇青年的“革命之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着民族和个人的命运。蒋翊武生逢其时，让有限的生命中绽放出无尽的华彩。他的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的历史责任感，又有现代革命者深厚的民权思想，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做出了坚定的选择，从此一生为革命奔波。这样的一生，虽短暂，却永恒。

澧县

做出一生的坚定选择

澧县是个丰饶的地方。这个湖南最大的平原，从不曾亏待勤劳的人们。蒋家人靠着在县城里经营豆腐坊，过着基本温饱的生活。澧县老二街的“蒋兴发号”，就是他们家的微薄产业。

百年历史沧桑，如今这些地方都已不是当年的模样，然而县城中却随处可见和蒋翊武有关的地理信息：翊武影院、翊武大道、翊武广场、翊武公园以及蒋翊武雕塑。蒋翊武是澧县人的骄傲。其实，不止澧县，旁边的津市也享受着同样的荣光。蒋翊武生前与好友刘复基过洞庭湖时，曾发誓革命成功后要在津市渡口镇的东山上建一所学校。这就是今日津市翊武中学的由来。

蒋家原是城北蒋家庙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勤劳忠厚，继承了打工老板的产业，完成了这个家庭的城市化进程。然而时代的洪流不曾遗忘任何一个地方。长大成人后的蒋翊武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就是：读新学还是读旧学。几乎没有人能猜到，中国科举制度即将寿终正寝。

这是祖辈们从不曾面对的选择。然而蒋翊武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纠结。“奴隶功名，要它何用？”这句话已经充分标明了他坚决的态度。澧县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尊重读书人。虽然蒋翊武的行为在乡人眼中过于“特立独行”，但身为当地学霸的他，享有着大多数不曾有的社会宽容度。蒋翊武在澧县，不但成功进入新学堂，并且还娶妻生女，完成了诸多人生大事。妻子唐芝兰虽然认字不多，却贤淑懂事，俩人感情甚佳。

和很多与故乡社会决裂的革命者不同，参加革命后的蒋翊武依然数次回过故乡。除了1912年那次，算是“荣归故里”之外，大多都是在革命形势极为不明确的时间回乡暂避。其间最痛苦的回乡经历，是1907年结发妻子唐芝兰的病逝。

常德

建立了广泛的革命朋友圈

每往前走一步，蒋翊武的世界就变得更为广阔。

1903年，蒋翊武以澧州高等小学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常德的玛瑙巷，地名由来据说是和藩王府有关，是今天常德一中所在地，当年，这里是赫赫有名的西路公立师范。

西路公立师范是湘西北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堂。

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被罢官在家的维新人士熊希龄，在常德城内北门玛瑙巷创办湖南西路公立师范讲习所，第二年改为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简称西路师范。从此这里便成为了湘西北的新学旗帜。

常德一中校内的蒋翊武半身像。

常德一中是个奇妙的地方。这里曾是明代荣藩盘踞135年之久的王府，却又在清末成为了沅澧流域最为先进的西路师范所在地。今天的常德一中内，有荣定王时期栽种的古银杏树，藩王府的建筑构件散落在校园的草丛中，而在学校进门最显眼处，则是重新仿造的西路师范校门。西路师范，是一中永远的荣耀。同样，蒋翊武也是。校园的名人榜里，蒋翊武的半身像赫然在列，他的旁边则是林伯渠、宋教仁、翦伯赞、滕代远诸多校友的塑像，西路师范为近代革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新学堂建立在王府废墟之上，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在旧世界上构建新秩序，却是当时任何求学者都要面对的现实。

在常德，蒋翊武开始真正接触革命者。沅江边的笔架山遗址，据说是当年蒋翊武与宋教仁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两个人相见恨晚。宋教仁只比蒋翊武大两岁，但已是老革命战士。其后多年，宋教仁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蒋翊武的革命道路。

在常德，蒋翊武也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

1904年秋，黄兴策划长沙起义，宋教仁负责西路（常德）事务，蒋翊武鼎力协助宋教仁在常德集结力量，以谋响应。1月，华兴会起义事泄，黄兴、宋教仁流亡日本，蒋翊武、黄贞元被学校开除。这次挫折，也让蒋翊武从一心求学逐步转向投身革命。

蒋翊武在常德建立了广泛的革命朋友圈：刘复基、覃振、宋教仁、林伯渠、黄贞元、梅景鸿……常德早期革命群体基本形成。

上海

加入同盟会

革命之路，充满坎坷。

在重大的挫败面前，有人义愤填膺，慨然赴死，有人动心忍性，继续前行。蒋翊武来上海的目的本是与好友刘复基一起在此东渡日本求学，却不料大病一场，无法成行。等到病好，却等来了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严厉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的消息，同盟会会员陈天华悲愤蹈海，大批留学生归国。刘复基也回来了。

赴日留学计划的失败，让蒋翊武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但随之中国公学的创立，又燃起了他的希望。可惜中国公学创办之路极为艰辛，处处掣肘，新化人姚宏业抑郁之下，跳黄浦江自尽，后与陈天华合葬于长沙岳麓山。

此时的清政府，愈发腐败不堪。求学无门，革命之火在蒋翊武的心头重新燃起。在上海，蒋翊武加入了同盟会，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武汉

成为“武昌首义第一人”

武汉成就了蒋翊武人生巅峰时刻。1909年10月底，蒋翊武和刘复基同赴武汉，并化名蒋伯夔，经老同学黄贞元的介绍在天门投入第41标3营左队，从此进入新军系统，真正打入了敌人内部。武昌首义的成功，首先就要归功于蒋翊武在混乱的晚清革命乱局中，找到了一个真正可行的起义模式——从军队寻找革命成功的密码。

蒋翊武在新军中表现优异，很快取得了上下各级的信任，并成功加入了群治学社，先后改组为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听起来名字毫无威胁性的文学社在新军中迅速壮大，并在武昌起义中成为一支主导力量。1910年，千载难逢的机遇终于到来。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廷调动武昌新军前往四川镇压起义。蒋翊武在即将被调动至岳州（今岳阳）之际，促成与孙武的共进社的合并，壮大了革命力量。

蒋翊武在岳阳度过了人生中极为焦虑的时段。在清廷的警觉和干扰下，武昌起义的计划被一再推迟。在岳阳，蒋翊武在请假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强行离队前往武昌，做出孤注一掷，再无回头路的重大选择。

小朝街85号，是当年蒋翊武起义的指挥部。可惜10月9日，起义方案被清军知晓，起义指挥部被包围，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月10日凌晨，蒋翊武从警察局后花园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英勇就义。作为从小到大、情同手足的好友，刘复基的牺牲，让蒋翊武尤为悲痛。蒋翊武逃脱后，迅速从水路前往安陆避险。是夜，云深水急，浩荡的长江让乘船离开武昌的蒋翊武倍感迷茫。

当晚，各路起义军按照他事先的安排，一举攻占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城。清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摧毁了起义军指挥部后，起义居然还能继续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的胜利，与蒋翊武在新军中创立了士兵代表制度是分不开的。士兵代表制度由士兵代表负责新军的联络和发动，保证了革命团体的组织严密性和战斗力，在后来的武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群龙无首的危急时刻，革命党人根据蒋翊武下达的起义命令，自觉推动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历史研究者因此称蒋翊武为“武昌首义第一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惊恐万状，启用袁世凯，调用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七八万人前往镇压。11日，得到起义消息的蒋翊武迅速赶往武汉，临危受命，毅然出任湖北革命军护理总司令。蒋翊武运筹帷幄，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胜利成果。虽然汉口、汉阳先后失守，但为其他省份的响应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没有蒋翊武，武昌首义的胜利果实将不保，全国的革命形势也将急转直下。

北京/长沙

“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

蒋翊武的北京之旅，是与袁世凯“掰手腕”。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开始拉拢蒋翊武。1912年7月，蒋翊武第一次赴京，袁世凯授予他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的职位。然而不久后，他就离京回到了武汉，组建国民党汉口交通部。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随之爆发。6月，蒋翊武以汉口交通部长名义，组织“改进团”，在湖北发动反袁倒黎的武装暴动，研究者称其打响了“二次革命”第一枪。暴动失败后，蒋翊武又转战湖南推动反袁斗争。湖南宣布独立，蒋翊武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然而，湖南的谭延闿消极反袁，“二次革命”接连受挫，蒋翊武被迫离开长沙，前往广西，准备策动桂军反袁，不幸被抓，9月9日，在桂林英勇就义。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但蒋翊武来长的次数似乎并不太多。1906年的秋天，蒋翊武曾在长沙的水陆洲上，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参与策划过萍浏醴起义。

九月的长沙，微有秋意。当年的水陆洲，已是今天热闹非凡的橘子洲景区。橘子洲头，湘江烟水茫茫。江水流不尽，百年英雄血，令人无限缅怀。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蒋翊武牺牲处修建纪念碑，亲自撰写碑文，由胡汉民作记。 组图/蒋翊武研究资料汇编岳麓书社

蒋翊武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为何被低估了？

——对话湖南作家徐志频

潇湘晨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革命，辛亥革命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徐志频：辛亥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革命的地方在于，它既是对旧制度的终结告别，同时又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革新的先声。其对旧制度的告别表现在，这不再是从秦到清的传统改朝换代，而是用崭新的共和制度取代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开启现代的文化革新又在于，数千年的传统贵族等级文化，逐渐开始向现代的平民文化转型、过渡。

潇湘晨报：蒋翊武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应如何评价？

徐志频：如果说，“武昌首义”是决定辛亥革命的关键事件，蒋翊武无疑是决定“武昌首义”的关键人物。

潇湘晨报：为什么蒋翊武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他在革命史中的地位看起来反而并不突出呢？

徐志频：时至今日，功业如此卓著的蒋翊武，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荣光。蒋翊武和他所领导的文学社，在武昌首义中的地位，经常被淡化，其中原因很复杂。文学社成员革命中牺牲惨烈，革命后又被旧势力打压，长期没有话语权；国民党主政时代，部分民国史学家奉同盟会为正统，也鲜有提及文学社和蒋翊武的功勋；种种原因，都在加剧着记忆的退化，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提到蒋翊武，只知是革命功勋，却不知这功勋究竟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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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