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文/游宇明

读《曾国藩家书》，常能碰到许多催人泪下的细节。同治九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大、二、三女各家皆苦，今冬拟每家寄三百金。四女虽较裕，而遭依永之变，亦拟以此数寄之。趁余家景况好时济之，以后恐难继矣。”一年之后的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给两个弟弟的信中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昔与次青在营，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其时温弟、沅弟均尚有未定姻事者，系指同辈说媒言之，非指后辈言之也。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很明显，曾国藩这两段话有为自己的一生做个了结的意思。

早岁仕宦，曾国藩在给予家人财物上是相当慎重的，比如女儿、侄女结婚，他都只寄回一百两银子，至亲们遇到困难，他的资助也以数十两银子为限，很少达到一百两。曾国藩这样做，不是自私，而是觉得曾家是富贵之家，其子弟容易产生优越感，少寄些银子回去，家人可以学会节俭。在上面一封信里，曾国藩提出要给四个女儿每家各寄三百两银子，虽然有至亲之爱在里头，其实也有减轻自己内心愧疚的意思。

对四个女儿的不幸，曾国藩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曾国藩是个很正统的人，除了在他死后出嫁的五女，前面几个女儿的婚姻都是其包办的。说也怪，曾国藩选拔战将的水平非常不错，挑选女婿的眼光却不敢恭维。长女纪静的丈夫袁秉桢性格粗暴、嫖娼酗酒，不爱读书，私取公款，不敬岳父，曾国藩甚至与之决裂，纪静在夫家受尽精神折磨，年仅29岁即离开人间。二女纪耀的老公陈远济幼时非常聪明，长大了却平平庸庸，也没有什么志向，纪耀一辈子郁郁寡欢。三女纪琛的丈夫罗允吉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游手好闲，其母刁悍刻薄，纪琛痛苦不堪。四女纪纯本来运气不错，夫婿郭依永（刚基）人品学问俱佳，却又体弱多病，二十五岁即病亡，纪纯只好拖着两个儿子过日子。

曾国藩与李元度（次青）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早年李元度在京师与曾国藩相识，并经常向曾国藩请益诗文，形成师生关系。咸丰三年腊月，李元度辞去郴州州学训导的官职，回到老家平江，征集500名乡勇，稍稍训练一下，就领其直奔曾氏在衡阳的大营。起初十来年，他们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曾国藩曾致信李元度的母亲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后来，徽州失守，曾国藩向朝廷参劾李元度，两人交恶。曾国藩事后在致同乡彭丽生的信中这样说：“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 ；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一句话，在曾国藩看来，李元度其人军事能力有限，不太负责任，也不再在乎情谊。

△曾国藩 故居富厚堂内景

其实，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也与李元度性格中的缺点有关。李元度本质不坏，但小毛病不少：一是是报喜不报忧 。曾国藩在致李元度的一封信中说： “ 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 二是 说得头头是道，做起来轻率敷衍。这一点，曾国藩也曾当面指出过： “ 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 ， 不解何故 ” 。 “ 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几之意。 ” 三是冒禀军功： “ 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 ， 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 ”“ 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毛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 湖口之战 才 遭遇 一千多敌人，却 说 杀了二千多； 抚州之战只与 二千多敌人 交了手 ，却说杀死杀伤 敌人 以万计 。 四是冒用 “ 贱衔 ” 。 当 时， 江西民众乐于 “ 从贼 ，李元度不在收拾人心上想方法，却使出了挖祖坟的阴招，为了显出威力，还要 在告示上冒用曾国藩钦差大臣名义。 这一点，曾国藩也很有意见，他曾告诫李元度说： “ 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 ” 。 五是不 守 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 “ 宜 ” 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 “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 ，但李元度不以为然。

曾国藩是封疆重臣，又负有平定太平天国的专责，朝廷自然看重他的意见，不久，李元度便被削职为民。湘军攻克天京之后，蛰居乡下的李元度兴奋异常，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提醒他注意外国势力的干涉。李元度的赤诚感动了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为李元度请功。折中这样写道：“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他接着又为李元度开脱：“惟战阵非其所长”，而“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才，致使身败名裂”，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奏折结尾说：“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沗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然而，由于左宗棠的干扰，李元度不仅没被重用，还差一点遭到了流放。曾国藩晚年对李元度的内疚，可想而知。

曾国藩在同治九年、十年前后，为什么变得对家人、朋友格外具有温情呢？这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曾国藩老病，自知不久于人世。据《曾国藩家书》记载：曾氏晚年眼睛发蒙，写字困难；双腿浮肿，有时起立都需要人搀扶；患有眩晕、疝气。 人到老境，尤其是自觉离大去之期不远，会格外挑剔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所谓“不给人生留遗憾”，这种时候最明显。他大手笔接济女儿，是知道自己一死，家中经济必然变得窘迫，以后想接济都没了机会。他对李元度抱着愧疚之心，是由于当年他参劾李元度，李才被削职为民，现在想补救，左宗棠又加以干扰，再无挽回的机会。

其二，处理天津教案使曾国藩背上骂名，极大的人生挫折使他对不幸的家人与朋友生出非同寻常的怜悯心。天津教案最初因少数国人对教堂的误解而起，而当时某些西方人的傲慢，又使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最后导致一些基督教徒和西方外交人员伤亡。曾国藩本来不想趟这个浑水，但朝廷偏要派他处理。他在处理时本来已在外国人的要求上打了些折扣，可国人依然不原谅他，他觉得自己“内负神明，内惭清议”，心力交瘁。自己难受，回首平生，觉得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了许多痛苦，因而总想有所挽回。

曾子说“吾尝一日三省吾身”，不过，最深刻的自省有时也需要特定的环境。

作者：游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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