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国城基遗址

文/陈先枢

长沙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据考证，长沙建城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达湖南。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灭罗国，迁罗国遗民由宜城至丹阳。楚文王时又将罗国遗民由丹阳迁到长沙北面75公里之处。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在此处发现罗子国城基遗址。这说明在罗遗民迁徙之前，长沙已有坚固的城池，才迫使素有勾结南蛮造反先例的罗人就范。在战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楚越对峙中，长沙是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从长沙春秋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可得到印证。早期长沙城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是显而易见的。可见，早期长沙和中国早期城市一样，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巩固政治权力的堡垒。

古代长沙城除具有中国城市的共性外，还有如下特点，这是长沙之所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所在。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世界上城名和城址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少数城市之一。

“长沙”之名早于长沙的建城时间，大约已有3200年的历史，《逸周书》中所载“长沙鳖”乃是其时上献周王的贡品。说明长沙之地先有居民的聚落，然后才在聚落群基础上慢慢形成城、筑成堡。楚人“立国不居中”，建城充分考虑到城的实际效用，往往建在大山之下，广川之滨，易于解决水源问题。

长沙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史载各异。其中最流行的是星象说，古星象28宿中轸宿有一个附星名“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以长沙之地应长沙之星，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其实应该是先有长沙的地名，后有长沙的星名。长沙的真正含义“长”与“沙”这两种地理特征。

长沙位居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的长浏盆地，南挽衡岳，北接洞庭，西屏麓山、沩山，东展浏阳秀色，湘水穿城北去，自然环境天造地化。城东15公里的浏阳永安曾发现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是长沙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明；城南20公里的南圫大塘文化遗址发掘出土距今7千多年的彩绘凤鸟和刻划太阳纹陶器，反映了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文化。

△ 南圫大塘文化遗址出土褐彩双耳陶罐残片

近半个世纪以来，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在长沙宁乡频频出土，其中四羊方尊、人面纹鼎、青铜大铙等都被定为国宝，这些青铜器的来源至今还是我国古文化中的未解之谜。

△ 长沙地区出土商代大铜铙

长沙古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的长沙古城周围曾经发掘楚墓4000多座，出土帛书、帛画、毛笔、铜镜、兵器、漆器等大批精美文物，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东起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

西汉时期，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都城，马王堆墓和河西王室墓的发掘，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皇族葬制和大批简帛文献，证明了这一时期长沙城地位已有了质的提升。汉末三国鼎立，长沙为吴蜀争夺之地，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就是吴国曾经治理长沙的物证。

长沙楚城，亦即汉初长沙王吴芮所筑“临湘故城”，虽“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独特，紧靠湘江，西临岳麓，东有平谷，水系发达，舟楫便利，南北有扩展余地。加之物产丰绕，气候宜人，故以“临湘故市”为中心，城市向四周扩展，到清前中期已“城池崇屹，甲于他郡”。

△ 2006年立于五一广场的“汉临湘故城故址”碑

2000年间，长沙历经无数次兵燹之灾，但每历一次祸难，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其在湖湘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先是津渡城邑的扩建，后为坐镇一方的王都，再就是唐五代马楚时再毁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又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新的发基础。

第 二 ，长沙的“市”伴随“城”而生，早期长沙城便有较大规模商品交换，以致后来形成中国南方著名的商业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城”便有了“市”的功能，这与楚国经济相对先进于诸国不无关系。其时楚之城市大多已成商业活动的枢纽，楚晋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长沙的杞梓、皮革曾大量输往晋地，因而有了“楚材晋用”的成语。楚怀王之弟鄂君昭阳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经常往返鄂州、长沙和广西全州之间。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应是真实可靠的。

长沙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一是长沙楚墓屡屡出土天平和砝码，据1972年统计，出土有天平与砝码的101座楚墓中长沙占去85座。天平与砝码的出现，与金银成为商品有关。二是在楚城中心之地的五一广场，近年频频出土高度密集的古井，总计达百余口。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映证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 长沙楚墓出土的天平和砝码

商业的繁荣对古代城市建设的促进甚大，唐代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写下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即是生动的写照。唐代长沙已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

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长沙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城市，诗人张祁有诗云：“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其中便有长沙。宋代长沙县是潭州的治所，故长沙又有潭州的别称。北宋熙宁十年（1077），潭州商税达9.2万贯，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长沙是天临路的治所，明代长沙是管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元明时期，长沙更趋繁盛。《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就有潭州。“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也是从这时流传开的。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

到清代，“四大茶市”之一、“四大米市”之一、“五大陶都”之一等美名更是接踵而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城市近代化正式启程。到1938年“文夕”大火之前，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享誉全国 ，长沙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

第 三 ，长沙集“山水城市”和“文化之都”于一身，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的底蕴。

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子洲浮碧江心，浏阳河曲绕郊外，湖泊星布，岗峦交替，城廓错落其间，唐代就形成山水城市风格。

△ 长沙橘子洲、湘江和岳麓山俯瞰

唐代长沙铜官窑，对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釉下彩瓷器的发明树立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等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者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其产品能远销东非西亚，与唐代名窑越窑瓷器相媲美。五代时马殷建立的小王朝楚国，以长沙为首府，不但留下了马王街、小瀛洲等一批街名，而且留下了开福寺等名胜。

名山胜景不仅孕育了长沙的丛林、福地，而且是文人骚客的怀念之所，成为长沙文化艺术发展的渊薮。屈原、贾谊、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杜荀鹤、姜夔、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古代文学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传世碑刻。

宋代长沙更是一座文化之都。公元1000年前夕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全盛时期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建立最早的一座。南宋理学大师张栻、朱熹在这里讲学，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

△ 湘江风光带上的“朱张会讲”雕塑

清代以后，长沙名人之多，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成为长沙历史文化的主要特色。康熙三年（1664），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的省治。雍正元年（1723），两湖分闱，长沙单独设立贡院，从此，大批湖湘学子云集长沙。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先后有贺长龄、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陈天华等都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

长沙文化艺术方面的名人也是星光灿烂。长沙籍的史学家邓粲、欧阳玄、王先谦，书法家欧阳询、怀素、钱希白，文学家齐己、李东阳、冯子振，画家易元吉、齐白石，经学家易祓、王闿运，戏剧家杨恩寿、欧阳予倩、田汉等，更为名城增添莫大光彩。

第 四 ，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长沙能在政治上成为历代行政建制所在地的根本原因。

南宋学者王应麟从地理区位的辐射影响角度作了颇为中肯的阐明：“长沙，湖南之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连韶之颈背，东顾则赣之肘腑可抉，西下则黔川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

长沙自古号称“湘岭要剧”，北控重湖，南倚五岭，东御章赣，西捍黔滇，是长江以南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战场。历代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驻节于此，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辖军队如唐代府兵、宋代禁军、元朝蒙古军、明朝镇兵、清代绿营兵驻扎之所，关系全湘之安危。自汉唐以来，长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00多年来，樊哙、马援、黄忠、关羽、华皎、李靖、马殷、周行逢、慕容延钊、潘美、张浚、岳飞、韩世忠、兀术、李芾、何腾蛟等名将大帅曾在此挥兵鏖战，展现了一个个壮阔的场面。

△ 长沙天心阁下曾是著名的古战场

长沙又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必争之地或重要战场，晋代杜弢率流民曾攻占长沙，威慑荆湖；唐末黄巢大军一度攻克长沙，震动全局；南宋时，钟相、杨幺义军和红巾军均把长沙作为主要征战地区；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长沙,雄据数月；李自成大顺军也曾在此联明抗清；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攻城与守城的殊死拼搏。

在中国近代史中，湘军所向披靡，威振天下，有“无湘不成军”之誉。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扎硬寨”“打死仗”，攻克天京，挽救了没落的清王朝。在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乃69岁高龄的湘军著名将领左宗棠。

2000多年来，长沙作为疆域广阔的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作为湖南历代郡、州、道、路、府及行省的治所，是历代湖南地方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地。自秦汉以来的历史表明，长沙的治乱兴衰，事关全省大局，长沙治即全省安，长沙乱则全湘震。长沙为湖南重中之重，确为自古而然。因此，历代朝廷对长沙的治理与安定都颇为关注，尤重长沙之选。自汉以来即有张仲景、孙坚、谢安、孙盛、陶侃、张邵、杨公则、褚遂良、李允则、李纲、张孝祥、朱熹、真德秀、魏了翁、辛弃疾、江万里、文天祥、季本、赵申乔、潘宗洛、刘墉、陈宝箴、黄遵宪、赵尔巽、谭延闿等历史名人，在长沙担任过太守、都尉、刺史、知州、都督、安抚使、提刑使、按察使、巡抚等要职，或为一代名将，或为当世名臣，或为一代循良，把长沙治理得井井有条。

第 五 ，城市近代化的启动，使长沙成为极富朝气的城市。

19世纪末期，电灯、电话、电报等设施在长沙开始出现，标志着长沙近代化的开始。1897年，湖南第一个民用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厂发电。次年，谭嗣同在《湘报》发表“论电灯之益”一文，热情赞扬使用电灯的科学之举，始出现电灯设备供不应求的形势。1904年，“长沙通商口岸租界条约”的签定，使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进入长沙。

20世纪初，一位日本摄影师在长沙拍摄过一幅完整的长沙全景照。这是一幅令人顿生苍凉雄健之感的晚清真实画面，它广阔壮美，气势宏大，展现出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 1910年日本摄影师山根倬三摄长沙全景图

山川萦绕、古城墙怀抱中的长沙，平展而浩大，街衢纵横，阛阓相望，官衙、寺庙、园林、会馆、民居、公馆星罗棋布，显示出千古名城、湖湘首邑的宏伟气派。20世纪初的长沙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古代风貌。照片也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嬗变。作为军事防戍的城墙已显得残破不堪，甚至成为附近居民的蔬圃和牧场；远处灵官渡临江一带竖起了高高的烟囱，近代工业的烟雾开始在古城上空轻扬；而城内四处已出现风格殊异的西方建筑，长沙城已经迈入近代化的历程。

近代长沙城市建设的发展始于古城墙的拆除，1920年长沙市政厅发布“长沙市政计划书”，将铲平城垣列为第一要事，到1924年长沙古城墙仅存天心阁段。城墙拆除后，环城马路、中山路、黄兴路、蔡锷路等相继建设，使长沙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然而1938年，为抗日战争而起的一场旷世大火，古城建筑毁之七八。然而，勤劳勇敢的长沙人民并没有被灾难吓倒，他们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

△ 1938年长沙大火前的黄兴路

自湘军崛起以后，长沙在历次政治风云中都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戊戌维新期间，长沙是全国惟一忠实推行新政的省会城市，变法失败，谭嗣同成为为探求中华富强之路而最早献出生命的改革先驱。辛亥革命，黄兴成为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领袖。武昌起义，长沙率先响应。五四运动后的长沙，曾是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大革命时期，长沙是轰轰烈烈的两湖大革命的中心。其后，湘赣边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的号角在这里吹响，长沙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源之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军民响应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焦土抗战”的战略，满含悲愤，自焚家园，为民族抗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紧接着日军三攻长沙，叠被重挫，使长沙更具英雄气慨。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长沙通电和平起义；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古城从此焕发青春，迈向辉煌。

摘自《创意中国》2023年第4期

作者：陈先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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