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文/姚一鸣

一

在沈从文的早期文学活动中，遇到过不少“贵人”。一个从湘西出来、满怀理想的文学青年，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实现文学之梦，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北漂的沈从文边在北大听课，边在“窄而霉小斋”里写作，但他的稿件得不到采用。在万般无奈的困境下，沈从文给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冒雪去看望了沈从文，见他穷困潦倒但执意追逐文学之梦，回来便写了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刊于1922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上，公开为沈从文鸣不平。并和《晨报副刊》两位新任主编刘勉己、瞿世英说情，希望多发表沈从文的作品。

郁达夫是沈从文的第一个“贵人”，那是1922年年底的事，那年沈从文二十二岁，刚到北京一年多。

沈从文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是徐志摩。沈从文喜欢徐志摩的散文，由写信给徐志摩而相识。1923年9月沈从文首次拜访了徐志摩：“其时徐志摩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为我朗诵了在夜里写的两首诗，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晚年沈从文谈到和徐志摩的初次相见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徐志摩已刊有《人间四月天》、《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诗歌，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后徐志摩又介绍沈从文认识了闻一多、潘光旦等，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将沈从文列入了约稿作者。1923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转载了沈从文散文《市声》，并有徐志摩写的附记《志摩的欣赏》，称赞散文《市声》“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这一年，沈从文的创作大有长进，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六十余篇，其中《晨报副刊》刊发最多。

沈从文的第三个“贵人”是胡适。1929年6月，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出版社、《红黑》月刊失败，欠下债务，经徐志摩帮忙推荐，沈从文给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写信，表明教书的意愿以及能胜任的课程。胡适赏识沈从文的才气和勇气，也是为了新文学发展的考虑，力图改变当时大学重古文教学而轻文学创作之弊，破格录用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从九月秋季开学起讲授“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几门课程。虽然由于沈从文没有授学经验等原因，首次的上课不算成功，但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沈从文进入一个更高的平台，通过教学有了分享自己创作的机会，之后沈从文又先后任教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中国公学时期的沈从文，从一个文学靑年到走上大学讲台，胡适的慧眼识才功不可没。

二

其实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还曾遇到过一个“贵人”，那就是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王际真。

△王际真

据沈从文回忆：“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认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

沈从文由徐志摩介绍认识回国探亲的王际真，时间是1928年。那时沈从文正和胡也频、丁玲一起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三个文学青年用自己的努力，给那时的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由于经营不善，红黑出版社处于破产停办，《红黑》月刊出至第七八期合刊后也不得不停刊。为此欠下了千余元的债务，沈从文虽然已出版多本书，但由于出版社拖欠稿费，经济十分拮据。后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又花费了不少精力，文中所言“我和一个朋友遭到意外困难时”，应该指的就是这件事。

沈从文与王际真开始通信是在1929年，查《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29年9月15日开始通信，一直到1931年12月5日最后一封通信，将近二年多的时间，两人共通信三十八封，这些信大多收入花山文艺的《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中的《友情集》中。

王际真（1899—2001），字稚臣，原籍山东省恒台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曾是光绪年进士，官至山东省副参议长，喜欢收藏古籍字画等。王际真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学习政治学和新闻学，并获学士学位，后任职纽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1919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教授。王际真长期学习任教，浸润于东西方的文化和学术，学贯中西，也确定了向西方介绍汉学的目标，开始尝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1929年王际真将《红楼梦》节译为三十九节和一个楔子，后半部故事作提要式叙述，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由阿瑟·韦利为其作序，于1929年由美国纽约多伯里台·杜兰公司出版，同年英国乔治·路脱莱西公司出版了伦敦版。王际真的英译本《红楼梦》出版后，在欧美引起轰动。

1929年6月1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七十五期曾刊发署名余生的《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一文，文中评价王译本的特色说：“总观全书，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显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故吾人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聊斋》、《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其译本均出西人之手。而王君能译《红楼梦》，实吾国之荣。”

王际真亦成为中国英译《红楼梦》的第一人，除去翻译《红楼梦》以外，１９４４年王际真还翻译出版了《中国传统故事集》，共翻译了二十篇文言文作品，内容取自冯梦龙“三言二拍”，同时还翻译过名著《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也翻译过沈从文的《龙朱》等小说。王际真一生大部分时间均在美国生活，国内很少有人提及他。在西方，他因英译《红楼梦》和鲁迅小说而广为人知，其实他与中国现代文坛胡适、徐志摩、沈从文等均有交往，尤其在沈从文遇到困难时，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帮助，是当年文坛的一段佳话。

三

从沈从文与王际真开始通信来看，那个时期沈从文经历了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失败，1930年春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讲师，1930年秋又至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8月经徐志摩推荐任职青岛大学。其间还有追求张兆和、胡也频被捕牺牲、护送丁玲母女回湖南老家、沈从文父亲病故等事由。在致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以他文学家的笔法，事无巨细地都向王际真倾诉，包括他在生活中遇到的艰辛、刚上讲坛的紧张、创作上的烦恼以及爱情的苦闷，文坛和理论界对他的不理解等等，他是把远在大洋彼岸的王际真当作他最好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寄托。

如1930年1月3日在中国公学时期的信中写道：“我是自己常常想只要不饿死，活他一个廿年，我一定还有机会做一个大任性事情，让社会上一切康强的灵魂有一个长久的笑话的。只要活得久，文章没有人要，还是要写！……大约应当为女人这样事投江才有意思，因为生活上任性，也至少得把这任性的结局保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到后依然神气自若的吃晚饭了。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现在的女人总好像是等到那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我投降’，凡是投降的女人，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总不至于像十八年那么发松发笑的……过去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看到它那样子使我想起自己竟同这东西一个情形，脏得不合道理，毫无所谓‘中兴气象’。”

1930年11月3日在武汉大学时致王际真信中写道：“听到你说有信寄《新月》，还不转到，若到时，我把那支票毁去好了，因为这里用不出去。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因我这脾气，欠了许多账，一辈子都似乎还不清楚，到这里来我只有十元房租，十元伙食的开支，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还不够，到时伙食也不送，并且拿了陈通伯七十，其实自己又不曾买了十块钱东西。我大约只是胡闹，不然我应当够用了的。我总是算不清楚这些事，因此有时倒怕有人借给我钱，我来时，因际可同我说，要过上海读书，我急了，以为必须为他预备一点费用，到后还办不好，我却来武昌，际可也因家中情形出不了门。这事际可不知告你没有。你不要因为我没有钱就寄钱来，我是有钱也用得不大得当的，来钱我从不拒绝，但用过后我却又惭愧，所以我穷一点也是应当的事……”

1931年2月6日于上海致信王际真：“际真，我近来会要变了，我的性情越不行了，在上海作文章，大约我再支持两年，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原因是我文章写下去，越来越无主顾，因为大多数在作文章的人，一定是在文章以外他们平时也得有一种友谊，也可以说全是友谊，文章才有出路的。我却差不多同每一个书店中人皆成为仇人。我同每一个书店做一笔生意，即有一个不好印象保留下来，因此他不愿再买我也无从再卖，日子越久我的主题越少，熟人转成生人。到后就是文章虽有无数年轻朋友诵读（这是从一些不断的不相熟的人来信可以明白的），也没有一家书店照顾，这事情结果，是我非改业不行。”

1931年4月13日于上海致信王际真：“本来到近日情形下，我要教点书，是有办法的，要做点事，也是有办法的，因为熟人那么多，而且我又那么随便。可是书我绝不教，事也绝不找人帮忙。还有若果我成天去找人想法拿一点国家的钱到日本去，也还不缺少那些机会，不过我目下不要这个机会。我自己心里总是想我会在一个短短日子中，写出许多文章来，足够我行动自由方便，但到底不行，‘行动自由’这一点点方便就无从得到。这些事想去想来倒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并不打量那么与人不同的活下来的，可是结果总不能如人安静而且从容。我成天匆匆忙忙，又忙不出一点什么东西……你要译点中国小说，我另外寄了一部分来，你告我，是不是要全份，或先由我选出一些来给你看，省得你费神去看去选，你告我一下。我因为不教书，把书又全送人了，光光的一身，倒真好做文章做事……”

沈从文那时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当时一些报刊常刊登他的作品，每年也有新书出版，还在大学里任教，照例生活不会很困难，但那时出版机构拖欠稿费是常有的事，沈从文在上海要租房子，日常开销以外还要买点书，再加上妹妹沈岳萌和母亲也和他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还要负担妹妹学习的费用。由于长期熬夜拼命地写作，有了习惯性流鼻血等病状，在中国公学期间因生病还向胡适预支过薪水。沈从文有时还乐于助人，如帮助丁玲返乡，经济状况较为窘迫。

王际真认识沈从文，赏识他努力写作、不屈服于困境的精神，所以在经济和精神上给沈从文以帮助。沈从文也把王际真当作他最好的朋友，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告诉王际真。对于经济上接受王际真的帮助，沈从文在信中也袒露了心迹：“我想到为什么我要用你那么一些钱，心里实在难过。你不应当因为我两个人好一点就尽寄钱来。我有钱自然很有用处，但据我自己意见，以及朋友意见，都说我用钱很不得当。我常常不打算一切明日的事，慷慨的不甚合理。我常常有些近于任性的行为，我用钱是更任性的。我各处都愿做好人，好像遇事都在帮别人的忙，听到人不幸我心上照例总十分难过……”

四

1980年沈从文访美期间，他牵挂着五十多年前对他有所帮助的王际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小型演讲后，沈从文便向人打听原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有哥大老教授告诉沈从文，王际真已退休二十年了，现一个人住在哥大附近的退休教授公寓里，他妻子早年已过世，现长年一人居于公寓中，十分孤僻，极少出门见人，也拒绝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沈从文能打听到老友的消息自然十分高兴，但王际真并不想见面，在沈从文的一再坚持下，分别五十多年的老友终于相见了。对于相见过程，沈从文1981年曾写有散文《友情》，细诉经过：“……际真长我六七岁，我们一別五十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时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多年不见的旧友……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你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持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际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虽然回信像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兆和、充和、傅汉斯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到他家拜访……”

“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着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惆怅。”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０日，沈从文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六岁。又过了十五年，王际真也在美国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那些尘封的信札，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几十年的友情。

作者：姚一鸣

责编：罗嘉凌

一审：罗嘉凌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