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强山

曾国藩无疑是湘军的灵魂与核心人物，而从湘军出省作战，转战鄂、赣、皖诸省，至攻克安庆后胡林翼病逝军中为止，胡林翼与左宗棠显然就是湘军的左、右支撑。此三人构成湘军的“铁三角”。

一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回乡守制，奉命以在籍侍郎身份办理湖南团练。咸丰四年（1854）初，湘军初具规模，曾国藩于衡州发表《讨粤匪檄》，誓师出征。是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昌、汉阳。咸丰皇帝欣喜之余，遂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清廷旋即后悔，收回成命，迫其离鄂东进江西，而将鄂抚一职改授予湘系不睦的陶恩培。据薛福成《庸庵文续编》记载，大学士祁隽藻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意即曾氏虽不在职犹有如此之号召力，一旦实授事权，委身疆寄，恐尾不大掉。咸丰帝“默然变色久之”。

此后曾氏移驻江西数载，“客寄虚悬”，受多方掣肘，壮怀难以展布。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上《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痛诉无权之苦：“居兵部堂官（时只有兵部侍郎之虚街）之位，即事权反不如提镇”，谓部属升迁补缺受制；其次江西地方官轻鄙自己，使之呼应不能灵通，特别是筹饷之事更受阻挠；而其关防常被江西地方官怀疑轻侮，号令所出难以取信。

曾氏在江西之困窘情形于其弟子的记述中多可印证。薛福成《庸庵文编》记：“曾公久驻江西，不筦吏事，权轻饷绌，良将少，势益孤，列郡多陷者。”王定安《湘军记》有言：“（曾）艰难窘辱，殆非人所堪，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其饷糈不时至，募民捐资给军，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诟厉已甚。”彼时曾父去世，曾国藩不待朝廷批复，即借奔父丧偕弟国华回籍，以示对清廷要挟。后曾国荃亦回籍守制。然清廷并不买账，冷淡处理，致曾氏回籍蛰居一年有余。

鉴于江西、安徽战争胶着，经江西巡抚耆龄上奏，咸丰帝才于七年十月起复曾国荃赴吉安，统吉安各军。但由于湘军缺了曾国藩这个灵魂人物，各部难以统一调度，互相策应。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所部约两万人声称进攻浙江。军情紧急，咸丰帝只好答应诸多大员奏请，同意起用遭冷落一年有余的曾国藩。

此次曾氏再无推辞，接奉谕旨后第四天即起程。咸丰帝收悉曾国藩上折后朱笔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然仍未授其督抚实权，甚至命其“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赵烈文语），弄得曾氏殊为狼狈。

转机发生于咸丰十年（1860）。是年两江总督何桂清于李秀成破江南大营时弃常州（时江督驻地）而奔上海，甚至还发生了斩杀跪留他的常州绅民这样极端恶劣的事件，致苏州、常州陷落，朝野震动，舆论一片哗然，皆称非曾国藩不能收拾局面。于此万分危难之际，咸丰帝一改常态，命曾国藩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两月后，即实授江督。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安庆，曾氏遂移驻安庆。是年底，清廷（其时咸丰帝已崩，主政者为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   ）命其督办四省（苏、皖、赣、浙）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均受其节制。有此军权、事权，曾氏遂定三路平江南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从湘军出省作战到曾氏出任两江总督之前的六七年间，湘系集团被任命为督抚的仅有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及李孟群（河南籍）区区四人。而从曾国藩出任江督到攻克天京的四五年里，被授予督抚之职的则高达十三名之众，如李续宜、彭玉麟、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安徽籍）、曾国荃、杨岳斌等。这些将帅担任督抚大多出自曾国藩的保奏，可见此时曾氏的影响力。以至于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感慨：“（其时）西至四川、东到海，皆用湘军将帅。”

二

胡林翼（1812-1861）比曾国藩小一岁，两人在京为官时已有交往。曾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为军机大臣穆彰阿得意门生，十年之中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京官生涯十分顺畅。胡林翼早于曾氏两年中进士，入翰林，但京官之路却并不顺。道光二十年（1840）胡氏充江南乡试副考官，由于履职失误被降级使用。

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胡林翼丁忧回籍守制，过了几年隐逸生活。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友朋帮助之下，正途出身的胡林翼通过捐纳，选择贫瘠僻远的贵州出任知府，后升道员。

咸丰三年（1853），经御史王发桂疏荐及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胡林翼募勇六百人奉诏援鄂，第二年初抵湖北时吴文镕已兵败身亡。

此时湘军编练初成，准备誓师出征。曾国藩见胡氏“进退无所属”，便商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调胡氏回湘，乘机揽于自己麾下，携之先后战于鄂、赣诸省。

先前，咸丰帝授曾国藩理鄂抚后即反悔而改授陶恩培，以图牵制曾氏，但形势之变化迫使清廷虽不愿实授曾国藩督、抚之位，最终也不得不将鄂抚之位授予湘系将领。当曾氏率军东进江西后，一度退回安徽的太平天国西征军又复西进，将湘军陆师牵制于九江一带，又败其水师，然后溯江而上，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第四次攻陷汉口、汉阳，翌月第三次攻陷武昌。清廷朝野震动，只得调曾氏所部回救湖北。在此背景下，曾氏令胡林翼率勇离赣赴鄂，脱离曾部，独树一帜。武昌失陷时，巡抚陶恩培自杀殉职，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胡氏克复武昌，夺回省城，清廷才将巡抚之位实授予他。胡林翼之获实授鄂抚，乃湘系势力崛起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湘系集团中获授巡抚第一人是江忠源，咸丰四年（1854）即实授皖抚，但其未及施政即战死于庐州。所以胡氏之经营湖北标志着湘系势力由单一的军事力量过渡到分掌清廷省级政权，部分地实现军权、财权与人事权的一体化，从而满足了湘系势力维持、巩固和发展的一个最起码、也是至为关键的条件。

清廷不愿将巡抚实权授予曾国藩，乃是迫于其名望与影响力，害怕其尾大不掉；而胡林翼之才干、地位与名望可堪督、抚，但实力与威望远逊曾氏，既无尾大不掉之忧，又可笼络、利用湘系势力。

胡林翼实任鄂抚后，其施政、治军之才干得以迅速展布，并逐渐将鄂省经营成湘系势力除湖南本省之外另一重要战略基地。

胡氏治鄂方略可以概括为“全面包揽”、“条贯治理”八个字。而要想实现其治鄂方略，首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则是督、抚同城的督、抚关系问题。按清朝惯例，总督品级略高于巡抚，但两者同为地方最高官员。同城之督、抚如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历来龃龉不断。署鄂抚期间，胡氏与总督官文（满籍权贵）不能协和。及至咸丰六年（1856）岁末夺下武汉，胡氏有了更大的施政舞台。经过深刻反思后，胡氏改变了对官文的态度，展其善舞之长袖，以软寓硬，外柔内刚，抓住官文“其心亦止容身保位”之弱点，以自己对于名位利禄之谦恭大度来迎合他，满足其虚荣心。这样，“督、抚若为一体”，胡氏则得遂其志而逞其才。胡抚鄂数年，“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画行。有言巡抚权重者，（官文）一无所听”。

其次，胡氏施政艺术明显高于一般封疆大吏之处在于“条贯治理”，即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抓主要矛盾，统筹规划，系统治理。具体言之，即以加强军事力量为中心任务，以改善财政、统筹饷源为基本保障，以整顿吏治为关键环节，且都卓有成效。特别是第二个方面，它也是所有湘军将帅最头痛的问题，因为筹饷用饷直接制约着兵员的多寡、军队的强弱。胡氏抚鄂前后，太平军数进数出湖北，公私皆搜括一空，以至于胡林翼所部兵饷皆仰给湖南，更谈不上接济曾国藩军。

胡氏抚鄂后，即展现出非凡的财政经营能力，或许是早岁从其岳父、理财专家陶澍耳濡目染所致。他通过改漕务、办厘金、整盐务、劝捐纳等一系列措施开源节流、包揽利权。从此，湖北一举改变了仰湖南济饷的局面，同时源源不断为曾国藩所部湘军提供相当数额的饷需。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胡氏坚持月供曾国藩三万两，尚有另外增加之时。仅自咸丰八年（1858）六月至九年（1859）二月，就拨解曾军库平银六十万两。而当时曾氏所驻之江西供其每月不过区区一万三千两。除曾国藩部外，胡氏还大量协济湘军其他军队。总算起来，胡氏抚鄂的几年，湖北为湘军提供的军饷每年不下三百万两，远超居第二位的湘军大本营湖南。

胡林翼作为湘军“铁三角”之一，还体现在所部军力之强，以及在鄂、皖战场之地位。

胡氏离开曾国藩独树一帜之时仅分曾军二千五百人，署鄂抚时则添王国才部、罗泽南部，总计不到一万人，攻下武昌后则达两万余人，到咸丰九年（1859）合围安庆时则达六万余，三四倍于当时的曾国藩部。鄂军成分虽复杂，但兵员以湖南人为主。胡氏自己承认：“（鄂军）五六万，皆南省之士也”，加之鄂军主要将领如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为湘人，鲍超等是曾国藩旧部，所以鄂军乃地道之湘军，成为咸丰十年（1860）前清廷战局上的绝对主力。

曾国藩出于无事权以至多方掣肘，于咸丰七八年间愤而委军回籍。虽然其时曾氏对其军仍有一定程度的遥控，但毕竟失去了直接指挥权。此时左宗棠仍为湘抚幕僚，于外省诸将几无影响力，湘系势力之维系全赖胡林翼。李续宾尝言，当时时事艰难，鄂、赣战场靠胡林翼“撑持其间，以固诸军心”。李续宾还给曾国藩写信说，他与杨载福、彭玉麟诸将“共事一方，水陆士卒幸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维持其间”。事后曾氏也说：“胡公关系安危，百倍于鄙人”，“江、楚、皖、豫诸将帅，非润帅不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

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曾有意将两江总督之位授予胡林翼。事见分晓前，李鸿章曾有一番论析：“如天佑我大清，当以公（指胡）督两江，此至艰难困苦之任，非开创圣手孰能胜之！帅符则必推涤帅（曾国藩），庶相得益彰，可挽全局十之二三。顾上游已成之局，难得替手，庙堂即有此议，东南朝士即有此识，必不敢放胆做一篇奇警文字。”

李鸿章此议意为朝廷如任命胡林翼做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军事统帅，则金陵庶几可克，但上游湖北巡抚之位找不到合适的替手，朝廷则不敢如此作为。此议与事实正相符。咸丰帝打算让胡林翼任总督，肃顺提醒：“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只好改任曾国藩，以期上、下游俱得人。

胡林翼本人也无出任江督之意愿，一为自己身已染疾，精力大有不支之势；更重要的是从湘军大局计，从天下太局计，胡氏始终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上级，把他当作湘军的灵魂人物，认为曾氏一旦掌握事权，对湘军的维系与号令当会超过自己。所以胡氏极力向朝廷上奏推荐曾国藩，也督劝曾氏争取包揽把持东南全局。为增强曾国藩的势力，胡氏极力供其所需，应其所求。甚至当曾国藩想要胡军精锐鲍超部时，胡亦概然应允，无所顾惜。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已围两年之久的安庆，清廷记胡林翼头功，赏加太子太保，而曾国藩获此官衔在同治三年（1864）攻克金陵之后。然天不假年，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仅以中寿病逝于军中。

多年之后，曾国藩位重势隆，追忆当年，仍不免感慨万端。他说，正是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

三

左宗棠（1812-1885）与胡林翼同庚，比曾国藩小一岁。左与胡是世交、挚友与姻亲；左与曾早岁即有交往，曾经两度参加同科会试。

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比曾国藩尚早两年，然会试之路却不顺。道光十三年（1853）左首次会试，不第。道光十五年（1835）左二度会试，原本中式，但发榜前湖南多录一名，要将这一名额让与湖北，左只能录为史馆誉录。左拒绝，返湘准备参加下一科会试。曾国藩亦参加道光十五年会试，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恩科会试，左未参加，胡与曾均参加，胡中进士，入翰林，曾再度落第。道光十八年（1838），曾与左再度同科会试。此番会试，曾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左第三度落榜，从此决意不再参考，走上了不同于曾、胡的另一条道路。等到左宗棠走上仕途时，已过不惑之年。

咸丰二年（1852）起，左宗棠入幕湘抚。而此番左之出山，主要是胡林翼的推荐。在此之前，胡先后三次推荐过左氏：一荐于云贵总督林则徐，二荐于湖广总督程矞采，三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前两次由于诸多因素左都没能赴任，直到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才最终促使左宗棠入幕赞襄军机。

此时，长沙正遭遇太平军围城。张亮基是从云南巡抚转任湘抚的，咸丰二年（1852）八月二十四日夜，张抵达长沙。是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南门甚急，张亮基只好从北门爬梯登城进入长沙。第二天左宗棠也从湘阴到达长沙，坐着从城头吊下的大竹筐入城见张巡抚。张“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

张、左入城前的七月初七日，太平军已开始进围长沙，主帅为西王萧朝贵。长沙城防主要由帮办军务、湖南团练大臣罗绕典负责。萧朝贵遭炮击受伤而死，洪秀全、杨秀清接到消息后日夜兼程向长沙进发，于左宗棠入城四天后抵达长沙城南。

左宗棠认为太平军背水（湘江）面城，属于“自趋绝地”，只有西路的土墙头、回龙潭是其粮食补给线与唯一的西进路线，提出派一军西渡，扼守其西窜之路，可将其一网打尽。但当时清军多是乌合之众，且互不统属，指挥不一。巡抚之命令，提督、总兵无人接受。张亮基准备亲督军驻回龙潭，左亦赞同，但此时敌军攻城甚急，城垣轰塌，张、左只好留城死守。太平军围长沙八十余日，久攻不克，洪秀全决定撤离，十月十九日深夜其主力军经回龙潭渡河西进，转战益阳、岳州，出湘入鄂。

长沙围城之役，充分展现左宗棠卓越的军事战略与战术，张亮基由是保奏其以知县任用，加同知衔，步入仕途。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仅四个半月，随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而结束。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始于咸年四年（1854）三月，巡抚为骆秉章。此时湖南情势仍然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湘西、湘南、湘东，匪患频仍，此起彼伏。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骆巡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鄂、赣、桂、粤、黔）”，苦力支撑。同时革除弊政，整顿财经，开源节流，筹措军需。骆秉章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骆巡抚的高度信任，加之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左氏此番入幕得以大展身手，名满天下。湘中事务，举凡军政、吏治、财政与民生都大有转机，并使湖南成为湘军出省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出省湘军兵员的补充、粮饷军需的协济，左宗棠都经手谋划。据记载，从咸丰六年（1856）至八年（1858），湖南协济曾国藩军白银就达二百九十万两。左宗棠也因接济军饷有功而升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

可以说无湖南则无以成就湘军，无左宗棠则无以成就湖南，正应了潘祖荫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至于左宗棠离开湘幕，统兵开府，直接原因是“樊燮案”。该案起于咸丰八年（1858），发酵于咸丰九年（1859），结案于咸丰十年（1860）。随着案件的进展与查明，不断有要员如胡林翼、曾国藩及潘祖荫等保奏、举荐左宗棠，值此国家急需人才之际，咸丰帝有意起用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

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在长沙募勇五千，组建“楚军”。九月，左率军从长沙出发，取道醴陵入江西，攻占德兴、婺源，再败太平军于景德镇、乐平。十日之内转战数百里，四战四捷，确保了湘军祁门大营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浙江形势的恶化，曾国藩密奏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从此左进入封疆大吏的行列，后累迁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入军机、升大学士，出将入相，成就非凡事功。

纵观湘军发展史，从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衡州誓师出征始，湘军初具规模，到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为湘军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六、七年间，清廷对曾国藩既利用又限制，多方掣肘，难以较大发展。幸有胡林翼出任鄂抚，左宗棠经营湖南，成为湘军的左、右支撑，湘军才得以维持与巩固。自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到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败亡，是湘军迅速发展，达其鼎盛的阶段。此间，各路湘军兵额达到最高点，湘军将帅出任督、抚人数达最高值，曾国藩在清廷平定太平天国战略大局的核心地位无以动摇。从同治三年（1864）攻克天京到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去世是湘军的延续与衰落时期。攻克天京后不久，曾国藩即着手裁撤湘军，并在临深履薄之中度过最后的政治生涯，因而剿灭太平天国余部、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的历史使命就落到左宗棠身上，左宗棠事实上也就成了晚期湘军的灵魂与核心人物。

作者：王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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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