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松桂

临湘茶

方逢时，字行之，号樗野，别号金湖，生于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书经中庚子科举人，登辛丑（19岁）进士。曾任常州府宜兴县、广东府曲周县县尹，南直隶宁国知府，广东按察副使，兵备惠州。隆庆三年（1569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辛巳（1581年）致政旨准暂回调理。

方公一生有平寇之略，战守之功，封贡互市，恩布茶道，已试之成效，吟咏之逸志，班班可考。皇帝独鑑深嘉其劳苦功高，特恩赐御书“靖忠”二字，又赐对联“丹心葵向日，劲节竹敲凤”以示褒奖。

方逢时一生最大贡献，莫过于大同任上促成了“隆庆和议”，与蒙古俺答约定明蒙之间的“封贡互市”，对中国政治和商贸，特别是茶叶贸易，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史称“俺答封贡”。

方逢时虽然祖籍湖北省嘉鱼县，却时刻惦记方氏迁湘祖的忠魂掩埋在湖南临湘小源堡。据方氏族谱载：迁湘世祖方萏，字雷塘。世居睦洲桐庐白云源，仕吴越为光禄大夫。时吴越地滨大江，当寇冲要，五代之乱，家族谋欲避祸，泛舟客遊湖湘间，因鄂岳属邑，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以巴陵之王朝场分为临湘县，公是年人为编户，止天井村小源堡鱼梁港（今临湘市五里小源村）长虑，却顾见有源头活水，遂家焉。数年后，方氏宗祠也建在临湘市聂市镇东岳村。时至，方氏迁湘第六代方瑗公，生二子，长子德，次子和。德公的后裔仍在临湘境内发展；和公迁徙湖北嘉鱼县。至八世祖岳公，就在嘉鱼繁衍生息。方逢时出生于鄂邑嘉鱼，在总祠为十八世祖，分祠为十一世祖。

明万历辛卯（1591年），方逢时应临湘知县张明儒之请托，特为临湘县最早的县志作序（《万历临湘志》已佚失），充分体现方逢时的首丘情结，故土之恋。中国杰出诗人屈原在《哀郢》中写道：“曼余目以流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见逐兮，何曰夜而忘之。”“狐死首丘”这个沉哀入骨的艺术形象，深深根植于胸中。意谓丘是窟穴之根本，所生之地，虽狐狈至死不能归，犹且首向此丘。这一惊心动魄之举，不知感动了天下多少仁人志士，天涯游子。方逢时把“狐死首丘”的情结，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方逢时在万历辛卯《临湘县志》序中写道：“临湘岳州之属邑，荆楚奥壤也，表里江湖，风气愿塞，往来之令者，不惠其民，不缘其俗，而好为操切徼讦之行，以绳其下，民亦以是而应其上。如是，而乃谓民之弗友，岂其然乎。万历已丑阳湖张公来令于斯，端本善则，以临其民，岁值凶荒，民阻饥困，公赈穷乏，蠲逋负，问疾苦，穷乡下里，躬行阅历，政孚慧流，民乃太和。劳徕之暇，观山川之形胜，辩疆域之广狭，稽赋役之轻重，考古今之藏否，求诸往牒漫无所考，乃慨然叹曰；临湘亦南土之岩邑也，而政纪之大者废缺如此，吾有司者之责，奚可逭哉，乃询之里巷，咨之故老，参之时世，诹之文学，检往牒，录新闻，勒为是编。”完全证实方逢时的首丘情节，思念故里之情，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惟民是命，为民请愿的博大胸怀。虽然，当时临湘“风气愿塞，不惠其民，不缘其俗”，而民众则：“好操切徼讦之行，以绳其下，民亦以是而应其上。”针对时弊，当权者更应冷静地思考，总结历史教训，教化民众，开放市场，大胆地接纳新思想、新思维、新举措。于是，方公“端本善则，以临其民，岁值凶荒，民阻饥困，公赈穷乏，蠲逋负，问疾苦，穷乡下里，躬行阅历，民乃太和”。他认为从政者要想方设法解决民众疾苦，放政减赋，培植税源，鼓舞民众发展经济，扩大茶叶生产种植，提高茶叶的产值，增加民众收入，逐步走上富裕之路。方公采取“询之里巷，咨之故老，参之时世，诹之文学，检往牒，录新闻”。通过礼贤下士，深入调查研判，深度地掌握临湘发展之要务，深谙临湘发展之症结，推进临湘发展之动力。这才是方逢时为《临湘县志》作序的真正目的，也是方逢时首丘情结的真正体现。

方逢时曾任大同巡抚期间，深谙家乡的茶叶有着清毒解热，和胃消胀，明目醒神，医治头痛等药用价值，千方百计，促成“封贡互市”。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岳州巴陵特产“㴩湖含膏茶”作为饼茶（含临湘饼茶），随着文成公主入藏，销往吐蕃，成为“和亲”的民族茶。陆羽《茶经》的《三之造》记载：“得之茶饼，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茶之干矣。”说明饼茶是通过茶叶的采、蒸、捣、拍、焙等多道工序，而形成的饼状干茶。唐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进而说明茶叶的药用价值。正好临湘又处在岳州与蒲圻交界的龙窖山区域。据考证：龙窖山由于瑶族先民的徙居，早在唐代太和年间抑或以前，就广植茶树，漫山遍野生长着绿色茶叶。随着茶叶贸易的开创，“彼以茶来，我以皮往”，茶叶成为连接南方与北方民族的纽带与桥梁。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时任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郭圻向朝廷提议：“茶户每采新茶，躧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致官市阻滞，宜行访治。”（《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二年二月庚子）躧指鞋子，作为动词，意为踩，将茶叶用脚踩成方块，应是砖茶。这段话可以得到两条信息：一是宋明时期，南方已经生产踩制方块砖茶，进入市场；二是砖茶很受北方民族的欢迎。由于管理混乱，茶叶私贩，造成砖茶的滞销。正好说明，“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唐代以来，南方的茶叶与吐蕃、北狄就开始贸易。“蕃以茶为命，北狄（蒙古）若得，籍以制蕃，蕃必从狄，贻患匪细。”（《明史·食货志四》）证实茶叶在北方民族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据《明史·食货志四》载：“神宗万历十三年，即公元1585年……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可见当时湖南茶叶（含临湘茶）一直与蕃人实行茶马互市，由于管理制度滞阻，法律不健全，造成茶叶私贩严重，使明朝财力匮乏，国库亏损。针对这种弊端，方逢时及时向朝廷建议：加强边界团结，开放边贸市场，充分利用茶叶的药用功能，杜绝和减少茶叶的私贩，由朝廷主宰茶叶市场，并与蒙古俺答促成“封贡互市。”这一建议，得到朝廷重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强力支持，也得到明穆宗隆庆帝的赞赏。

方逢时所处的明隆庆时期，两大举措，震撼朝野。一是“隆庆开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政治布新之机，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史称“隆庆开关”。月港乃至漳州就成为明朝试点改革的新区。月港的开放，使海外诸国与中原进行了文化与物资的大交流。同时，为国库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缓解了明王朝不善理财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一举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二是“隆庆和议”。方逢时冒着杀头之罪的危险，化解与蒙古为敌之大不韪，进行“封贡互市”。隆庆四年九月三十日，蒙古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方逢时交来投降书，方公并不感到意外和惊奇，而方公最恨的就是俺答的心腹赵全。赵全是汉人，对中原的边关、军事情报了如指掌，曾帮助俺答多次成功侵扰中原，对朝廷来说，赵全才是构成侵扰中原的最大威胁。这时方公算准赵全会刺激俺答进攻，方公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好把汉那吉与赵全的投降。方逢时大胆决策利用这有利时机，缓解边境上的紧张局势，“首谋受纳以承天休而纾边祸”。热情地接纳、款待把汉那吉，同时上奏朝廷。“庶虏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绝盗心，而客高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防范既严而通夷之夙弊可革，交易既广，而不均之骚扰可矣。”指出蒙古与中原的战争，是因为“需求物质”而诱发，重要的是妥善处理好茶叶的贸易，并提出改善蒙汉关系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就是“若俺答不忘，来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令将板升叛逆贼首赵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还，然后优加给赏，以礼送还。一以阴中其老牛舐犊之私，一以潜夺凶顽啖噬之气，彼虽愚昧，宁不知恩，昔逋獍枭，亦获正法，策之上”的蒙汉友好的合作策略。这个逆天大胆的举措，使朝廷立刻沸腾，分为两派。宣大巡按姚继可发难异议，弹劾主事者方逢时。幸亏内阁首辅高拱在《覆宣大巡按姚继可论巡抚方逢时等疏》中明确反驳姚继可的观点。内阁成员及时地游说于隆庆皇帝，也取得关键作用。隆庆帝决定：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赐锦衣一袭，镇城安置。方逢时冒着被杀头的一着险棋，体现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雄才胆略；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决策，使“隆庆和议”落地生根。

“隆庆和议”之后，才真正实现蒙汉“封贡互市”。方逢时在“隆庆和议”后，才亲身感受到茶的魅力，茶对蒙古民族的渴切需求，茶被越来越多人喜爱和接受，茶叶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也随之开放。万历二十五年，正式认可湖茶以官茶的身份进入边市。湖茶因为口感好和价格优势，打败朝廷指定经营的川陕官茶，彻底占领万里茶道的市场，更使明蒙关系进一步友好，也带来了边塞经济的繁荣昌盛。时至，天启年间，宣大总督王象乾感慨地说：“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接，无异中原。”一条从“两湖”茶产区龙窖山连通蒙古直至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因为明蒙之间的共同需求，被方逢时、王崇古、高拱、张居正、隆庆帝等有识之士轰然打开…

摘自《岳阳日报》

作者：汪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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