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文/王金华

蔡锷并非以文学立身，大半生戎马倥偬、政务繁剧，然横槊赋诗、下马论文，多有精彩篇章、独到见解，不让专业人士。

1901年元旦，流亡日本的蔡锷在《清议报》发表《小说之势力》，文章不足500字，却颇为引人注目，开篇就指出小说的重大影响：

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燕代名翁》（小说名）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英磅（镑）。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留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行于时矣。

夫以《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尚足使百世之下，作历史观之，推崇其人，脍炙其人。且不独孚信于人民，即朝廷亦著为典则，以崇祀之。不独国内如之，即旅居异域者亦如之。吁！亦奇矣。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

刚年满18岁的蔡锷，自然还没有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对于中国小说的感受基本来自宝庆民间的祁剧、花鼓戏、渔鼓、说书等，但他看到了中西小说在立意、作者身份、社会效果方面的差异：中国小说是消闲读物，多是失意文人所为；欧美小说是公卿硕儒察天下大势、鉴古知今、醒齐民、励众庶之作。言下之意，他认为应该向外国学习以改革中国小说。在其他文章，蔡锷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百万之人民，当国破主辱之日、满目惨凄其之时，而剧场业之盛尤过于昔，《三国》《水浒》之演唱依然如常，可见旧文学毒害之深；读拿破仑传奇故事，联想起项羽垓下之围，激发无限慷慨悲壮情怀。受到阅读量和人生经历的局限，蔡锷的小说观念有所偏颇，思想批评压倒了审美批评，对欧美小说评价过高，对中国小说评价偏低，但总体上抓住了中西小说的主要特征，具有明显的革命性，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声音，只是未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1902年初，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指出：如今汉民族堕落败坏不堪之极，原因在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等方面。其实，大多都涉及广义的文学，包括戏剧、诗词、小说、歌曲等。一系列鲜明的中外对比，读来发人深省。蔡锷认为：读《出师表》，则忠义之心油然以生；读《哀江南》，则起亡国之悲痛；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当务之急，就是要提倡这种激发忠义气节、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要追求类如“不斩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之诗词，要改造“非佳人即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即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的旧小说，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之目的。

蔡锷的诗文多是慷慨激昂、促人奋进之作。游记《视察广西道路记》20篇，全部从军事视角出发，立意不在观赏风景、咏怀古迹，而在于观察山川关隘地理形势的战略地位、军事价值等，情感内敛，文字简短干净，无一多余字，极力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不少类似的微型游记，蔡锷显然受到了启发和影响。

《登岳麓山》：云树苍苍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时为1905年春，还不满23岁的蔡锷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湖南武备学堂教习，雄姿英发，深得青年学员爱戴，闲暇时登岳麓山并赋诗抒怀，满纸豪迈气息。

《题雪山关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作于四川讨袁途中，切合情境，豪情逼人，洵为名作。

蔡锷的文学观念并不简单僵化，而是丰富发展的。1908年末或1909年初，蔡锷从广西致函曾广轼：“《玉溪生集》原非急物，既市贾居奇，索性不买为佳。”可见蔡锷喜读李商隐的诗，且计划购买以进一步研习。李商隐的诗立意高远、美丽而忧伤、悲凉沉郁，尤其是咏史诗洞察兴亡、熔裁古今、哲理深刻，对蔡锷影响较大。蔡锷也有部分婉转凄清之作：“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高楼独坐写忧思，吹破江城笛一枝。竹外月明风露冷，纸窗灯火忆儿时”。其咏史诗《杂感（十首）》，以朝鲜和越南亡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为题材，对史鉴今、借古讽今，既沉痛深刻又锋芒毕露。

摘自《湘声报》

作者：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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