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露锋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绵延不绝的文献记载，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自古以来，一直不缺追求信史的殉道者，司马迁是早期的典范，谈迁是后期的代表。为历史真相而献身，从司马迁到谈迁，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绵延不绝。

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令，受其影响，刻苦好学的司马迁，逐渐树立了继承父业、研究历史的志愿。父亲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自己想要写一部通史，但未能如愿，希望儿子完成他的遗愿。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便开始了写《史记》的准备工作。42岁那年，司马迁为李陵之事说了公道话，获罪 ， 遭遇腐刑。司马迁忍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巨痛，用生命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不怕再次获罪，他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不为尊者避讳。对汉高祖刘邦，除了正面描写其作为创业君主的善于用人等长处之外，还用大量篇幅写刘邦的无赖，不尊重儒生，贪酒好色，尤其描写刘邦的虚伪，更是入木三分。

司马迁对当朝的汉武帝也是直言不讳。汉武帝实行严刑峻法，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披露这一点，批评汉武帝不重德治，而用酷吏，完全是本末倒置。司马迁不满于汉武帝的用人，批评他不用直谏之臣，而用谄谀之辈。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为长生不老而迷信方土，尽管多次被欺骗，却始终不觉悟。在《平准书》中写道，汉武帝大兴土木和奢侈浪费；外连年用兵，造成府库空虚。为此司马迁愤怒地指出：武帝“于是外壤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贪图享乐，而不顾人民死活的皇帝。

揭露宫廷矛盾，也是司马迁批评汉武帝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集中表现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司马迁着重写了汉武帝即位前后，外戚之间、外戚与皇家之间、皇帝与太后之间、窦太后与王太后之间，以及皇家与大臣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矛盾现象，并对汉武帝将国政当作一家私事来处理的政治弊端，给予了有力的剖析和揭露。

明末清初史学家、《国榷》作者谈迁，把司马迁当作精神导师。谈迁原名以训，明亡后更名迁。他出生于盐官(今浙江海宁市)一个贫困之家，长期给人家当秘书，以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他自幼好学，尤其喜欢读史。他发现明代实录中，有几朝实录经过重修，存在严重失实，而众多私家所修的当代史中多有毛病，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他决心写一部信史。但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秀才，既无“金匮石室”可供查阅，又无厚禄巨资可资周游，其困难可想而知。他撰写《国榷》的主要依据，是明朝历代实录，然而，《明实录》当时并没有刻本，只有极少数大官僚地主家才藏有抄本。他不辞辛苦，经常步行到百里之外去借抄。他还涉览了明人著述百余种以上。

在他耗费心血完成《国榷》初稿之后，谁知天降横祸，小偷盗走了全部书稿。27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这对年已55岁的谈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流着泪说“吾力殚矣。”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头做起，4年后再次完成430多万字的《国榷》。

谈迁除了重视文字资料的收集，还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很早就盼望去北京，以便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调查。第二次书稿完成后，这一夙愿终于实现。义乌朱之锡进京供职，聘他做 记室 。谈迁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他借阅了大量著作和资料，并阅读和抄录了邸报（政府公报），以补充崇祯朝、弘光朝史料的不足。此外，他还经常与熟悉明朝掌故的耆旧交谈，以获得书本之外的资料，来订正《明实录》及其他稗官野史记载的错误，补充其记载的缺漏。他还亲往拜谒崇祯的思陵及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的坟墓，并与守陵的宦官交谈，了解甲申之变宫中的详情。

《国榷》这部编年体明代史，记录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 （ 1328 ） ，下迄明末弘光元年 （ 1645 ） 共318年的历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记述史事的过程中，继承了司马迁重视考信的优良传统，对所依据的史料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在《国榷》中，谈迁不但如实还原了清廷极力掩盖的“黑色发家史”，还毫不掩饰地直称清先人为“建虏”，清 朝 建立后又改称其为“清虏”。这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杀头危险的。庄廷鑨揽人撰写《明史辑略》，不承认清朝的正统，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结果引起清廷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

私人修史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大忌。但谈迁不信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一人之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信史巨构，是私人修史的杰出代表。

摘自《士人风骨》，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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