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恩柱

在介绍沈从文的诸多资料中，有三个侧面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其一，纯真

这位写出过《边城》等脍炙人口作品，后来又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名世的作家、学者，具有世人少有的纯真。

沈从文有《记丁玲》一文，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丁玲被误传遭杀害之后，其中记叙了丁玲的几段感情生活，有一段涉及了丁玲与冯达的情爱。冯达后来被证实是国民党特务。丁玲原不知道沈从文写了这一段，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读到，读后勃然大怒，从此与沈从文交恶，提起他必要奚落、挖苦一番。实际上沈从文不仅在行动上营救过丁玲，在文字上声援过丁玲，而且非常维护丁玲的声誉，替她辩诬。1982年，沈从文先生与助手王亚蓉谈起此事时说，我始终是充满好意的。自延安审干以来，过去的“私生活”成为丁玲最敏感的问题，可沈从文偏偏写了出来，丁玲岂能不生气？沈从文很单纯，宛若赤子。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有时写文章考虑问题太简单。记得在抗战时，我们都在昆明，他给余冠英编的刊物《国闻》写过一篇文章《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鲁迅看世界隔。当时周作人已经是汉奸了，他还像过去一样谈他印象中的周作人，当然不合时宜。难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评他。

也许这就是一辈子写人，一辈子也不懂人有城府的沈从文。

其二，平和

作家林斤澜说沈从文先生脸上常有“自在”的微笑。

《沈从文家书》附有多帧照片，1971年沈龙朱、沈虎雏到双溪、丹江探视他们父母时的照片都纳入其中。照片中的沈从文，脸上挂着微笑，安详而平和。1971年对沈从文来说，是什么年代呢？正是他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的岁月。

1980年代，沈从文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说，年轻时一百本书卖一百块钱，一个月二三十块钱，生活很艰难。谈到去学校教书的事，他毫不掩饰地说“没有学校就活不下去”，“说我想去当教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根本活不下去。”

沈从文 自1924年12月2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始，小说、散文、诗歌一篇又一篇问世，集子也出了不少，为缓解经济困境，在创作势头旺盛的1929年入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在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在青岛大学任教，后来又到西南联大任教。到大学任教，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乡土世界完全不同的“学院派”天地。尤其西南联大，那里的教授多有留洋的经历，学术精尖，学校虽然地处偏远的昆明，教授们的水平却与世界文化同步。在这个圈子里，刘文典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有偏见，并不特别奇怪。当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刘文典出此伤人之语，其个性是一个方面，文人相轻是一个方面，环境是一个方面，衡定标准也是一个方面。西南联大多东西贯通的鸿儒，有些学问家不怎么写文章，如张奚若、吴之椿。刘文典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这未必只是他一个人的观念。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月薪360元。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述，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月薪是430元。在下武断地推测，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并不一定如后人想像的那么惬意，那么阳光灿烂。不过西南联大毕竟是西南联大，它还是接纳了这位文学家，像刘文典那样的直露者并不常见，与沈从文关系好的教授也不少。这个时期的沈从文一如既往的认真教课，刻苦写文章，出版集子。脸上依然留有平和的微笑。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的《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不久，北京大学的教学楼上垂挂了一幅幅批判沈从文的标语，并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自杀，被人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病愈后，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毕业”后，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讲解员。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描述过他去博物馆结识沈从文的情景：“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汪）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沈从文此时的笑或许饱有深意，或许无意识，但从他感到自己已经过时想快速适应社会这一面看，他的笑毫不虚伪。他一直想“紧跟时代”，适应新环境，但他发现自己的努力与收获的果实不成比例。对沈从文改行，黄苗子说，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对考古有兴趣，而且也有基础，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环境所迫。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的文章落伍了，赶不上时代。

微笑在沈从文的一生中，特别显眼。世人或许以为这是无奈的笑，其实这是赤子之笑。沈从文不争权，不争名，不争位，不争利，勤苦做事，不必戚戚，不须伪装成快乐状。

其三，谨笃

后40年里的沈从文，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倒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专家。中国一直向别人夸赞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可到了沈从文才有了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研究条件竟是那样艰难，世人不知做何感想。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仅用七八个月就完成了初稿，但在“文革”之火遍布大地的情势下，这样的书自然不能付印，最后一些资料也被销毁了。后来，沈从文去干校劳动，一走就是好几年。在干校，他只能凭回忆随时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以备忘，凭记忆进行专题研究。那时，这位老人的血压经常徘徊在二百四十左右。从干校回来后，沈从文每天早晨3点即起床，每天至多睡5个小时，经常是一手拿毛巾捂住流血的鼻子，一边奋笔疾书。直到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才正式出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的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研究，全书计有图像700幅，25万字。书前有郭沫若1964年6月专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其中云：“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以《边城》、《长河》等文学佳作名世的沈从文，在后半生又再一次以古文物学家名世。

但他慎言笃行，豪不张狂。1988年4月8日，给凌宇（《沈从文传》的作者）写信，曰：“……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的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1988年4月12日，再次给凌宇写信：“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负担，是所至嘱。”

沈先生逝世后，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副只有四句的挽辞：“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诚哉斯言！

摘自《湘声报》　　　　　　　 　　

作者：李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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