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 2024-02-28 16:28:32
文/苏露锋
作为读书人的儒生,一直处境尴尬。春秋时期,孔子跑遍全国,在陈蔡之间差点饿死。战国时期,燕国内乱,孟子建议齐国进攻燕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连这么不仁不义的主意都出了,也没当上官。秦始皇对付儒生的方法是挖个坑埋了。汉高祖刘邦摘下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彻底改善儒生社会处境的,是汉武帝刘彻。
雄才大略的武帝一即位,就诏举贤良。亲自策问后,拔儒学大师董仲舒为第一。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创太学,置五经博士。董仲舒“天人感应” 的 神学理论 、 “三纲五常”的道德论,标志新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还以“春秋大一统”为汉武帝强化皇权 做 了理论准备。他的学说符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很合理地成了汉王朝的主流思想。儒生们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纷纷当起了官。特别是博士弟子制度,使儒生当官制度化,给儒生们一条稳定的升官发财之路。
一个王朝要维持稳定,不能没有合法性的建构。这正是汉武帝重视儒生的用意所在。尤其是当时汉王朝内部,缺少一种统一人心的治国理论,从上到下都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汉初先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儒生的身上。
但光有儒生还不够。合法性的建构,又必须有强力作为后盾,以便能制裁那些不听话的人。武帝比父辈更加重用具有法家背景的酷吏。
当时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王温舒杀河内豪强,流血十余里,株连千余家。杜周为廷尉,专奉人主旨意为狱。武帝还让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以致律文冗繁,官吏因缘为奸,往往“罪同论异”。奸诈的官吏会借事情的由头搞交易,他想让你活,就会给你一套可以活下去的理由,他想让你死,就拿一套死的理由往你身上堆。 这 导致酷吏嗜杀成性 、 妄杀无辜。
武帝时期的刑罚,手段残酷,数量多,规模大。清代史家赵翼在著作《 廿 二史札记》中专撰《武帝时刑罚之滥》一节,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被廷尉羁押的,百余人 ; 其他审理定案的,一年达到一千余件案宗 ; 大的牵连拘捕与案件有关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 ; 远的几千里,近的几百里。罪犯带到以后,狱吏按照案宗审问,不承认就通过拷打得到想要的口供。京城监狱 关押的 达六七万人,仅狱吏就增加十万多人。
儒生也好,酷吏也罢,都只能满足单方面的需要,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全才”。因此,身兼儒生与酷吏的公孙弘受到重用,成为汉武帝时由儒生任丞相的第一人。公孙弘少为狱吏,年四十余始学《春秋》杂说,又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人圆猾狡诈,外宽内忌,睚眦必报。在一次对策中,汉武帝擢“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儒者”,公孙弘为第一,随后迅即升为丞相。他事君奉命唯谨,善于察言观色,唯汉武帝马首是瞻,以八十高龄死于丞相之位。在他之后的六位丞相,除一人因“醇谨”寿终正寝外,其他人都因种种原因死于非命。
公孙弘受重用成为政坛 常 青树,是汉武帝治国理念与手段的生动体现。汉武帝表面上“独尊儒术”,实为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儒家思想为外饰,法家手段为内核。公孙弘是外儒内法的典型代表。
一直以来,儒家被当成是古代中国 两 千多年的“正统思想”,这只是表象。儒家与法家,或者说,儒生与酷吏,是帝王的左膀右臂,维护统治缺一不可。汉武帝是左手儒生、右手酷吏的典型代表,他运用得炉火纯青 ; 但在统治者眼里,儒家是用来“说”的,法家是用来“做”的。说了的不一定做,做了的不一定说 , 这使不少人对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存在误解。
摘自《士人风骨》,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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