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别样“清廉观”

游宇明 2024-03-11 15:26:32

曾国藩故居内景

文/游宇明

官员廉不廉洁，不一定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有心做清官，即使遇到的是肥缺，也能清贞自守；存心做贪官，哪怕处于清水衙门，也会在清水中寻找油脂。官员的清廉需要有效监督，也需要内心的坚守。

清官大抵有如此这样几种思维：一怕愧对伯乐的期望。绝大多数清官都是一级一级选拔上来的，每上一个台阶，都得力于那些赏识自己的人，他们生怕自己做事不靠谱牵累伯乐，愿意保持高洁的人品。二怕辜负百姓的信任。官员干事都是领了基于民众税费的薪俸的，古人不是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吗？如果为政还要追求别的利益，等于多吃多占，此为正直之士所不耻。三想留名后世。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没有一个聪明人愿意看到身后有人说三道四。而要留下好名声，官员平时的所作所为就得考虑民众的观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生活中还有一种官员，他们力行廉洁，除了上述考虑，亦有为自己的子孙“谋长远”的意思。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时在京城为官、尚未发达的曾国藩写信给四个弟弟说：“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孳，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这段话意思非常清楚：自己有机会做外官，一定会清廉，防止儿孙堕落。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咸丰三年出京之后，他当了十多年湘军老大，晚年更位居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之高位，死时家里却只剩银子一万八千两，还不足其一年的养廉银。其实，曾国藩只要稍存贪心，积攒几百万两银子，绝对小儿科。湘军是非经制兵，也就是没有编制的部队，一切军费全靠自筹，军中实行的又是统帅一支笔批钱的制度，也就是曾国藩说了算。曾国藩手中流过的钱高达三千多万两白银，私取十分之一，就是三百多万两。清代的地方官员待遇颇丰，除了正式薪俸，还有高得吓人的养廉银（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补贴），总督级的一年多达白银二万两。此外，在经济发达的两江地区，总督每年还可收到陋规20至30万两。陋规一部分用于公共开支，用不完的可以据为己有，等于是私人小金库。极有条件贪，只要讲点艺术，贪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后果，却坚持廉洁从政，由此可见曾国藩为政的操守。

曾国藩的考虑无疑极具眼光。官员手中有点权力就无耻索钱，让家里变得富富的，一家大小吃的是美食、住的是毫宅、坐的是名车，表面看来很爽，却也会让后代产生错觉：金钱和其他物质利益不必经辛勤劳动去获得，而可以巧取豪夺。有了这种错觉，他们便会不知不觉做出为法纪不容的事情。这种例子，曾国藩时代有，其前、其后亦有。

金钱以及金钱带来的物质都是可以享受的。贪官既然搜罗了大量的财富，其子女就很难产生自我奋斗的愿望，只会想着如何将家里的巨款花出去，换来人生的“痛快”，客观上等于毁掉了后代的生存能力。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所谓“富不过三代”，指向的就是这种不争气的儿女。而儿女的不争气，又可能传染到孙男孙女，最后导致一个大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财富、精神上的坍塌。

曾国藩留下两个儿子，一名纪泽，一名纪鸿，前者是清国著名外交家，后者是那个时代知名数学家，他们给父亲带来的是光荣而非耻辱，其成才原因固然多多，但与曾国藩别样的“清廉观”不无关系。

作者：游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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