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书院校舍（资料图片）

文/徐启华

乾隆二十五年前，华容县没有官办书院。岳州府多次下文要求华容创修书院，经过县令和教谕、训导反复商议设法，但无处筹措经费，无果。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五月初四，新县令狄兰标（江苏溧阳举人）在县署的东面辟地修建书院，包括讲堂、寝室、自修室等，第二年夏竣工。道光二十四年冬（1844），县尉陶应昌牵头重建，修建了讲堂、住房、浴室、水井、厕所等。咸丰六年（1856），知县狄玉麟又加重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县刘朝昆将书院迁到黄湖山南麓，即华容一中校址。华容一中就是1946年在沱江书院旧址上新建的。因经费不足，首任校长张耀寰先生垫付了稻谷八百余石，卖出良田50亩。

沱江书院的前身是龙峰书院。据光绪八年《华容县志》卷五“书院”条载：龙峰书院，在华容县圆觉寺旁，黎淳、刘大夏读书处。龙峰书院的开创者明朝天顺元年状元黎淳（1423—1492），是明朝名臣与廉吏，曾官至吏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辅导过宪宗皇帝和太子（即后来的明孝宗）父子读书。卒谥文僖，并赐祭葬。其著作《黎文僖公集》于2002年由国家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深得一代明君孝宗的信任，在改革军事、平息土官谋反、督治黄河水患、清理宣府兵饷、谏阻出兵蒙古、裁抑权幸诸方面，卓有建树，是弘治中兴的主要功臣之一。与王恕、马文升一起，被称为“弘治三君子”，清雍正皇帝钦定其为历代帝王庙陪祀的79位名臣之一，明朝只有他和刘基、杨荣、于谦等九位。景泰五年，刘大夏17岁时，其父前广西按察副使刘仁宅把他送到龙峰书院，让他师从黎淳。黎、刘同处两年，名为师生，实如亲人。晚年刘大夏回忆起当年黎淳教他将作文与做人结合起来的往事，记忆犹新。入朝为官后，黎淳对他亦多有提携。黎淳去世二十年后，其子黎民表请刘大夏为黎淳著作写序，当说到“先生生前跟你感情最深厚”时，75岁的刘大夏“不觉泣下”。

据光绪八年《华容县志》卷五“书院”条记载：“沱江书院，县治东旧有龙峰书院，乾隆初，督学（提督学政，主要管辖省级的科考和教育工作）李侍御题额，以邑东有龙秀山，故名。乾隆二十五年，知县狄兰标辟地创修，易今名。龙峰书院旧额经知县宗霈（嘉庆十六至二十年任，浙江绍兴进士）掌院时移至讲堂。”这段记录说明，乾隆初年，龙峰书院犹在，当时湖南省的提督学政李先生特地为书院大门题写了横额。后来狄兰标在县衙东边新修了书院，就把书院名字改成了沱江书院。因为龙峰书院得名之因是地近龙秀山，现在新书院地近沱江，就改名沱江书院。可见沱江书院创立之初，县府和当地士绅就把它作为了龙峰书院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而且为了勉励学子，嘉庆年间的知县宗霈还把龙峰书院的匾额移到了沱江书院的讲堂（教室），作为讲堂的匾额。

现在，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著作几乎汗牛充栋，研究的人物对象也是成百累千，如黎淳的学生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等茶陵诗派代表诗人，但他们的恩师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湖湘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湖湘文化通史》（五卷）第三卷“宋元明清湖湘文学”第七节“李东阳与茶陵诗派”，专门讨论了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等茶陵诗派诗人的作品。第十节“华容孙氏、邵阳车氏、辰溪米氏等文学世家”中的华容孙氏，几代人都深受黎淳影响，有他们的作品为证。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卒谥“文正”。明朝中叶重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李东阳自小聪慧，四五岁即能运笔作大字，受景帝三次召见，八岁准其进入顺天府学读书。天顺元年（1457），十岁的李东阳开始受业于黎淳，五年后举顺天府乡试。黎门的五年学习生涯，令他感念终身。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写道，“昔奉先君之命，撰杖屦以从公也：导我幼稚，开我晦蒙；诱我以学力，教我以固穷；谷我以三饭……此诚父子之爱”。黎淳过世后，想到“自童丱执经史，领教佩德垂四十年，闻讣惊怛，不能拜哭于几筵之下，为终身痛”。用如丧考妣形容他的心情毫不为过。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祖籍云南安宁，长于湖广巴陵，成化八年（1472）进士。杨一清之才一时无两，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兵部、户部、吏部尚书、首辅，两次入阁参预机务，三次总制军务，一生功业无数，计除权阉刘瑾只是其中一项。他文经武纬，出将入相，时人认为其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嘉靖皇帝比之唐朝大将郭子仪。卒谥“文襄”。杨一清很小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因此被岳州知府作为奇童推荐做了翰林秀才。成化二年（1466），十三岁的杨一清被宪宗皇帝亲命内阁择师教育，受业于黎淳，在翰林院学习，直至成化八年进士及第。他在黎淳去世后回忆：“我在西涯公（李东阳）之后进入先生门下，和黎民表兄弟同笔共砚学习，先生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儿子看待。”他得到黎淳逝世消息，悲痛欲绝，写下感人至深的《哭朴庵宗伯黎先生四首》。

他们三人在道德上互相砥砺，仕途上互相支持，文学上互相切磋，保持了终生不渝的友谊。纽带就是给了他们终生影响的慈父般的恩师朴庵先生。

不管是谁，一生能拥有“楚地三杰”中的一位做学生就欣慰不已了，而身为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一位尚书、两位宰相（首辅）共三位名臣却全部出自黎淳绛帐，这种情况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黎淳用他的慈爱、学识、人格和机遇造就了自己的科举教育家地位，也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由此也可以看出，黎淳先生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只是我们对他的贡献还没有作出应有的重视。去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谢孝明先生（岳麓书院博士）就曾说过类似的话。

现在，人们把湖湘文化精神概括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等内容，其中的“经世致用”与“百折不挠”在黎淳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三位学生。

杨一清在《黎文僖公集序》中说：“先生自布衣时，已怀用世之志。”李东阳也在《黎文僖公集序》中说：“公（黎淳）积学未仕时，累诎科第而志益坚。”黎淳自己也说：“予始家食时，读书学文，志存科第。”黎淳自小立下用世之志，以志养气，蓄一腔为君为国、一匡天下之忠勇，25岁才进学，乡试连败两次，经过屡败屡战，从不沮丧，终于冲出屋场，在35岁时大魁天下。立朝三十余年如一日，尽忠职守，廉洁奉公，甚至在晚年投闲置散于南京，且身体有病之时，他还期待有所作为，直到老病致仕。黎淳的一生就是实践湖湘文化、传播湖湘文化的一生。

岳麓书院（资料图片）

说了沱江书院首任院长黎淳，再说沱江书院与岳麓书院的关系。

沱江书院竣工后，县令狄兰标非常欣慰，觉得华容学子与黎淳、刘大夏当年佛寺读书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新建沱江书院记》中热切期待书院学子“远分鹿洞之条，近可参岳麓之讲，为名臣，为鼎元，腾梓里之光，为子臣之鹄相继而起。”意思是鼓励学子借鉴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早日成才，为家乡争光。可见当时县府已经决定让沱江书院向岳麓书院看齐了。华容举人丁永琪《沱江书院落成》诗中更明确地指出了办学目的：“远接濂溪范，分标岳麓望”。继承湖湘学派的重要思想渊源的周敦颐之学，学术上向岳麓书院学习，建立像岳麓书院那样崇高的学术地位。时人李大鹏《狄明府新建沱江书院记》中也以岳麓书院为榜样，认为华容借山水之胜，建立沱江书院，期待学子“学以广才，静以成学，使可为世用”。书院还把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为岳麓书院所书的“整齐严肃”四字拓来，刊刻在书院讲堂前面的墙壁上，以示看齐愿望（拓刻时间可能在新修时，也可能在两次重修或搬迁到黄湖山南麓之时）。总之，沱江书院自建立伊始，就以岳麓书院为仿效的对象，以为国家培养出经世济用的人才为己任。

后来历任华容县令，关心书院建设与教育者甚多。陈宾（乾隆四十五年任），“振兴文教，罚锾置田租百余石，每年，书院掌教脩脯、生徒膏火咸取给焉”。宗霈（嘉庆十六年任），“兼掌书院教，以时讲习，积数年脩脯增置田租四十余石。士类感戴，勒石以记”。王晋庆（道光二年任），“培植学校，捐廉给书院膏火，诗赋并课，每官课至千余人之多”。徐台英（道光二十四年任），“规复沱江书院，月自课之。曰：‘陆清献作令，日与诸生讲学。吾不晓讲学，若教人作文，因而诱之读书立品，是吾志也’”。（《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六循吏四）他们或置田增租，或捐廉助学，或谋划修复，或掌院授课，尽量改善书院教学环境与师生待遇，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后的130年间，华容经世致用人才辈出，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他们是否经过沱江书院的教育，但根据历任县令重视的程度与书院在华容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推想，如严克任、程斑、徐永锡、白冠玉、张德安、万年醇、张坤仁等为国为民埋头苦干的人物，应该有部分是出自沱江书院。

通过沱江书院、岳麓书院湖湘学术的影响，加上华容前贤如黎淳、刘大夏等湖湘名人的影响，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华容读书人中代代流传，也成就了无数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何长工，朱绍清、张树芝和方之中三位将军等等。毁家建校的华容一中的首任校长张耀寰先生（曾任华容教育局局长，岳郡联立中学、岳郡联立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二校为现在岳阳市一中前身）就是一位百折不挠的经世致用的华容现代教育先驱。华容一中历任校长也不乏其人，如汪荣甲先生、缪文海先生等。华容一中一直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除了在全省保持教学质量领先的态势外，科技发明在全国也排上了名次，现在是“全国科学教育基地”和“全国中小幼科技教育研究实验学校”。

华容县一中校门（资料图片）

综上所述，可见沱江书院从创立之初，它就以岳麓书院为榜样，以经世致用为办学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现在的华容一中，正站在前贤的肩膀上，为全面复兴中华伟业，打造一代不负古人、不负时代的湖湘名校。

摘自《岳阳日报》

作者：徐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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