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协会百年史》封面，图为胡美医生为病人把脉。本文即录自翻译于这本书中，［美］贾南溪 杰西卡

本文摘自 《外国人笔下的长沙》， 辑录翻译/陈先枢、于鹏远等

当我第一次见到胡美先生时，我们讨论的不只是中国人，而且谈了教育中国人。我对在中国的雅礼人的素质感到惊讶：他们心胸开阔，且博学多才。对很多人来说，心胸开阔或者开朗的性格与传教工作的关联并不明显，因为传教工作的推动力源自把“中国异教徒”从死亡边上救回来的渴望。这是一次心灵的对话，以略带幽默的方式解决所有习俗和礼仪的不同，充满了互相尊重和理解，以礼貌和共同的人性赢得中国人的心。

——林语堂

在当时长沙最繁华的中心，雅礼会的诊所和预备学校正式开放。不久，便从刚开始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一个联合体，所属机构包括：雅礼中学、雅礼大学、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及湘雅护理学院，这就是当时众所周知的 “中国雅礼会”。1906年秋，西牌楼街上的学校和诊所已经与旁边的商店融为一体。

哈里安·比奇（Harlan Beach），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用非常绚丽词语描述长沙，称长沙为中国南方最绚丽和大气的城市。对于那些打算长期停留的人来说，第一印象可能让人困惑。胡美于1905年来到长沙，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但船靠近码头时，那种喧哗和兴奋让人难以置信，各色人等在那里等待。甚至在马达还没有熄火之前，成百上千站在码头边上的人开始跳上甲板，我不停地问自己：友好的还是敌意的？”

原书原图：1906年西牌楼雅礼医院,右为胡美

胡美（EdwardH Hume ）欣慰地看到人群中的席比义（Warren），才知道那些人只是苦力，帮别人搬行李上岸。尽管如此，不安一直持续着。他和妻子坐在轿子上，看到巨大的城门口附近拥挤着一堆人，在看警察局旁边墙上贴着的排外海报。旁观者看到外国人来了，就用怀疑和鄙视的眼光打量着他们。他回忆道：“当看到我们经过时，有孩子的母亲会把孩子推向身后，让他们远离‘邪恶的眼光’，一些人捂住鼻子……我的美国同事后来告诉我，跟在轿子后面的一些年轻人喊着‘洋鬼子’”。

一旦进入到城门内，窄窄的小巷和带围墙的院子让习惯了大马路和开阔视野的美国人感觉透不过气。盖宝耐（Brownell Gage）这样写道：“当穿过城门，进入到城市街道内，有一种令人无法描述的感觉，似乎把阳光和户外抛在了后面。窄窄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耸入头顶的招牌、用席子做的遮阳棚以及悬挂着的灯笼把阳光都遮住了。当时我们所住的房子几乎和城市里其他房子一模一样，我们不得不拿粉笔做上记号来区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我有时会经过那道城门，但只有我会被看守大门的士兵叫住，专门对外出的外国人进行盘查。”

原书原图：雅礼学堂创始人盖葆耐（右）和席比义

但对于玛玛蒂尔达（Matilda Thurston），这个城市充满神秘，充满浪漫氛围。缺少了西方城市的一些喧闹：有轨电车和火车轰鸣声、铃声、机械的嗡嗡声等。因为单个的声音吸引你更多的注意力，特别是到了晚上，寂静的夜晚会被杀猪的尖叫声、婚礼或葬礼的鼓声和巡夜人的锣声给打破。晚上十点以后，当我们聚会完回家的时候，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戏剧里描述的晚上街景。当大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让我们进去的时候，在城门外等着感觉就像是在中世纪，而不是现代，经过城门的时候，被唤醒的士兵用困乏的眼睛看有没有敌人进来。

在长沙短暂停留之后，盖宝耐和胡美就在汉口和牯岭定居下来，同他们的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内务部告诉被委任者：“你们一定要成为汉语方面的专家。尽管需要花很多年学习，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老师彻底精通汉语。如果有需要，你可能在外交事务上得到重用，担任那也只有学者才适合的职位。我们对此次使命有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会不惜一切达到目标。”虽然一字一句的学习都非常的费力，但是胡美似乎掌握的更多；其他人都因方言的多样化和书面语言的难度而失去信心。席比义给纽黑文（编者按：美国古城，东部重要海港，耶鲁大学所在地）的信中写到：“有时候学习这种语言让人变得厌倦，但是非常高兴你对我们有如此高的期望，我们会继续努力完成势在必行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加有耐心学习这种难懂的语言。”

席比义在长沙找到的一个场地，以前是一个大米仓库，有足够大的空间去设立教室、一个小的礼拜堂、学生宿舍和居住小区。美国人本来不确定留在长沙，但是运来了大量的家具、书、衣服和其他行李。重新营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需要一些灵活性，但是，他很快发现，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处理事情，重新放置洗衣机和吸尘器，布设水管和电路等，这些在美国都是理所当然的。劳塔·胡美（Lotta Hume）回忆道：“场面相当复杂，大师傅（厨师）只负责买菜做饭，服务生只负责上菜、点灯和倒垃圾，但不打扫或拖地，苦力可能只负责拖地和打扫，但不会给孩子端洗澡水。我只是名义上的‘国王’，在我的王国里，‘传统’和‘爱面子’胜过权威！”与仆人和中国邻居的日常交流解释了一个世界，对于美国人来说，充满了迷信和无知，而不是公正地对待传教士的工作。

雅礼会的教育工作于1906年正式启动。对于历代中国人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唯一途径——科举考试也在前一年被废除，新式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为勤奋的学生提供学习外语、自然科学和其他传统课程忽略的课程。由于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准备在一所西方学校开始大学水平的学习，先开设了预科。

原书原图：雅礼大学预科的学生在阅读

大大的汉语公告张贴在城市各处，邀请有兴趣的年轻人来学校报名。公告中声明，学校的宗旨是开阔学生的学习、培养品格以及培训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心。学习中国文化教育与学习西方文化教育同等重要，但英语将是主要语言。至于学校的基督教取向，学校用宽容的态度表示：“所有在美国的受托人以及美国教员都是信仰基督教真理的，我们希望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因此，学校有目的的进行礼拜并举行一些宗教活动；但是，学生有充分的自由遵循自己的宗教。”

30个名额有54人申请。他们主要是当地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70美元学费和食宿费。这些学生通常比后来几年入学的学生年龄要大，一些人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解维廉（William Hail）回忆道：“表面上，他们像是尚未消失的老一代的中国人，穿着长袍，额头光亮，头后拖着辫子，几个人甚至留着长长的指甲。”很可能就像年轻的美国学生穿着他们的学位服和学位帽让中国人感觉同样奇怪一样。

原书原图：雅礼校园内的庭院

预备学校原名雅礼大学堂或雅礼学院，于11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席比义首先开始祈祷，然后全体教员唱事先练习过的诗歌——“耶稣是我亲爱牧人”，劳塔·胡美用风琴进行伴奏。然后每个美国和中国教员作简短发言，之后教员和学生彼此面对面站成一排，进行三鞠躬。席比义写道：“我们确实影响深远，在古老的中国开设了一所学校，只要这个国家明确存在，学校在这里就会成为了一个机构。虽然我们毫无经验，但我们尽力制定了课程，将会满足这些勤奋的年轻人的需求。”

原书原图：大米仓库改建的雅礼大学堂教室

很快，教员们意识到纪律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因为对满清朝廷将租界割让给西方列强的愤懑。学生们不习惯别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很容易对他们察觉到的教员的侮辱感到恼怒。办学早期有这样一个事例：学生埋怨来自美国北方的科学和地理老师中文掌握得差。遭到席比义训斥后，全体学生离教室而去。

“湖南学生性格倔强，官员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害怕他们，”马蒂尔达观察道，“如果他们反对公立学校的一位老师，他们不仅嘴上说说而已，还希望能把老师换掉，而且老师通常会被换掉。”学生罢课对于雅礼来说并不特别，学校的基督教支柱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一个类似的意外之后，盖宝耐（Brownell Gage）写信给家里，情绪沮丧。我们已经再次见识到几乎深不可测的傲慢、偏见以及中西方之间的误解。

纪律问题暂且不讲，负责预备学校和学院的盖宝耐发现，新建的学校面临众多挑战之一是教师匮乏。这个问题在1907年7月份席比义溺水身亡之后更加严重。“我们的课程已经凌乱地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会根据教员去安排课程，不会考虑系统培训中涉及的原则，” 盖宝耐在席比义去世后的好几个月里承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学生带出去的人，让他们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包含的元素、力量和生命”。在此后的一年他这样说：“我们需要能够在自然科学的学习中用自己的热情激发学生的教师。”

1910年雅衣协会成员及家属到岳麓山游玩

1909年，为了满足需要，工作团开始用新耶鲁毕业生补充长期任教的人员，以缓解老师的匮乏，并丰富学校的课外生活。但是，年轻的学校还不得不忍受设施不足和处处空间不够的困难。受形势所迫，在教学上不得不采取妥协措施，在发展上予以限制。尽管宿舍拥挤，也不卫生，实验室和图书馆的“设备和图书极不完善”，但是学校却名声四扬。申请入学者人数稳步增长。入学要求如此之大，以至校方负责人将一间教室改为宿舍，而将另一间教室一分为二。盖宝耐有一年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最多招收了六十名学生”。盖宝耐向纽黑文市提交了一份雄心勃勃且详细的发展计划，迫使行政委员会招聘了更多人员，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校园。他强调说：机会众多，我们有机会指导整个省的基督教教育。

原书原图：1915年湘雅校园开工奠基仪式

为了应对长期教师短缺，雅礼会开始于1909年招聘耶鲁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学校任教一到两年。他们被称为“学士”，以区别于协会长期职工，这些学士们提供了额外的人员和新的能量，在课外生活、培训雅礼运动员、组建合唱团和辩论会以及在指导校园里的社会服务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些时候，这些学士们被期望能够承担自己的支持或者能够从他们的耶鲁同学进行募捐以支付他们的工资，并且个人名望和经济状况也在他们的选择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一些人期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1921级学生戈弗雷洛克菲勒（Godfrey Rockefeller）说：“出生于富贵家庭的他，长大后应该为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到了1920年代，高级教员质疑学士对学校所做的贡献。他们有热情，但准备不足，而且不熟悉中国的情况，有时候会导致学生的误解。同时，他们喧闹的社会生活往往与学校的基督信条格格不入。雷文斯（Dickson Leavens）以批评的口气回忆道：“一些战后的学士完全没有达到年轻老师应该有的样子。随着我们自己毕业生的增加，他们完全能够胜任中学或者大学的老师工作，对于理事会来说，他们应该把学士的人数先知道两到三个人，而且他们能够胜任一些专门的教学工作，而且他们可以待两年，而不是一年。很明显，很多人只不过是为了消遣，逃避第十八条修正案（禁令）。

雅礼会的医学部门在胡美莅临后焕发起活力。胡美在印度出生和成长，他比任何其他耶鲁学子更具成功应付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深邃文化差异的条件。他一来就以无穷尽的干劲投入工作团各个方面的工作。预备学校筹建后，他随即将精力灌注在开设一家小型医院和门诊部。1908年春，医院正式对外开放。

胡美是中国医疗和医学传统的敏锐观察者。他理解他所接触的人们对疗效持有根深蒂固的看法，而那种疗效与他所接受的训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胡美在为第一个有钱病人看病时，只对病人一只手腕号脉，而不是像中医惯常那样先后在两只手腕上号脉。那位病人厌恶地快步离去。这次经历使他懂得了挑战的分量。当时支持他工作的当地官员建议他不要为危重病人看病，因为如果有病人死在医疗质量当中，将是灾难性的，可能会引起暴力活动。但胡美很不情愿把他的重患者送回家。可以理解，需要花时间与当地的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直到诊所慢慢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声誉。

原书原图：雅礼医院男人候诊区

起初，胡美单独开业，身兼三职——医生、护士和秘书。不久，曾在上海学过西医的侯医生和专给妇科病人看病的内科医生海伦·盖保耐(Helen·Gage)参加工作。海伦的大姑子妮娜·盖保耐(Nina·Gage)于1909年参加了耶鲁工作团后，创办了护士学校。

1910年颜福庆医生来到学校。他是出生上海，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内科医生。在困难时期，颜福庆的外交技巧成为雅礼会的无价资产。他是西医与中医、耶鲁学子和中国官员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人。他享受与美国同事一样的任职条件，这在当时极不寻常。胡美发现那时他引进的医术在各个方面都不如中医，他经常为中医的医术而感到谦恭。有一次，胡美断定一名妇女如不终止妊娠，新生儿将会夭折，而一位著名中医却保住了她和她所怀孩子的性命。胡美始终没弄明白那成功的中医究竟用了什么草药。经过几年后，颜福庆和胡美成了专业上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

雅礼会因其宗教背景而不得不审慎行事。当地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关于公开传播宗教和当地传教士的活动的警告，而纽黑文的执行委员会却认为使命团宗教性还不够。直至1913年才最后作出教育工作重于福音传道的决定。为了严格强调其社会教育的目标，委员会批准将学校的名字改为“雅礼学堂”。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教育中国的年青一代能够按照行为和科学知识的最高理想来开发他们自己的土地。

原书原图：湖南都督谭延闿（前排左二）与雅礼协会签订建立医学专门学校合作契约后合影，后排左一为胡美

中国雅礼最著名的顾客莫过于毛泽东了。据相关记载，学校搬迁后，毛泽东曾租赁过雅礼位于长沙市中心的一个旧诊所（编者按：应为位于潮宗街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他和几个同伴在那里建立“文化书社”，组织学习小组，并策划了罢黜张敬尧这一重大事件。应湘雅医学院某些学生的邀请，据说1919年暑假期间，他还曾编辑过“新湖南”报，由这些学生来出版。后来，由于刊登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文章而被当局关闭了。

然而，这一趣事并没有引起中国雅礼会的注意，还被当时的某些见证人否认了。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Dewey1920年在长沙参加医学会议期间，曾参观过中国雅礼，他认为：“中国雅礼与中国人民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互助关系，其中不仅是社会团体，还包括大学教员。它在医学教育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建设中的湘雅医院约在1916年。1917年竣工后，能够容纳180张床位，成为长沙规模最大、最抢眼的建筑物，老远就能望见。中国雅礼就建在城墙北部，周围有农田环绕。

原书原图：竣工后的湘雅医院

医院搬迁后，早已为建立医学院做了多年准备的盖宝耐（Brownell Gage）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建校的热情。他在给纽黑文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工作，但学生们还有更大的需求。建院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提醒总部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在湖南创办大学，否则，中国雅礼在传教士中将没有任何威信，更会失去中国人的支持。中国现在急需高等教育，外国教育人员在这当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在这个过渡阶段，我们跟中国人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现在不提供帮助，很快，在中国建立大学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如德法学生不会去上美国的大学一样。”

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雅礼大学于1914年9月正式成立。在课程上，刻意模拟中国当前基督教大学的模式，设立了德国课、西方文明课、数学、自然科学、宗教和教育学等。除了汉语课和中国文学课，其他课程基本上都用英语授课。Gage尽量保证学校的高学术标准和教员的数量，与医疗部门竞争资金。Gage写道：“如果文科学院的职工在追求专业理想方面没有得到鼓励，它就有变成偏科的可能。”到1920年，雅礼大学仅有40名学生，而中学却有159名。

原书原图：1915年雅礼大学教职员合影

尽管办学过程中存在很多艰难，但新校区的落成标志着中国雅礼的所有院校在接下来的10年内都取得了巨大发展和成功。当时的预备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雅礼中学，在当地非常受欢迎。1922年间任系主任的常福亮说：“雅礼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一样，衣服一直在变小。”“当地人的求知欲是那么强烈，去年，有300名学生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湖南人都把雅礼视为孩子的理想学府。”与此同时，医学院和护士学校也在迅速膨胀，其毕业生在湖南，甚至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

办学初期，教员们只要围坐在餐桌旁就能作出重大决定了。十年后，雅礼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预备学校和市中心的一家小诊所，发展成为了一所拥有五个分支院校和广阔校区，师资力量雄厚，并且享有很高信誉的综合性学院，当然，它的资金和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纽黑文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教会性质的管理模式，代之以更适合其学术性质发展的模式——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取代执行委员会制定政策并承担财政责任，同时成立理事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其成员由学术和医学部门的系主任及高级职员组成。董事会要投票选举出一名成员，作为中国事务的执行代表。1923年，胡美当选为雅礼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胡美上任时，中国教育界和整个社会，包括雅礼本身都处在大动乱中。军阀混战使得北京各界政体无力维持社会秩序，也无力对抗日本和欧洲列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激进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基督教教育院校作为西方对中国错误态度的典型，开始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师生们都要求“恢复教育权”——即由中国人取代外国人管理教育，取消外国职工的特殊待遇，取消基督教院校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反映的恰恰是那些为这些院校的建立贡献了力量的人群的不满情绪。有些对教会教育最不满的声音就来自教会院校的毕业生和教职人员。

1924年夏，雅礼大学的一些中国教师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称教会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除了建院之初有几个中国教员得到了较高的任职，就再也没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任职和报酬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学校的管理并不民主，因为重要的决策和财政权始终掌握在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远在纽黑文的董事会手里。

1924年夏季以后，整个湖南省的学生都变得不受控制，其他基督教院校甚至发生了几次学生运动，要求放宽对中国人在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限制。雅礼中学企图通过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手段，对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加以束缚，结果却招来了全校性的学生运动，参加此次学生运动的人数有二百名。关于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问题，教职工看法不一，这在雅礼中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学生运动不仅得到了外地工人运动组织者和激进学生的支持，还得到了长沙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胡美及其资深中国同仁都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哪怕是最小限度地）接受学生提出的要求。但这遭到了其他美国教职工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一旦展现温和的一面，将会破坏学校的主权。最后胡美获胜，但他的地位也因此次争议而大大动摇，不得不进行信任投票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原书原图：学生们正在向士兵分发传单

尽管到春季学生们开始继续上课，但排外运动（包括雅礼12月份的罢课运动）对传教士教育者及其理事会长期以来的惺惺作态发出了极大的挑战。对中国问题持同情态度的胡美尽了最大努力来修复长沙和纽黑文之间的不断恶化的关系。他深信《湘雅协议》所表达的互助合作关系不仅是雅礼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他要求董事们将湘雅医学院的管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分支学校。他写道：“雅礼集团只有一个部门在努力地寻求合作，并且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其他部门尽管教学水平和标准都很高，却没有给中国人积极参与的使命感，也没有给他们可以获得所有权的承诺……这就致使中国人有了这样的认识：湘雅是他们自己的，而雅礼不过是个外国机构。”

西方教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胡美游说议员们减少雅礼对西方教员的依赖。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外国教职工的数量已超过70人，几乎占整个长沙外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胡美的努力下，雅礼破例提升劳启祥（C. C. Lao）进入领导层。尽管如此，即使是在自己的职工面前，即使大多数的矛头是指向他的美国同事的，当外国人在场的时候，胡美还是感受到来自中方的巨大压力，他在给纽黑文的信中写道：“就好像一群印度人或其他外国人来到美国，并告诉他们如何形成和发展美国的教育一样。中国人开始厌烦了。”

在敌对情绪的环境中，胡美认真思索着如何在雅礼继续开展工作的问题，他甚至把问题上升到雅礼是否该再办下去的高度，但他深刻的自我反省并未得到美国同事的认可。他们认为胡美不该那么轻易地对学生作出让步，纽黑文的董事们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开展在这里的工作，为了保存雅礼资助者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会同意胡美关于将权力放宽给中国人的提议。胡美认识到董事们对自己已经失去信任，便于1926年递交了辞呈，董事会对此并无异议。

胡美曾是雅礼的领袖人物，尽管由于他的批评而招来了一些同事的不满，他孜孜不倦的工作还是赢得了长沙和本国许多资助者的尊敬。但由于他的离开，有关雅礼未来发展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使得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民不聊生。1926年6月以后北伐军进入湖南，雅礼的外科医生Phillips Greene写道：“很多战争发生在我们南部，湖南为数不多的几家医院都被伤员占满了。”

外科医生的太太Ruth Greene描述了在苏联成立七周年庆典上举行的大型示威活动。她说：“他们黄昏时分提着红灯笼出发，来到苏联领事馆，又沿着大路，穿过湘雅，来到河边，再返回市区。他们整整用了三个半小时才穿过我们医院。还有不少农民走了两三天的路程来参加示威活动。各行各业从市区鱼贯而出，有银匠、木匠、灯笼匠、地毯匠、铜匠和仆人等七十多个行业，他们都带着蓝玫瑰作为记号，场面异常宏大壮观：黑暗中绵延着几英里长的红灯笼队，其间点缀着几盏绿灯笼和龙灯笼，与军队游行队伍遥相呼应。共产党领导人领着民众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今天是自由日’、‘不再饥饿，不再贫穷’、‘俄国万岁，救苦救难’等口号，后面的人跟着重复，他们喊得声音都沙哑了。”

迫于当时的形势，1927年1月15日，在美国驻长沙领事的建议下，所有美国教员及其家属全部撤离长沙，一些中国的高级教员也避走上海，只留下几个人看守校园。尽管校园看守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未能阻止士兵占领学校。到春季，湖南的所有教会学校在省政府的要求下全部停办。（编者按：停办后的雅礼大学迁至武汉，改名华中大学。1928年雅礼会在长沙恢复办学，邀请长沙其他几所教会合办雅礼中学，并聘请由雅礼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劳启祥代理校长，定名为湖南私立雅礼中学。劳启祥1932年转为校长，直至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启祥被选为长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原书原图：胡美乘火车离开长沙时的场景

1905年胡美到达长沙不久曾给Harlan Beach写信，他在信中乐观地说：“我希望您知道，我每天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来到中国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我看到周围的中国人都在觉醒，他们不愿被外国人统治，他们都是自由、有思想的人。”雅礼一直希望有这样独立思想的人来掌管其教育机构，但控制权转移到中国人手上是个缓慢的过程，并不是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外界煽动的失控学生的压力下而一下子完成的。

摘自 《外国人笔下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陈先枢、于鹏远等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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